戰爭結束了,誰贏了?
特朗普的說法是“徹底的勝利”,伊朗的官方表述是“敵人承認失敗并接受投降”。雙方各自宣布勝利,贏學敘事再度大放光彩。
然而真相卻是一場戰爭結束了,卻沒有人真正贏得它——或者說,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同時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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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前訴求是什么,是否實現了
評判一場戰爭的勝負,最不靠譜的方法就是去看誰的軍旗插得更高、誰的導彈飛得更遠。稍微成熟一點的判斷標準,其實是看戰前的政治訴求是否得到了實現。
特朗普在2026年2月開戰時的目標清單,聽起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推翻伊朗政權、摧毀其導彈工業、消滅其海軍、切斷其對地區代理人的支持,以及確保伊朗永遠不會獲得核武器。到后期,這個清單有所收斂,但核心三條從未動搖——摧毀伊朗核能力、鏟除導彈工業、顛覆政權。
以色列的野心則更為激進。內塔尼亞胡的目標是“消除對以色列的生存威脅”——在這個表述里,意味著摧毀伊朗的核計劃、彈道導彈計劃,還要“為伊朗人民推翻其政府創造條件”。此外,他還要求伊朗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和哈馬斯。
伊朗的訴求相比之下要現實得多:解除國際制裁、釋放數百億美元被凍結的資產、獲得國際社會對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的某種承認。
它沒有指望消滅敵人,甚至沒有指望擊敗敵人,只是希望——繼續維持下去。
戰爭的結尾是:雙方簽署了停火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將重新開放,美國同意解凍伊朗約240億美元凍結資產中的一半(約120億美元),并在特定時期內給予石油制裁豁免,雙方進入60天談判期,將磋商最終協議及全面解除制裁的時間表。
把這張“成績單”和戰前的目標清單對照來看,伊朗實現了什么?
實現了:制裁正在被解除(盡管只是部分),被凍結的資金將要回來一部分,海峽的控制權——盡管有所妥協——被承認,政權繼續存在著,戰時被打散的社會秩序反而在外部高壓下得到了鞏固。
沒實現的:軍事上的損失是慘重的,核設施被炸、基礎設施受損、常規軍力被嚴重削弱,超過50個軍事基地遭到重創,大量精銳指揮官陣亡,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本人也在開戰之初被干掉。但它的核心政治目標——政權存續、制裁解除——在戰場上極度被動的局面下,居然走到了談判桌前,并且拿到了相當可觀的妥協。
統戰價值,確實是打出來的,而不是求出來的。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更得不到。
美國的成績單呢?
實現了:五角大樓宣稱摧毀了伊朗大量的導彈、無人機和海軍防御工業基礎。根據美國情報機構在戰爭期間的評估,伊朗保持了約70%的導彈庫存——這意味著摧毀比例大約為30%。從純粹的軍事殺傷清單上看,這是一場漂亮的戰術勝利。整個戰爭期間,美軍累計打擊了超過1.3萬個伊朗目標,以軍也襲擊了數千個目標。
沒實現的:三大政治目標——摧毀伊朗核能力、鏟除導彈工業、顛覆政權——全部落空。
最核心的政權更迭目標徹底失敗,伊朗不但沒有崩潰,反而“政權核心的凝聚力并未因戰事而瓦解,反而在外部高壓下得到鞏固”。戰爭結束時,伊朗仍然保持著約70%的導彈庫存,核能力猶存,代理人體系未斷。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曾在6月5日的一次采訪中給出一個截然不同的評估,聲稱伊朗約78-79%的導彈能力已被摧毀。這一數字與美國情報機構70%存量的評估存在明顯分歧,也反映出美國政府內部對“勝利”的定義本身就不一致。)
以色列的處境則更加狼狽。戰事開始時,內塔尼亞胡幾乎每天都與特朗普通電話,是美國最親密的戰場伙伴。結束時,以色列被徹底排除在美伊談判之外,甚至連協議的具體條款都是從媒體報道上讀到的。《紐約時報》的結論言簡意賅:美伊協議的內容和以色列在兩場戰爭開始時所設定的目標“相差甚遠”。
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利伯曼的評價是:“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災難。”而以色列議會反對黨領導人拉皮德則警告,“如果報道屬實,這將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令人震驚的失敗之一。”
2.軍事勝利vs.政治勝利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一場在戰場上幾乎全面占優的戰爭,在政治上卻走向了徹底的失敗?
答案就藏在克勞塞維茨那句被反復引用卻很少被真正理解的話里:
“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這位普魯士軍事理論家的洞見其實極其簡單,卻又極其容易被遺忘:戰爭的唯一正當理由是它所要實現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說,國家在戰爭中追求的“不是取得戰爭勝利,而是勝利帶來的東西”。
如果在戰場上贏得再多勝利,卻沒能把這些戰術成果兌換成任何政治收益,那這些勝利就是空的。
美國在戰場上的表現,從純軍事角度看,無可挑剔。在開戰后的24小時內,美軍就打擊了近2000個目標;整個戰爭期間,美軍累計打擊了超過1.3萬個目標,摧毀了伊朗大量的軍事基礎設施,斬首了對方最高領袖和多名高層指揮官。五角大樓的戰報足以讓任何一個軍事指揮官感到驕傲。
可是,這些戰術上的輝煌并沒有轉化為戰略上的成功。伊朗沒有崩潰,反而越打越團結;政權沒有倒臺,過渡甚至出奇的平穩;導彈發射車被炸了,但地下倉庫里的導彈還在;海軍艦艇被打沉了,但對海峽的封鎖線依然存在。這些被摧毀的目標,事后證明絕大多數是可以被替代和修復的硬件,而不是整個體系的運轉邏輯。
伊朗靠什么頂住了?它玩了一場非對稱戰爭。它知道自己打不過美軍的高精尖武器,所以它沒有嘗試在正面戰場取勝。它封住了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承載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運輸的咽喉要道。它用廉價的無人機和導彈持續騷擾美軍基地,不是旨在摧毀它們,而是旨在消耗美軍。一場空襲發射的導彈可能價值幾千萬美元,而伊朗的無人機成本不過幾千美元一架。這種成本落差本身就是一種武器。
這就是不對稱戰爭的本質:弱者無法贏,但他可以讓強者也硬不起來。
很熟悉吧?我們熟讀歷史的中國人很熟悉。
伊朗創造了一個讓美國無法承受的壓力環境。油價飆升——布倫特原油一度突破95美元/桶,航運受阻,彈藥庫存快速消耗。特朗普最初承諾的“速勝”(他曾預期戰爭在數周內結束)變成了持續一百多天的消耗戰,而他恰恰無法忍受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于是,停戰不再是軍事選擇,而是政治必須。
3.石油作為武器
在這場沖突中,霍爾木茲海峽的價值被前所未有地凸顯了出來。
開戰三周內,布倫特原油價格從約65美元飆升至近95美元,最高振幅一日之內超過35美元。全球油市被一場區域沖突徹底綁架。與此同時,沙特、阿聯酋、伊拉克、科威特合計減產約670萬桶/日。
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威脅,本質上是在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制造全球性的高成本。幾艘快艇、水雷和導彈發射車帶來的油價波動,讓全球能源市場陷入了長達數月的恐慌。到停戰前夕,海峽恢復通航的消息一出,布倫特原油期貨結算價立即跌破每桶90美元,為三個多月以來首次——協議正式公布后,WTI原油更是一度跌至80.25美元/桶,跌幅達5.45%。
伊朗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基礎設施遭損毀,通貨膨脹明顯,常規軍力遭嚴重削弱。但這套成本杠桿邏輯奏效了——讓對方付出的代價大到它不得不坐下來談判。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朗的經濟賬面上是輸了,但戰略賬面上沒有輸。
如果說伊朗是通過非對稱戰爭實現了戰略目標,那么以色列就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維度上遭遇了滑鐵盧。
這個維度叫盟友關系。
戰事初期,以色列是美國的平等伙伴,內塔尼亞胡幾乎每天都與特朗普通電話,共同決策。但到談判階段,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核心之外,美伊私下談判的細節,以色列官員無法從美方獲得任何關鍵信息,只能“四處拼湊談判的動態”。
曾擔任內塔尼亞胡代理國家安全顧問的納格爾說:“無論發生什么,特朗普總統總會宣布勝利,一場徹底的勝利。”但在已經披露的協議細節中,“伊朗彈道導彈、伊朗扶持地區代理人武裝這兩大問題,甚至沒有被列入談判清單”。
以色列的處境揭示了一個微妙的轉折:當一個盟友對于戰爭的依賴程度遠遠高于另一個盟友時,弱勢的一方就會從平等的伙伴降格為可以被犧牲的籌碼。美國需要從戰爭中抽身,以色列卻需要戰爭為其摧毀伊朗核能力和代理人的目標服務。當這二者發生沖突時,美國選擇了自己的利益。停火協議的簽署意味著以色列的戰爭目標被正式宣告報廢。
4.那些被遺忘的全球南方
然而,在這場游戲的勝負賬本里,還有一些名字反復出現,卻始終不是主角。
他們是被打疼了,卻沒有被問過疼不疼的那些角色。
海灣國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在戰事中因為設有美軍基地而頻頻遭遇伊朗報復性打擊,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受阻而進出口受限,安全與經濟發展雙線承壓。他們發現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沒有贏得任何東西,只是充當了戰場。卡塔爾研究機構的文章指出,美國在戰事中的表現“正倒逼海灣國家加速防務去風險,減少對美單一依賴”。
全球南方國家更加慘烈。南亞地區因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與海灣僑匯收入,成為受到外溢影響最嚴重的區域之一。有分析指出,這場戰爭將導致“未來四五年全球糧價居高不下”,對“貧困率高、數億人口已經瀕臨饑餓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是沉重打擊”。戰爭推動的天然氣價格飆升,推高了氨和尿素類肥料的價格,而這兩種肥料對玉米、小麥、水稻的產量至關重要——意味著戰爭結束后,饑餓還將延續。
那么,誰會從這場戰爭中獲得收益?
一個看起來有點意想不到的答案:巴基斯坦。
一個曾經被美國懷疑與恐怖組織有染、被視為“不可靠盟友”的國家,如今成為了唯一一個被美伊雙方都接受和信任的調停方。上海交大的學者分析,巴基斯坦能夠成功斡旋,源于其與美伊雙方“相對‘等距’、在有關各方之間角色相對‘平衡’”的地緣位勢。這場戰爭讓巴基斯坦從“受援國”一躍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穩定力量”和“重要橋梁”,增強了它在南亞的地緣話語權。
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受益者:全球能源巨頭。戰爭期間的高油價為雪佛龍、殼牌等公司帶來了數百億美元的額外利潤。
真正輸得最徹底的,是那些在戰爭中根本沒有選擇權的角色:全球最貧窮的人口。
5.我贏了,是最容易宣布的東西
如果我們用最嚴格的政治標準來盤點這場戰爭——
美國實現了不少軍事上的戰術成就,但它戰前設定的最核心的政治目標無一實現。在戰場上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卻在談判桌上輸掉了大部分的東西。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那么美國的這場戰爭就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失敗:它用戰術上的勝利證明了政治上的失能。
伊朗在戰場上損失慘重,但它實現了自己最核心的政治目標:政權保全、制裁解除(至少是部分解凍)。它甚至在這場戰爭中改變了自己的地緣位勢——從“一個可以被邊緣化和遏制的區域性行為體”,轉變為一個“不能再被排除在全球安全決策機制之外”的戰略性參與力量。戰爭暴露了一個深層結構性的矛盾:
現有國際體系沒有為已經證明其不可忽視的地緣影響力的伊朗提供任何有意義的整合機制。而這種矛盾是這一紙停火協議不可能解決的。
以色列是最大的政治輸家。它既沒有贏得戰場上的任何關鍵目標——政權未倒、核能力猶存、導彈威脅未消——又在戰場上喪失了與美國的盟友對等性,在談判中被徹底邊緣化。它從一個“平等伙伴”被降格為一個美軍的分包商,這可能是這場戰爭最殘酷的政治后果。
克勞塞維茨在200年前寫下那句名言的時候,也許沒有想到它會被如此頻繁地遺忘。“戰爭有自己的語法,但沒有自己的邏輯。”語法教你如何造句,但邏輯決定你要說什么話。沒有清晰的政治邏輯作為指引,再精準的戰術也不過是無意義的造句練習。
這場戰爭最殘酷的教訓也許就在于此:當你在一片廢墟上宣布勝利的時候,那個讓所有人決定開戰的、當年被信誓旦旦說一定能夠實現的政治目標,已經不知道丟在了戰火中的哪條街上了。
勝利是最容易宣布的東西,也是最難真正實現的東西。
美伊沖突還沒有徹底結束——60天的談判剛剛開始。但即使談判破裂,即使槍聲再起,一個事實已經無法被改變:這場戰爭的真正贏家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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