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學校，被皇帝親自點名撥款，是什么鬼？

粵秀書院巧得很，學校一開張，就拿到“頂配資源”：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親自下旨，給各省省城書院各賜帑金一千兩。在整個廣州，粵秀書院是唯一拿到這筆“內帑”的書院。

拿到這筆款的粵秀書院，在學海堂崛起之前，就一直穩坐廣東書院頭把交椅，一坐就是近200年。

官辦書院“天花板”

先來看看粵秀書的“簡歷”。

再看看它的“戰績”。

雍正年間廣州唯一獲皇帝撥款的省級書院；

培養人才：梁啟超、胡漢民、宋湘（“嶺南第一才子”）、張岳崧（海南唯一探花）、陳澧等；

辦學宗旨明確：“處則為正士，出則為良臣”；

2018年榮獲“全國十佳國學書院”稱號；

2023年入選《廣州市地名保護名錄（第一批）》。

廣州城里的“省一號學校”

粵秀書院的創辦，背后是康熙皇帝的“書院新政”。

清初，順治皇帝對書院不太感冒，怕民間聚眾講學搞出“異端”。到了康熙朝，風向變了，皇帝覺得，與其禁，不如管。與其讓老百姓自己瞎辦學，不如官府來辦，既抓教育，又抓思想。

于是就有了“官辦書院”這個新潮流。

官辦書院跟傳統私立書院不一樣，經費來自官府撥款，院長由官方聘任，教學內容在四書五經基礎上，加上了“為官之道”的必修課。

粵秀書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

其選址被譽為最好。因它就在布政司后街，緊鄰各級衙門。旁邊就是巡撫、總督上班的地方。

書院的正門有巡撫滿丕題寫的木刻門聯，氣勢宏偉：“化洽唐虞之盛宣五教以撫十州敬敷自遠，道承鄒魯之傳奉諸儒而登一席矜式為先。”《尚書》的典故、《詩經》的文采，全囊括了。翻譯成人話，就是我們這兒是“華南第一學府”，儒家的正統在這兒。

雍正親賜內帑

但真正讓粵秀書院“封神”的，是雍正皇帝。

原因就因那一千兩銀子。

在那個年代，這不是小數目。更為重要的，還有一種官方背書。“欽此”兩個字，無疑成了粵秀書院的金字招牌。

粵秀書院從此掛上開掛檔。雍正、嘉慶、同治三朝屢次重修，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達到最大規模，占地3700平方米，三組建筑并列，前后四進，從大門一路走到最后的御書樓，要走好幾分鐘。

這在當時廣州人眼里，粵秀書院就是今天的“省實”“華附”。那可是全省最難考、最權威、最有前途的學校，沒有之一。

305年前的教育理念，今天依然能打

一所學校的好壞，硬件是其次，關鍵是“軟件”。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位叫馮成修的學者出任粵秀書院山長。他在書院里制定了一份《粵秀書院學約》，成為清代著名的學規之一。

這份“學約”的核心，是“專經義治古文為要”。旨意是提醒學生別只顧著鉆研考試技巧，更要重視經典的理解和古文功底的積累。在那個“八股取士”的年代，這是一種難得的清醒。馮成修后來活到了95歲，被稱為“馮孝子”，一生桃李滿天下。

比馮成修晚一輩的，是馮敏昌。這位廉州（今廣西欽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先后在端溪、粵秀、越華三大書院掌教，是當時廣東教育界的“頂流”。

馮敏昌在粵秀書院掌教期間，對一位來自海南的學生格外賞識。這個學生就是張岳崧。1801年，28歲的張岳崧進入粵秀書院深造，馮敏昌“諄諄教導，讀書窮理乃能為正大洪達之音”。在老師的點撥下，張岳崧學業精進，1804年中舉，1809年殿試中被欽點為探花，成為海南科舉史上唯一的“一甲進士”。嘉慶皇帝得知他來自瓊州時，感慨“何地無才”。

張岳崧后來也當過粵秀書院的山長。這種“師生接力執教”的傳統，在粵秀書院持續了近兩百年。

一個粵秀學子的“學術逆襲”

粵秀書院培養的諸多人才里，有一個人的故事特別值得拿出來聊，此人就是吳蘭修。

吳蘭修，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舉人，后來官至信宜訓導（從八品）。單看履歷，有點普通：既不是進士，也不是大官。

但其實不然。

吳蘭修走的是一條不尋常的路。

他在粵秀書院讀書期間，做了一件讓所有人意外的事。傾盡家財買書。他在書院里建了一座藏書樓，取名“守經堂”，藏書數萬卷。其中有宋元舊本、珍稀抄本，“紙墨奇古”。

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越秀山建“學海堂”，作為粵秀書院、羊城書院、越華書院、端溪書院四大書院諸生研習經史之所。阮元賞識吳蘭修博通經史，任命他為學海堂首任學長。

這雖然不是“官場逆襲”，但從此開啟了吳蘭修用自己的藏書和學問，在清代學術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筆。他所著的《南漢紀》五卷，被史家稱為“十國紀事之書之冠”。

吳蘭修的故事，有力地說明，一所學校真正的價值，不只在于它培養了多少“官”，還在于它讓多少人在精神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一部“晚清廣東名人錄”

粵秀書院的學生名單，拿出來就是一部“晚清廣東名人錄”。

其中，有梁啟超、胡漢民、宋湘、陳澧、梁廷枏、岑仲勉、張岳崧等名人在列。

梁啟超大家知道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戊戌變法的旗手。他在粵秀書院打下了經史根基。雖然他后來成為學海堂的學生，但粵秀書院是他的起點。

胡漢民則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元勛，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早年也在粵秀書院求學。

宋湘被稱為“嶺南第一才子”，詩、書、畫三絕。他在粵秀書院讀書時家境貧寒，“賣文自給”，但學業出眾，被贊為“文中騏驥”。47歲回到粵秀書院擔任山長，是典型的“校友回饋母校”的典范。

陳澧是晚清廣東學術的集大成者，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他早年在粵秀書院求學的經歷，為他后來成為“嶺南大儒”打下了基礎。

梁廷枏是著名學者，鴉片戰爭期間協助林則徐禁煙，越華書院監院。他出自粵秀門下。

岑仲勉是現代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

張岳崧是海南唯一探花。

這些人的共同點，不是他們都當了官，而是不管后來做什么，他們心里都懷有一個“讀書人”的情懷。這個情懷，就是粵秀書院給種下的。

一所舊式學校的新生

1903年，清廷下令“廢書院、設學堂”。粵秀書院于是改為“兩廣方言學堂”。雖然名字變了，但“育人”的使命，還在延續。

再后來，這所學校的“血脈”融入了現代教育體系。它的原址在北京路書院街，建筑早已不在。周邊建起了居民樓、辦公樓。

2013年，在社會各界支持下，粵秀書院在越秀公園內復建，成為廣東省民政廳首家批復成立的書院。

復建后的粵秀書院，依然在延續古老的傳統。舉辦經典講座、開設國學課程、教授琴棋書畫茶道香道。截至2021年，已舉辦超過1300場公益講座和雅集活動。

從1710年到2025年，315年的跨度。一個名字，從“官辦書院”變成了“現代書院”，它的內核一直延續。

粵秀書院三點啟示

粵秀書院315年的歷史，給我三點很深的觸動。

第一，好的教育，是“塑造人”不是“篩選人”。

粵秀書院的辦學宗旨，是“處則為正士，出則為良臣”。翻譯過來，就是在學校里是品德端正的好學生，出了校門是為國家效力的好公民。它把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分數。

這提醒今天的我們，教育的目標不是“考名校”“找好工作”，而是讓你成為一個有底線、有擔當的人。不管將來你在什么崗位上，都能對得起“讀書人”這三個字。

第二，一所學校真正的成功，不是“升學率”，是“校友成就”。

梁啟超、胡漢民、宋湘、張岳崧、陳澧······這些名字放在一起，比任何“清北錄取率”都有說服力。因為他們影響了中國的走向，而不僅僅是“考上了好學校”。

衡量一所學校的價值，不是看它把學生“送”進了哪個名校，而是看學生從學校“帶”走了什么。

第三，“扎根”比“長高”更重要。

粵秀書院原址建筑不在了。書院的“物質形態”消失了。但他的“精神形態”活了下來，活在梁啟超的變法里，活在胡漢民的革命里，活在宋湘的詩文里，活在今天越秀公園的書院里。

一座建筑會倒，一個名字會改，但一所學校在人的靈魂里種下的東西，可以穿越時空。

尋訪指南：去兩個地方感受“粵秀”今生今世

如果你想追尋粵秀書院的蹤跡，可以去兩個地方：

第一站：北京路書院街（原址）

第二站：越秀公園粵秀書院（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