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6月15日訊“李原的童年經歷以及隨校遷移的求學過程，鍛煉了他的反抗精神以及對真理的追求。整個歷程中他目睹了日軍侵華的暴行，農村百姓艱苦的生活，便在心底種下用手中的筆揭露社會灰暗面、為民立言、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信條，這也是他選擇就讀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原因。此后他隨西南服務團南下，參與《云南日報》創刊，都是基于上述的信條。正因為他有著極高的歷史責任感，所以退休后也不愿休息，筆耕不輟撰寫《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等書，他希望能夠將那段他經歷過的歷史記錄下來，為后世提供經驗或教訓。”這是在作為任職李原秘書時間最長的魏盛唐眼中，李原一生最核心的東西。

李原原秘書魏盛唐接受采訪，王詠梅攝

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重走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項目組于2026年2月13日赴云南省昆明市，4月26日赴天津市，圍繞李原南下到云南參與《云南日報》創刊等新聞活動以及此后工作經歷，分別采訪了李原之子岳剛、李原任昆明市委書記時的專職駕駛員張勇，擔任李原秘書一職長達十年的魏盛唐，以期勾勒出這位從齊魯大地走出的革命者的完整畫像，探尋他追求真理，只唯實的人生軌跡。

求學之途：追求真理立信仰

李原，原名岳殿陞，1922年6月生，山東省平原縣曲路店村人，在父親的支持下，得以繼續學業，1937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平原縣中學。同年“七七事變”爆發，年僅15歲的李原在抗日救國的感召下，離別山東故土，跟隨山東流亡學生輾轉河南、湖北，最終抵達四川綿陽的“國立第六中學”。在那段顛沛流離的日子里，他在同學的引薦下加入進步學生秘密讀書會“野軍社”，閱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積極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9年，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確立了畢生的信仰。

李原像，岳剛提供

“父親的人格魅力源自山東人豪爽、仗義、直率的個性”，岳剛說。岳剛是李原的第四子，據他分享，家中有五個兄弟姊妹，從給孩子起名就可以窺見李原剛烈直率的個性。“父親給我們哥四個起名為虎、雷、剛、武，從給孩子起名上，也可以看出父親剛烈的性格和對后代的希冀。虎——虎頭燕頜，雷——雷奔云譎，剛——剛腸嫉惡，武——威武不屈。我們家就一個女兒，起名吳岳，父母姓氏的組合，彰顯父母永結同心的決心。”

岳剛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時間相對較長，對父親李原最為了解。在岳剛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充滿矛盾張力卻又和諧統一的人。岳剛回憶道，父親幼年喪母，在繼母的苛待中長大，這讓他養成了倔強、不屈的性格。

采訪李原第四子岳剛，王詠梅攝

得益于友人的資助與幫助，1941年李原考入了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新聞系。李原不僅認真完成學校課程，還選修“唯心論”的哲學課程，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在燕大，他不僅是學生，更是革命活動的組織者。

燕京大學沒有設立訓導處，學生思想相對自由；加之作為教會大學，國民黨勢力難以深入，反而為進步社團和地下黨組織的活躍留下了空間，校長司徒雷登更是公開說學生想去延安還是大后方，學校都資助。到1948年，校內左派及進步學生已占全體學生的三分之二以上。得益于燕京大學的民主自由學風，在校期間，李原組織出版了《雜伴》墻報，還利用報紙副刊寫雜文批判無政府主義。在中學同學劉清波的推薦下，受邀擔任《沙坪新聞》的“特約通訊員”，報道成都學生運動。

岳剛回憶道：“父親在燕大讀書時，并不是一個死讀書的‘書呆子’，他不僅喜歡廣泛閱讀，還是一個思維活絡、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因為父親知道閱讀的好處，就鼓勵我們多讀書，家里的書特別多，我還曾擔任過家庭‘圖書管理員’。父親在燕京大學的求學經歷和對知識的廣泛汲取，對他后來的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各個崗位上作報告從來不用稿子，這種出口成章的能力，正是源于在燕大打下的深厚功底。”

李原書房一角

童年不幸的遭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求學之路以及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暴行，已使李原心底埋藏的反抗精神生根發芽，他養成了剛烈直率的個性。此外李原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受到燕京大學“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辦學理念的影響，這也正是他一生“只唯實”精神的最初原點——追求真理，獲得自由，最終將一切奉獻于服務人民的事業。這段求學經歷也讓他深知新聞必須扎根于現實的土壤，必須實事求是追求真理。

新聞之路：群眾情懷的鍛造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李原到重慶《國民公報》當實習記者，和南方局青委接上了頭。根據組織要求，李原與同為燕京大學同學的吳舫（原名吳鳳真，后與李原結為夫妻）突破日軍封鎖線，進入中原解放區。岳剛說：“父親和母親在前往中原解放區的路上，同生死共患難，是命運使他們走到了一起，是緣份使他們結為伉儷，是愛使他們牽手至今。幾十年來他們相互支持，共同進退，雖然生活中常有口角之爭，但這是他們‘斗而不破’的相處方式，每次吵架過后兩人依舊可以手牽手的在小區里‘秀恩愛’”。

李原與夫人吳舫的合照

李原和吳舫到達中原解放區后，由于接待人員的要求，需要在填表時改名字，李原想到“這里是‘李先念的中原’”，靈機一動，就改名為“李原”，并終身使用。隨后，他被分配至晉冀魯豫解放區。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全國解放戰爭由此開始。李原與吳舫于1946年7月主動申請調入剛剛創辦的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任地方新聞編輯。

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

1948年9月，李原參加了華北記者團，到西柏坡附近的陳家峪學習，劉少奇親臨授課，強調“黨必須和群眾密切聯系，記者要真實、全面反映群眾呼聲，敢講真話、反對‘客里空’”；早前在同年 4 月，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要求新聞工作者 “到實際中去、到群眾中去，懂實情、講實話”。這兩次重要講話，為李原從事新聞工作確立了根本遵循，也讓他深刻領會了“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核心要義。

魏盛唐1992年至2001年間擔任李原的秘書，當時李原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因此魏盛唐在采訪中稱呼李原為“李原主任”。他向我們介紹說：“1949年2月2日《人民日報·北平版》正式創刊，李原主任參與該報的創刊工作，負責第一版的編輯；根據工作調整，同年3月中旬（3月15日華北《人民日報》在北平出版的同一天），《人民日報（北平版）》改名為《北平解放報》社長為鄧拓，總編輯為袁勃，是中共北平（北京前稱）市委的機關報。李原作為原《人民日報（北平版）》編輯參與到《北平解放報》的編輯工作。”

此為《北平解放報》

千里南下：參與創刊《云南日報》

《云南日報》是中共云南省委機關報，創刊于1950年，報頭由毛澤東主席于1949年夏親筆題寫。當時，新中國宣告成立在即，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揮毫潑墨，專門為遠在西南邊疆、尚未完全解放的云南省報題寫了報頭，足見黨中央對邊疆新聞事業的高度重視和殷切期望。這一珍貴墨寶，也成為《云南日報》辦報史上最具分量的精神財富。

1949年7月，中央決定停辦《北平解放報》，李原隨全體人員奉命南下，支援大西南新解放區。隊伍先集中至南京，編入第二野戰軍組建的“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原《北平解放報》干部隊編為第二大隊第一中隊，李孟北任中隊長，李原任教導員。 隨后，這支隊伍攜帶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云南日報》報頭，向云南進發。

《云南日報》創刊號

“李原主任隨西南服務團西進，進軍開始還能乘火車、擺渡，到了湖南長沙后，經湘黔公路到貴陽，然后又經滇黔公路到昆明附近的曲靖縣，整整的三千里路完全是靠兩條腿走過來的。 每天背著背包行軍至少九十多里，有時達一百零五里。主任說，到貴州后因為山區天氣變化大，雨后的泥濘路不好走，隊伍中北方的同志不太適應，實在走不動了，就靠著樹休息會兒，后來的同志趕到后會好心提醒，讓快跟上不要掉隊，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挺過來的。”魏盛唐說。

1950年2月，李原等一行人歷經艱辛抵達昆明，隨即投入到《云南日報》的創辦工作中。3月4日，《云南日報》正式創刊。創刊初期，報社條件艱苦、設備簡陋、節奏緊張，但報社同志團結合作,同心協力,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這份新生報紙的工作之中。在袁勃、劉希玲具體領導下，李孟北、林鈞和李原被同志們親切地稱為“三大主任”——李孟北負責采訪工作，林鈞負責群眾工作，李原主管編輯工作。不久，李原任副總編輯,李孟北擔任編輯主任。因工作調動，1953年李原調離《云南日報》，李孟北繼續留社工作，并于1956年任《云南日報》總編輯。

李孟北像

作為報社初創領導班子的核心成員，李原將《人民日報》（晉冀魯豫）和《北平解放報》“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傳統帶到了這片邊疆土地，他強調報紙要深入邊疆民族地區，組織通訊網重視通聯工作，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夸虛假。這段經歷，為他后來在昆明主政一方時堅持真理、“只唯實”的工作作風奠定了堅實基礎。

為官之道：對實事求是的堅守

1953年，李原離開參與創辦的《云南日報》，調任云南省委宣傳部宣傳處長，此后歷任辦公室主任、副部長。1957年12月，任云南省大理州鶴慶縣委第一書記。1962年他調回省委，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后升任副秘書長，并開始擔任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秘書組組長。隨著這一職務的轉變，李原成為閻紅彥身邊最核心的助手之一。在給《李孟北評傳》一書作的序中，他寫明了閻紅彥同志對其的巨大影響：“正是由于紅彥同志那種樸實、扎實、不尚空談的思想和作風深深地感染了在他身邊工作的人,特別是孟北和我。”

1957年時任鶴慶縣委書記的李原（左一）參與農業勞動

閻紅彥是1925年入黨的西北紅軍創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9年奉調主政云南。他以“只唯實”為座右銘，在“大躍進”后的困難時期，頂著“左”傾壓力，深入邊疆調查研究，率先向毛澤東上書主張解散公共食堂、恢復自留地、調整社隊規模，被譽為“敢于實事求是、剛正不阿”的典范。李原在閻紅彥身邊工作期間，親歷了這位老一代革命家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如何不顧個人安危、為民請命的全過程。他參與了閻紅彥主持的多次重大調查研究，協助起草了1961年5月9日那封受到毛澤東肯定的“上書”信件，并見證了閻紅彥在“廬山會議”后面臨的政治壓力與堅守。

閻紅彥像

閻紅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講真話”的思想品格，對李原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正是這段與閻紅彥共事的經歷，更加堅定了李原此后數十年從政生涯中“只唯實”的核心理念。

魏盛唐認為，李原在云南鶴慶以及文山擔任主要領導的歲月，生動地詮釋了“只唯實”的精神。

在魏盛唐眼中，李原是一位“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在心上”的好領導。李原曾對魏盛唐講，在鶴慶工作期間，他幾乎沒有在辦公室坐過。當時正是困難時期，邊遠地區土地貧瘠，糧食供應不足。他為了了解所屬村鎮鄉村的實際情況，解決當地群眾困難，經常蹲在鄉下。他的舊挎包里除了文件和筆記本，常年裝著的就是幾個土豆和窩頭，再加一個水壺。林邊地頭就是他辦公場所，在那里他和當地干部群眾促膝交談，深入了解當地百姓生產生活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困難。累了餓了就攏上一堆火，把土豆丟進火堆烤一烤，就著涼窩頭喝幾口水，一頓飯就這樣解決了。

魏盛唐回憶道，在艱苦的歲月，疲憊不堪的李原主任也會有些許快樂。那時他的“交通工具”就是縣委配的一匹馬，由一個通訊員負責養馬。要是去州上開會，騎馬也要走上一天的路。李原主任曾講過一個讓他終生都難忘的故事。“給他養馬的通信員名叫范生，是一位快樂勤勞的白族青年。那時，每當他牽上馬，隨李原主任到偏遠鄉下調研或到州上開會，他都非常高興。一走進深山老林的蜿蜒小路，他就唱起山歌，腳步輕快人也顯得特別精神。可是一走上平路，就顯得沒精打采，有時還會抱怨幾句。開始主任也沒留意，時間一長主任就感覺到了，便問他，是否家里有什么事或是個人工作有什么不順心。范生回答說：‘我是山里娃，不愿走平路，一走平路腳就痛’。范生的回答讓主任大感意外，也讓他大笑不止。”這段經歷，是李原主任晚年常說起的一段難忘的溫馨記憶。

1965年12月，李原任文山地委書記時的工作合照

魏盛唐還談到，李原主任晚年在回憶早年工作時說，“當年在‘大躍進’和‘以糧為綱’的時代背景下，因黨在制定政策方面出現偏差，給群眾生產和生活造成嚴重困難。特別是在因‘浮腫病蔓延死人’的最緊張艱難的時候，省里為了救災，全力解決群眾斷糧的燃眉之急，州和縣里經常沒日沒夜的干，連開會大家都得站著開，因為人只要一坐下累得馬上睡著了。”這種“只要一坐下就睡著”的疲憊，讓李原主任終生難忘。由此，他也深刻意識到，我們黨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相信和依靠群眾，一地一策，不能搞“一刀切”。李原主任說，在當時的形勢下，糧食種植并不是每個地方都適合，比如在山區，地勢高寒就不適合種植水稻等農作物，但是可以發展林業。李原主任說，其實，在糧食生產和種植問題上農民群眾更有經驗，種什么、怎么種，應該多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應向群眾學習。他進而告訴魏盛唐：“當年工作之所以出現問題，就是主觀和官僚主義作祟，脫離了群眾。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作中不實事求是，不搞調查研究，不深入群眾，浮夸冒進，工作是一定辦不好的”。

據魏盛唐回憶，李原主任晚年還經常談到，在那種時刻，面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閆紅彥同志敢于實事求，秉筆直言，頂著壓力，上書毛主席，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云南工作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毛主席做了批示，中央迅速落實。云南省委帶領各州、縣干部群眾克服困難，積極工作，迅速扭轉局面，使當地群眾順利度過難關。

魏盛唐說，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李原主任始終秉持這種實事求，調查研究，相信和依靠群眾的思想與觀念。正是有了這種精神，在全國上下“以糧為綱”的歲月里，李原主任仍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帶領文山的群眾在東山坡上大搞植樹造林，恢復生態使農村生產經營多樣化。他在文山工作距今已過去了近70年了，當年在文山東山坡種的這片樹林至今仍被當地群眾稱之為“李原林”。這也是他學習繼承閆紅彥同志“追求真理，只唯實”最生動的體現，也是他那一代黨的領導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真切的注腳。

1975年6月恢復工作后，李原先后任云南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書記、昆明警備區第一政委，其間曾于1979年至1981年兼任昆明市革委會主任。1981年李原擔任昆明市第一書記。在駕駛員張勇的記憶中，李原最讓人敬佩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硬骨頭”和在民生問題上的“軟心腸”。

采訪李原任昆明市委書記時的專職司機張勇

張勇不僅是李原的駕駛員，更是他深入基層的“同行者”。 在無數個風里來雨里去的調研路上，張勇親眼見證了李原對“面子工程”的深惡痛絕。20世紀80年代昆明遭遇雪災，張勇向我們還原了當時的場景：有人認為向北方調運大白菜來支援昆明這樣一個省會城市，很是丟面兒。李原在車上聽了匯報后批評道：“有什么丟人的？我只要保住民生！”這一句“我只要保住民生”，道出了他不搞“面子工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為官之道。

在推進昆明煤氣工程建設時，因征地問題引發農民激烈對抗。張勇回憶：“開會的時候，甚至有人拿著磚頭堵在會議室門口。”李原沒有動用警力，而是親自深入基層，他理解農民失去土地的焦慮，與群眾面對面談心，給群眾講明白其中的緣由，最終成功化解了矛盾。他還指示報社立刻發稿，及時將昆明煤氣工程要開工的消息傳遞出去，以正視聽，穩定民心。

1981年，李原任昆明市委書記期間調研照

1983年10月，李原工作調動至天津任南開大學黨委書記。岳剛給我們看了他在日記中記錄下來的一段真實場面：“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這天，昆明南窯火車站人頭攢動，二百多名父母親的戰友、朋友、同志、同事、親友自發到車站為父母送行，父親包含熱淚連連作揖，母親紅腫著雙眼頻頻招手，那個悲壯的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火車站送行圖片

筆耕不綴：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后，李原歷任天津市第七屆政協副主席、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等職。在南開大學工作期間，他明確提出“用改革的思想辦學，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辦學主張，積極推進教學科研改革，尊重知識、尊重才，為南開大學的發展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1993年6月從領導崗位退下后，他仍關心天津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熱心公益事業，筆耕不輟。2015年3月14日，李原在天津逝世，享年93歲，按他生前遺囑，他和夫人骨灰分成三份，一份葬在他曾工作過的文山，一份撒入渤海，一份葬在他心心念念工作生活了34年云南昆明。

李原（右一站立者）在南開大學參加教授新黨員座談會

李原在天津任職期間的秘書魏盛唐，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于李原晚年生活的場景和細節。

魏盛唐回憶：有一年去四川采訪，到了宜賓一處風景區——竹海，觀景臺在山頂，主任當時八十多歲了，吳舫阿姨身體也不太好。當地陪同人員出于好意和對領導出行安全的考慮，提議讓主任和夫人坐景區兩人肩扛的“滑竿”上山。魏盛唐知道主任的脾氣，試探著和他說。話未說完，主任便嚴詞拒絕：“這滑竿別人都可以坐，唯獨我和吳舫不能坐！”隨行人員和魏盛唐便不敢再出聲。說到這里，魏盛唐聲音哽咽，說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李原主任就是這樣一位時刻把人民放在心上，事事處處從群眾利益出發的好領導！”

有一次魏盛唐隨李原回云南文山參加州慶活動。其間，李原主任為了解當地農村經濟發展和群眾生活的實際情況，提出要去農貿市場看看。魏盛唐說：“主任很關心民生問題，他說市場是最能反映民生的。”一進農貿市場，一位老菜農一眼就認出了李原主任，驚訝地問道：“李書記，您是李書記吧？”李原主任笑著問道：“你怎么認得我？”菜農回答說：“當年我在鄉供銷社工作過，我見過您！”老人的回答讓魏盛唐和州里陪同人員都非常驚訝。這位曾在文山任職過的“李書記”，即便已經離開這里40年多年，依然被當地的百姓認出來，深深記在心里。這一幕，讓隨行的魏盛唐和當地干部深受觸動。魏盛唐深情地說：“只有把群眾當親人的人，才會被群眾永遠記在心里！”

魏盛唐回憶，李原主任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他耗時七載，八易其稿，寫下了《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此外，與閻紅彥夫人王騰波合編了《閻紅彥同志講話集》，還留下了《云嶺三十年——五任省委第一書記浮沉記》、《困惑與尷尬——一個大學黨委書記的五年工作反思》、自傳《一個炒不爛的知識份子》等手稿。

李原晚年撰寫的部分書籍

在魏盛唐看來，李原寫書絕不僅僅是出于對閆紅彥的個人感情，而是站在了一個更高的歷史維度。他深知那段歷史的沉重與復雜，作為親歷者，他懷有一種極高的歷史責任感。他想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讓他們了解那個年代的真實樣貌，從中獲得認識和反思。

為了撰寫《只唯實》，李原搜集了許多資料。魏盛唐說：“李原主任在他動筆之前就已經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了，搜集整理的資料裝滿了一個四門的柜子。他親筆記錄的手稿和他多年搜集的資料，再加上案頭放的那些參考書籍和史料真是堆積如山。有時候為了核實一個具體的時間和一句話，他都要采訪多人，交叉印證，以使所寫內容翔實可靠。”

“李原主任為了寫《只唯實》這本書，先后采訪了150多位當事人，就像一個新聞工作者在做深度調查。通過閱讀你會發現，《只唯實》這本書的標題簡單明了，文字表達樸實祥切，語言通俗易懂，內容選取兼具史料價值和新聞價值。”魏盛唐動情地說：“李原主任寫作極具新聞思維，可以說他就是一個新聞人！”

2003年6月15日，李原81歲生日時在昆明家中留影，手中的書為他新著《只唯實》

關于寫作的艱辛，魏盛唐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1996年前后，李原主任為采訪閻紅彥夫人王騰波，住在四川省委辦公廳的招待所。七月份的成都，天氣潮濕悶熱。當時所住的招待所條件特別差，空調時好時壞，噪音也特別大。李原主任不顧這些困難，一頭扎進工作中。他身穿背心短褲，桌子上堆著資料，旁邊放著一條毛巾和一個喝水的杯子，坐在藤椅上伏案寫作，從早寫到晚。空調壞了就一手扇扇子一手繼續寫。中午休息一會兒，下午接著寫，有時寫到很晚才休息。作為秘書，我時不時地過去看一下，見到他這種工作狀態，十分擔心。我說您這可不行，得注意休息，可他還不愿意我打擾他。有時候我過去一看，很晚了他還沒睡下，仍在寫。”魏盛唐擔心他的身體，勸說也無效，只好向王騰波求助。最后在省委領導的過問和勸說下，才換了條件較好的省委招待所。這種近乎“苦行僧”般的寫作狀態，支撐它的，正是那一代共產黨人對黨的事業高度忠誠，展現的是他們追求真理、堅定信仰的赤子之心。

魏盛唐在李原身邊工作多年，他回憶，李原主任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必須講真話，不搞虛頭巴腦的東西。他常說的話是：“要做老實人”。這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

著名歷史學家、文獻學家來新夏教授在詳細閱讀《只唯實》后，給予了極高的學術評價。他指出，在大量“傷痕文學”式的傳記回憶錄中，此書“獨出機杼”，是少數能“將傳主置于歷史大環境中，立足求真求實，占有詳細史料，保存一代信史”的佳作。

李原（右）與來新夏的合影

來新夏教授認為，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實事求是精神作為紅線貫穿始終，將傳主閻紅彥從一位歷史人物，“升華到一個革命者更高的精神境界”。他特別稱贊書中記錄了如“金華事件”中腫病死人的慘狀、公共食堂的真實困境等“千金難求的歷史評價”，認為這些記述“不僅是一部單純用以撫平傷痕的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映現一個時代的歷史圖卷，也是可以作為論事證史的史料根據”。

來新夏教授尤其激賞全書結尾處那段振聾發聵的“天問”——“十年的耳聞目染，真能籠統的形似一下子全部推倒？”他認為這是全書的“點睛之筆”，充溢著睿智，它引領讀者進入歷史的沉思，并最終指向那個唯一的答案：“讓實事求是的思想光芒永存。”他感慨道：“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從一滴水窺測到大海的波濤，從而引發自己認真的思考！”

李原的一生，從一個燕大新聞系學生到抱著追求真理、解放勞苦大眾革命理想，最終跟著共產黨堅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無論是作為參與創辦紅色報紙的新聞人，還是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高級領導干部，以及直到晚年還秉筆直書的黨的歷史的忠實記錄者，他的思想脈絡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追求真理，只唯實！（文：韋正鳳，王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