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日的夜，北京氣溫已逼近零下10度。中南海燈火通明，剛剛通過的《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送抵中央各部委，文件提出“今后嚴禁公款吃喝”的字樣格外醒目。幾乎在同時，京西賓館里，一場氣氛頗為熱鬧的聚餐進行到尾聲。主人是總參謀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總參謀長楊勇，將軍們聚在一起，為老戰友餞行，也歡迎新副總參謀長張震報到。席間無山珍海味，只是幾道家常菜外加兩瓶茅臺，可賬單寫下來的數字仍舊是400元。當時，普通工人月工資不過40多元，這頓飯相當于一戶人家大半年開銷。

楊勇結賬時，讓值班參謀順手開了總參的正式發票，此舉在場的人并未覺得有何不妥。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干部作風積弊猶存，類似的吃飯方式在京城并不稀奇。可正因如此，一張看似普通的票據第二天便被送到了中央紀委的信訪窗口。舉報信幽幽一句：“高級干部帶頭公款吃喝，文件精神何在？”

1月5日下午，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收到材料。他把信讀完后沉思片刻，隨即把文件放到桌角：“查。”陪同匯報的工作人員提醒：“黃老，這里面有楊勇、張震、李達幾位上將，要不要緩一緩？”黃克誠抬頭，語調并不高：“黨紀國法是天，不分職務高低。規定剛下，若不動真格，誰還信？”話音剛落，他要求紀委檢查組立即向總參了解情況。

與黃克誠的堅決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總參大院里顯得有些悠閑的氛圍。1月7日，張震剛搬進辦公室，手頭尚未熟悉各種報表，就聽到小道消息——“紀委要來”。當天傍晚，他徑直來到楊勇宿舍。“老楊，咱們有麻煩了。”他低聲說。楊勇正在翻閱地圖，聞言一挑眉：“哪門子麻煩？幾碟小菜而已。”張震把舉報內容一字不漏復述，末了補上一句：“黃老態度很硬，說誰出主意誰掏錢。”楊勇啪地合上地圖，嘆了口氣：“黃老有點小題大做了吧？這規矩剛出，很多單位還在摸索。”

但楊勇并非毫無顧忌。1月8日清晨，他派人去財務科了解餐費報銷流程，試圖補交費用。同日，總參政治部也收到紀委電話，要求提供相關發票復印件。風聲漸緊，楊勇心里沒底。1月9日晚，他終于決定親自登門解釋。“還是去見黃老。”張震提出的方案得到了認可，兩人約定次日動身。

1月10日上午，黃克誠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敲響。老將軍抬頭看到戰場上曾并肩沖鋒的楊勇、張震，臉上沒有寒暄，直接問：“飯誰定的，錢誰報的？”楊勇坦率回答：“主意是我出的，賬經我簽字。”黃克誠示意兩人落座，語速不快：“文件里寫得清清楚楚，為什么敢頂風？”楊勇支吾片刻，仍舊辯解：“過去大家都有類似做法，沒想到這回——”黃克誠打斷他：“不是什么‘這回’，從去年12月28日中央下發文件起，規矩就定了。不能因為過去錯就繼續錯。”

短暫沉默后，張震表態：“我們愿意退賠費用，愿接受通報。”黃克誠點頭，又補了一句：“黨風問題看似枝節，實則根本。越是老同志越要當表率，這才能服眾。”

當天下午，中央紀委向中央軍委遞送處理建議：責令楊勇退賠全部餐費，財務重新入賬；對總參在機關通報批評；并提醒各大單位對照檢查。幾小時后，軍委批示同意。1月12日，總參紀委在全軍處級以上干部會議上公開通報此事，引起不小震動。有人私下議論“400元算什么大案”，卻不得不承認：黃克誠的狠勁敲響了警鐘。

事情看似結束，卻遠未止于文件。1月底，中央紀委組織干部作風調研組下到五大軍區，重點檢查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北京、南京、廣州三地陸續曝光若干類似問題。每一次通報，總有人提及那張400元的發票——它成了風向標。

對楊勇而言，心理沖擊更直接。2月初，他召集機關黨委會，談到作風建設時語氣沉重：“我帶頭犯了錯，也得帶頭改。今后任何接待，嚴格按標準，各部門輪值監督。”話說完，他批準把總參機關食堂的菜單價格張貼在顯眼位置，供來訪人員核對。官兵看在眼里，對這位粗獷直爽的老將軍多了幾分敬意。

而黃克誠的身體狀況卻因超負荷工作日益吃緊。1980年3月，他在一場會議間隙突然胸悶，被緊急送醫。醫生建議到南方靜養，他擺擺手：“文件還沒落實到底，走不開。”張震與楊勇獲知病情，前往醫院探望。楊勇開口就勸：“黃老，休息幾天也不影響大局。”黃克誠輕輕一笑：“紀律松口子，就像堤壩缺一磚，早晚出事。我這把老骨頭還撐得住。”

1981年，中央紀委總結兩年來工作，公款吃喝明顯收斂，被查處案件數量下降近一半。會上，有人提議對黃克誠的貢獻寫進報告。黃克誠看過草稿，只刪了一段表揚語：“別把個人抬太高，制度才是根本。”他留下的批注只有一句：“黨風之事，常抓才能常新。”

回望這場始于一張400元發票的整治行動，許多老干部后來感慨：“若非黃克誠當時頂著壓力開刀，習以為常的陋習恐怕要蔓延更久。”從1979年到1986年，黃克誠一共主持或參與制定、修訂黨紀條文20余項，牽頭查處違紀案件2500余起，直至1986年12月28日病逝。噩耗傳來，楊勇、張震在病房外默然無語。那年冬天，北京又飄起了雪，兩位將軍沒有再談“400元”的舊事，他們明白，規矩已根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