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中國基礎研究發展的大好時機。”

近日，丘成桐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多次強調“從0到1”的探索性、原創性研究在基礎科學中的重要性。他認為，開展“從0到1”的研究，核心驅動力源于人類對大自然的好奇，“將基礎科學研究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戰略科技難題，這很重要，也一定要解決，同時，也要為自由探索留出空間。”

他特別強調，要培養年輕一代鉆研學問的志趣、對大自然奧秘的探求之心，只有如此，才能培養出頂尖的學生與一流的學者。

丘成桐（受訪者供圖）

采訪中，丘成桐也談到了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如部分評價機制過度側重物質激勵，較少邀請國際專家對標評審等。他特別指出，僅憑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指標去衡量最前沿的研究，是不適用的。

1970年代，丘成桐證明了卡拉比猜想(Calabi Conjecture)與廣義相對論中的正質量猜想(Positive Mass Conjecture)，并開創了現代數學的核心分支——幾何分析，時至今日，仍深刻影響著微分幾何、理論物理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因在幾何、拓撲、理論物理等領域做出諸多奠基性成就，1982年，丘成桐榮獲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 (Fields Medal)，成為首位摘得這一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華人學者。

下為專訪實錄，略經編輯。

基礎研究要給從0到1留有空間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基礎研究的重要價值？

丘成桐：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的召開，規格很高，體現出國家對基礎科學的重視，也讓全世界曉得，我們發展基礎科學的決心。

基礎科學是什么，大家看法不盡相同。大部分基礎科學研究都要對國家、對社會有重要貢獻，眼下中國面臨不少“卡脖子”難題，我們做基礎科研的人要幫忙解決。

但是，我們不能一直走跟隨別人的路。假如永遠是別人出題，我們去改進，即便超越，依舊會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基礎科學研究有一部分可以這樣，但不能全部如此。

許多人講，國內科研“從2到100”做得不錯，但“從0到1”的探索能力、原創能力明顯不足。我們做基礎研究，既要為國家、為人民服務，也要為“從0到1”保留自由探索的空間。有些研究內容在當下看似沒有實用價值，但做了以后可能會對大自然的奧秘與規則有更清晰的了解，而興趣，正是“從0到1”最重要的動力。

20世紀初，科學界開啟了量子力學的研究，當時只是想解開原子結構、量子效應的謎題，從未想過這一研究能夠徹底改變電子科技、工業儀器等領域，影響了整個世界。直到今天，很多“卡脖子”問題仍然與量子力學有關。

所以，基礎科學既要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也要為自由探索保留空間。

澎湃新聞：國內“從0到1”的原創突破仍顯不足，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哪些？破局的關鍵是什么？

丘成桐：不只是物理、數學等基礎學科，工程技術也是一樣，往往是別人開辟出一個重要方向以后，我們馬上跟進，甚至做得比他們還要好。但是，到目前為止，真正由我們自己第一個做出來、自己開創的方向，屈指可數。走出原創的“第一步”，是整個基礎科學發展的重中之重。

數學史上很多重要理論，起初可能大部分不解其意，后來才逐漸發覺其重要性。很多年輕人缺乏觸碰這類問題的勇氣。一方面，這類研究周期漫長，一個并非主流的想法，可能要等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顯現其價值，研究者可能連基本的科研經費都難以申請到，甚至影響到職稱晉升等，對于大多數人，自然不想碰、也不敢碰。另一方面，基礎研究本就道阻且長，人們看不到短期回報，慢慢就失去了興趣。至于興趣，需要從小培養，要讓學生真正對學問產生興趣、對大自然的奧秘心生向往，缺少這份“驅動力”，永遠培養不出一流的研究者。

現在很多人做學問的初心變了，研究的出發點變成追求各類學術“帽子”等功利化的目標。我們當年做學問，不向前走就毫無退路，現在的年輕人生活至少無憂，外部壓力卻讓他們更容易陷入焦慮。同時，家長和社會也對孩子過度保護。整體做學問、做科研的風氣亟待轉變，中國才能夠在基礎科學上真正有所成就，實現原創性的突破。

澎湃新聞：這是否也反映出學術評價體系中存在一些問題？

丘成桐：目前鼓勵學者做學問的機制，有時過于側重物質激勵，對學術本身的價值范圍關注不夠。一些高校只給有“帽子”的學者提供優厚的薪水及住房津貼，這就導致很多年輕學者不得不為了“帽子”而努力。

另外，中國學術界的評審制度較少征求國際專家對標評審。在哈佛，長聘教授的評定要在全球范圍內請同行評議，但國內評審大多局限在國內，甚至本校范圍。

坦率講，我們目前具備“從0到1”突破能力的人還比較少。不過，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很多海外歸來的學者把新的理念和方法帶了回來。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只能依賴海外力量，國內學者也在逐漸脫穎而出，關鍵在于要有真正懂行的專家，最終的方向怎么走，主動權在我們自己手里，但至少要聆聽這些專家是怎么講的。另外，即便引入國際評估，我們不少院校仍然以論文數量、影響因子高低等作為標準，這樣的方法對于最前沿的探索研究，是不適用的。

我們要鼓勵國內高校的年輕學者樹立更明確的目標，至少有一小批的年輕人，有志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者，做出真正突破性的工作，能夠引領學術界發展，影響數學乃至整個基礎科學未來數十年的走向。

現在是中國基礎研究的大好時機

澎湃新聞：2025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3.92萬億元，基礎研究投入接近2800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達7.08%，創歷史新高，但還遠低于發達國家15%-20%的水平，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舉個例子，日本雖然以工業立國，但他們在基礎科學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涌現了像湯川秀樹（?1949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日本首位諾貝爾獎得主）?、朝永振一郎?（1965年因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基礎工作，與朱利安·施溫格、理查德·費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等一批科學家。19世紀日本的數學研究水平還遠不如我們，但到了20世紀初持續發力，至4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數學家。這也提醒我們，做研究不能只盯著眼前或未來5年的短期應用價值，而忽視了基礎研究——它的影響往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才會顯現。

基礎科學的投入其實并不算高，這類研究大多依靠思考與推演，主要靠學者的腦力和紙筆。當然，高能物理這類實驗可能花費高一些，但國內各大科研機構也完全可以負擔。通常來講，只要拿出全社會研發投入的10%，用于基礎科學中最基礎的部分，就足夠了。目光要放得長遠，為未來布局。

澎湃新聞：您一直關心對優秀青少年的選拔，這對于做好基礎研究有何作用？

丘成桐：我在清華大學求真書院五年了，每周一我都會講數學史，挑選近300年來最重要的數學家，講他們的生平。基本上，這些數學家都在十二三歲這個年紀就開始對數學產生興趣。中國基礎科學的未來在這些小孩子身上，他們年紀小，思維不受定式約束，有更大的可塑性；等到年紀漸長，思維模式逐漸固化，再想做出“從0到1”的開創性工作，難度會大很多。因此，對年輕人的選拔和培養要趁早。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這樣的做法違背義務教育、違背公平，但用同一套標準要求所有學生，反而會埋沒這些難得的好“苗子”，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們應當創建系統化的選拔與培養機制，讓百分之一有天賦的學生接受專項培養，這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是真正的公平。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一名真正的科學家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如何理解科學家精神？

丘成桐：首先，要有開放的視野。其次，要有扎實的學問，再難也要把基礎學科學好，數學尤其關鍵。同時，要重視交叉學科，也要注重人文修養，培養通才。

有開創性的想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美國的學生會問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很有趣，逐漸就走向了創造性的研究。中國學生更傾向于循規蹈矩，不敢發問。我們要保護孩子們的好奇心，鼓勵他們大膽思考，主動發問。

科學家精神，說到底，就是為了探尋大自然的奧秘，找尋科學的客觀規律，而非謀取個人名利。我們要給科研人員一個能夠憑興趣探索自然、鉆研學問的環境，讓他們守住這份初心。不能讓年輕人一生的志趣都圍繞拿“帽子”、當院士，得到諾貝爾獎。做學問的目標，應當是發現大自然的真與美。

澎湃新聞：我們了解到，您正在積極推動中國香港申辦2030年國際數學家大會（ICM 2030）。目前申辦進展如何？您如何看待基礎研究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

丘成桐：國際數學家大會每四年舉辦一次，這是國際數學界規格最高的會議，全世界幾乎所有重要的數學家都會參加，他們會拿出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來交流討論。我們申辦ICM 2030，與日本、英國的競爭十分激烈。我們期望大會能夠在香港舉辦，以此帶動香港乃至中國基礎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一些傳統科技強國在基礎研究的影響力、投入有所減弱。而中國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反而在持續提升，已為全球所關注。眼下正是中國基礎研究大有可為的好時機。香港在語言、生活環境等方面獨具優勢，對海外學者而言更為便利，可以成為對接全球學界的“橋頭堡”，吸引大批海外一流學者前來交流、任教，進而帶動內地高校和科研機構，不斷深化國際合作。

這些頂尖學者往往是某個研究方向或領域的開創者，我們的年輕學者、學生，甚至是小孩子，都有機會和他們近距離交流、學習，了解相關領域最前沿的研究是怎樣的。

我一直鼓勵年輕人要多走出去，這可能比邀請學者來訪更為重要。早年德國盛行游學制度，就是讓大學生在讀書期間可以到不同大學交流觀摩，往往在過程中能收獲一些靈感。我認為中國的年輕學生也應該如此。世界各地的學術發展各有特色，我們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也要曉得全世界的學術發展的趨勢，打開格局，中國的基礎科學方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