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國首宗個人破產清算案塵埃落定。當事人呼新月在走完四年免責考察期后，獲法院裁定免除未清償債務，標志著我國首位自然人“破產人”實現“經濟新生”。與此同時，最終20%左右的整體清償率，超出了債權人的預期；一個破產案件化解了涉及7名債權人、上百萬債務的潛在訴訟，大大節約了司法資源。債務人擺脫困境、債權人利益得到保護、司法資源得以節約，這一“三贏”的局面，凸顯了個人破產制度的現實可行性，以及進一步探索的價值。

個人破產，遠不止于債務豁免，更是一項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的制度設計。從經濟效益看，截至2026年5月，深圳破產法庭五年試點共受理個人破產案件869件、審結809件、化解債務2.85億元。大量原本可能長期沉淀在執行系統中的“僵尸案件”，通過破產程序得到了集中、高效的清理，節約了大量的司法成本。從社會效益看，個人破產制度讓“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從債務泥沼中解脫出來，重新成為社會生產力的積極貢獻者，同時減少乃至消除潛在的社會矛盾。

對債權人而言，個人破產制度并非零和博弈。例如對于銀行債權人來說，在傳統追債模式下，往往需要通過訴訟執行、持續催收等手段長期追債，不確定性極高、回收率極低。而在破產程序中，法院介入使債務清理進入法定流程，回收預期就從“不確定”轉為“確定”——在呼新月案中，銀行方面就對“竟然還能收回部分債權”感到欣慰，對高于常規不良資產回收率的清償率更是喜出望外。

這些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個人破產制度值得探索推進。目前，我國尚未正式實施全國統一的個人破產制度，現行《企業破產法》并未涵蓋自然人破產。這一制度空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缺乏統一的個人征信平臺和大數據庫，難以有效支撐制度運行；二是傳統法律文化束縛，“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觀念根深蒂固，公眾對“破產免責”存在天然的道德疑慮；三是司法資源配置不足，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個人破產案件專業性要求高，法官普遍缺乏審理經驗。

然而世異時移，如今進一步探索個人破產制度的條件和時機日益成熟。一方面，居民杠桿率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因投資、創業失敗等原因導致個人債務危機的情況并不鮮見。如果一旦背債就難以翻身，勢必會抑制創新創業活力。另一方面，深圳、廈門、溫州等地已開展多年個人破產方面的制度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些已較為成熟，可以適時穩妥地擴大試點。更重要的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為改革指明了方向。近年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連續呼吁加快個人破產專門立法；2025年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將連帶個人債務人納入破產程序適用范圍，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當然，任何新制度都難免引起疑慮和爭議，個人破產制度需要直面多方面的挑戰。當前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避免制度被濫用為惡意逃廢債的工具。在這方面，深圳筑牢多重防線的實踐提供了有益經驗：立案前設置申請前輔導，引導債務人如實陳述；審理中進行穿透式核查，對負債原因、財產變動全面調查；考察期內逐月監督收支，呼新月小到12.5元公交費均需如實申報；懲戒上多部門聯動，對虛假陳述、轉移財產等行為堅決不予受理或駁回申請。深圳還上線“深破繭”系統，實現全流程信息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數據顯示，目前深圳破產法庭審結的減免債務案件中，未發現存在破產欺詐情況。這表明，制度漏洞可以通過完善的設計和嚴格的執行有效堵塞。

除了制度層面的防濫用機制，社會認知的引導同樣重要。長期以來，“破產”二字在中國社會語境中帶有強烈的道德負面色彩，人們往往將它與失敗、賴賬等畫等號。事實上，個人破產制度保護的是“誠實而不幸”者，而非“不誠實”者；它給予的是重新開始的機會，而非逃避責任的捷徑。并且，這個機會的門檻之高、監督之嚴、代價之大，遠超普通人的想象。要扭轉公眾認知偏差，需要司法機關和媒體協力普及上述法制知識和道理。當然，也要強化“破產事前風險教育”，以免部分人誤以為“反正有破產制度兜底”，進而落入過度負債的陷阱。

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不僅要懲罰失信者，更要善待誠信者；不僅要維護債權人的利益，也要激發債務人的潛能。全國首個破產人獲得“經濟新生”，是一個里程碑和新起點。對于初見成效的個人破產制度，我們應抱有更開放、理性的心態，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穩步推進。但愿這項備受公眾期待的制度創新，能為更多“誠實而不幸”的人點亮希望，為社會發展注入更多活力。

（作者系第一財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