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一組數據引人注目：依法撤銷997名不適格父母監護人資格，同比增長66.7%。這組數據的背后，是近年來多地發生的虐童事件。什么樣的父母算“不適格父母”？全社會應為被“不適格父母”傷害的未成年人做些什么？

“不適格父母”背后的焦點問題

北方某市人民法院審理過這樣一起案例：于某長期酗酒，不工作，經常毆打子女，導致4歲的兒子左臂肱骨骨折，2歲的女兒骨盆骨裂，經鑒定均為輕傷二級。盡管其妻李某多次報警，但于某毫無悔改。最終，于某因涉嫌犯罪被羈押，李某向法院申請撤銷于某監護人資格。法院經審理認為，于某長期毆打、虐待未成年子女，嚴重危害子女身心健康，已不再適合繼續擔任監護人，依法撤銷其監護人資格。

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發布一起案例：2021年3月，吉林省梅河口市一女子在某燒烤店內生育一女嬰，隨后將女嬰遺棄在露天垃圾箱內，后來該女嬰被當地兒童福利院撫養。這名女子因犯遺棄罪被判刑，卻仍不履行撫養義務，其近親屬亦無撫養意愿。梅河口市兒童福利院申請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并請求擔任女嬰的監護人。

民法典第三十六條明確撤銷監護人資格的三類情形：一是實施嚴重損害被監護人身心健康的行為；二是怠于履行監護職責，或者無法履行監護職責且拒絕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導致被監護人處于危困狀態；三是實施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其他行為。

“在實踐中，我們會根據情節嚴重程度先判斷是否通知家長開展家庭教育指導，還是向家長發送家庭教育指導令。”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法官汪樣介紹，如果相關行為情節嚴重、經教育督促仍不改正，或監護人對被監護人實施刑事犯罪，繼續由其擔任監護人會嚴重危害孩子身心健康，將依法判決撤銷監護人資格。

湘潭大學法學學部副部長肖峰認為，依法撤銷不適格父母監護人資格，凸顯了以未成年人利益為本位的理念，代表著法律對保護未成年人客觀效果的重視。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撤銷“生而不養”父母的監護人資格。受訪業內人士認為，相對于“‘生而不養’父母”的提法，“不適格父母”的表述雖然語義相近，但意義更為深遠，既強調了監護人的資格問題，也反映了法律對兒童保護的標準正在提高。

東部某地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例顯示，一對夫妻離婚后，法院判決兒子小鴻由父親宋某撫養，但母親付某拒絕履行判決，將孩子藏匿長達3年，致使本應就讀小學的小鴻未能接受義務教育，最終宋某向法院申請撤銷付某的監護人資格。法院認為付某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小鴻的身心健康，侵害了其合法權益，依法撤銷其監護人資格，指定宋某為監護人。

值得注意的是，判決后，付某曾兩次向法院申請恢復監護人資格。根據民法典第三十八條規定，除對被監護人實施故意犯罪的情形外，確有悔改表現的，經申請并在尊重被監護人真實意愿的前提下，法院可視情況恢復其監護人資格。小鴻明確表達了不愿與付某共同生活的意愿，故法院暫未恢復付某的監護人資格。

撤銷監護權，不等于免除父母的撫養義務。山東載熙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張娜介紹，根據民法典第三十七條，依法負擔被監護人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銷監護人資格后，應當繼續履行負擔的義務。因此，無論是否具備監護人資格，父母都應當承擔孩子的生活、教育和醫療費用。

撤銷“不適格父母”監護權仍有難點

現實中，監護侵害多發生在家庭內部，私密性強，很多未成年人往往不敢、不能、不會求助。

在汪樣審理過的3起監護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普遍存在不敢說、無法求助的困難。肖峰指出，精神虐待、長期忽視等“無外傷型”侵害難以被識別，大量隱患被“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所掩蓋。

家庭內部侵害直接證據少，未成年人陳述易被質疑，反復詢問還可能造成二次傷害。在深圳福田法院近期審理的一起家暴案中，孩子被父親長期毆打致輕傷二級。即便公安機關出具告誡書，其父仍以隱蔽方式施暴，相關部門取證與固定證據難度大。

張娜坦言，精神虐待、長期監護缺失等行為缺乏明顯證據，難以形成完整證據鏈。民法典中關于“嚴重損害”“危困狀態”的標準難以量化，人身侵害與財產侵害的分級認定、因果關系判定缺乏細化規則，司法裁量空間大、統一裁判尺度難。此外，雖然近親屬、基層組織、民政部門等可申請撤銷“不適格父母”的監護權，但在實踐中，“不愿告、不敢告、不會告”的情況普遍存在。

中部某縣人民法院2023年曾審理一起11歲男孩因父親酗酒被棄養、輟學失學案。男孩姑姑雖有監護意愿和能力，卻顧忌姐弟親情不愿起訴，最終由民政部門和檢察機關介入才啟動相關程序。多名法官、律師反映，近親屬怕得罪人、基層組織缺乏動力，導致不少案件無人申請。

監護權撤銷只是第一步，長期安置與康復更棘手。汪樣等表示，福利機構可能無法覆蓋未成年人成長的所有需求，撫養費執行、新監護人監督、親子關系平衡等環節缺乏閉環機制，孩子易陷入“二次困境”。因此，破解撤銷監護權實踐難題，必須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構建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后保障一體化機制，讓法律底線更清晰、保護網絡更嚴密、救助安置更穩妥。

來源 | 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