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許年年，二十六歲。

去年我從上海搬到了舟山一個島上。不是去旅游，是去住。

很多人問我為啥，我說上海太吵了。其實不是吵，是有一天我站在地鐵換乘通道里，周圍全是人，擠來擠去，我忽然透不過氣。

不是身體上的那種，是心里頭的。就覺得這么多人，沒有一個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我在這是干啥呢。

那個島叫蝦峙島，特別小，從沈家門坐船要一個半小時。

島上就一條主路，一個菜市場，一個衛生所，一個小學，小學里頭只有十二個學生。我租的房子在島的東邊，一個小院子，兩間平房，一年租金兩千八。

你沒看錯，一年兩千八。在上海連個次臥都租不到，在這能租一個院子。

剛搬來的時候隔壁阿婆天天扒著墻頭看我。她說小姑娘你一個人來這干啥，是不是躲債。我說不是。她說那你是不是感情出了問題。

我說也不是。她想了一會兒，很認真地問我，你是不是寫書的。我說我不是。她很失望，把頭縮回去了。

后來熟了，她時不時給我送點東西。今天幾個雞蛋，明天一把小蔥，后天半條剛打上來的帶魚。我給她錢她不要，我就幫她干點活。她院子里種了好多菜，我幫她澆水拔草。

她蹲在田埂上跟我說，她兒子在寧波打工，一年回來一次。我說那你一個人不冷清嗎。她說冷清啥，島上一百多號人，都是老家伙，熱鬧得很。

我在這邊找了個活。島上有個快遞代收點，原來是個小賣部，老板娘兼著管快遞。后來快遞多了她管不過來，我就去幫忙。

一天工作四個小時，分揀快遞，發短信通知取件，有人來拿就幫找。一個月八百塊。加上我在網上接點零散的設計活，一個月兩千出頭，夠花了。

島上的人取快遞特別有意思。他們不緊不慢的，短信發出去兩天才來拿是常事。有個大爺來取快遞，我找了半天找到一個長條形的紙盒子。他當場拆開，里面是一根釣魚竿。

他舉起來對著太陽看了看，說這竿子好，碳素的。然后他回頭問我，小姑娘你會釣魚不。我說不會。他說那我教你。

第二天下午他真的來了，扛著兩根魚竿。我說我上班呢。他說我跟老板娘說了，放你半天假。老板娘在旁邊嗑著瓜子點頭。我就這么被他帶到碼頭邊上坐了一下午。

魚沒釣上來幾條，但他講了一下午的話。說他年輕時候是跑船的，去過日本韓國菲律賓，后來腿不行了就回來了。

說現在島上的年輕人全走了，就剩些老家伙等死。說到這里他頓了一下，提了一下魚竿，說但是我跟你講小姑娘，等死也不能干等著，得找點事干。

我坐在礁石上，腳底下是海水晃來晃去。太陽快落下去的時候整個海面是金色的，那種金色不是城市里燈光那種黃，是鋪天蓋地的，從天的這邊一直鋪到天的那邊。

我忽然覺得心里那個堵了很久的東西松了一點。就那么一點，不多，但是感覺到了。

前幾天隔壁阿婆病了。發燒，三十八度五，我去看她的時候她躺在床上，臉紅紅的，嘴唇干得起了皮。我說阿婆我送你去衛生所。她說不用不用，躺一天就好了。

我沒聽她的，跑到村里借了輛三輪車，把她扶上去，蹬著三輪車往衛生所去。

那個三輪車是腳蹬的，不是電動的。我蹬了大概二十分鐘才到衛生所，腿都軟了。

衛生所的醫生給阿婆打了針，開了藥，說要觀察幾個小時。我坐在衛生所門口的長椅上等著，手機快沒電了，也沒帶充電寶，就干坐著。

衛生所對面是一片空地，長滿了野草，中間立著一根旗桿，旗子在風里啪啪響。我盯著那面旗子看了很久，腦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沒想。

阿婆打完針出來，臉沒那么紅了。她坐在三輪車后頭，我蹬著往回走。

天已經黑了，島上的路燈隔好遠才有一盞。她忽然在后面說，小姑娘你叫啥名字。

我說我叫許年年。她說年年，好聽。又說年年你對我這么好，我又不是你親奶奶。我說你也不是我親奶奶，但我生病的時候我親奶奶早就不在了，我想照顧她也照顧不著了。

阿婆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她說，那你就把我當你奶奶。

我沒回頭。不是不想回頭，是風太大了，眼淚剛冒出來就被風吹干了。我使勁蹬著三輪車，鏈條咯吱咯吱響。

今天早上我去阿婆家送早飯，她坐在院子里頭曬太陽，膝蓋上放著一個布包。她招手讓我過去，說年年我給你看個東西。

我蹲下來，她打開布包，里面是一張老照片。黑白的那種，邊角都磨毛了。照片上一個年輕女的梳著兩條辮子，站在一艘漁船前面笑。

我說阿婆這是你。她說嗯，十九歲時候照的，剛嫁過來。

我看著那張照片發了好一會兒呆。照片里的阿婆跟我差不多大，眼睛亮亮的，下巴尖尖的。

她那時候肯定也想過好多事吧。想過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樣的，想過要去什么地方，想過會遇到什么人。后來她就在這個島上過了一輩子。

阿婆把照片放回布包里，慢慢包好。她說年年，你以后還會走嗎。

我說不知道。

她說走也行，不走也行。反正你想回來的時候，這個院子還在。

我把手里的碗放在地上，蹲在那沒站起來。院子里頭那棵柚子樹結了小青果子，陽光穿過葉子碎碎的灑在地上。海風吹過來，不冷不熱的，剛剛好。

我想我大概不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