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們很容易對美國民主的現狀感到沮喪。特朗普政府無視法律的推進速度之快，常讓人覺得難以阻擋：拒不執行法院命令，起訴政治對手，從國會手中攫取權力。

在新一屆政府上臺初期，也常常會讓人懷疑，美國人是否過于自滿、過于安逸、過于麻木，或者過于恐懼，以至于無力扭轉這股強硬治理傾向。

但在用一年時間采訪了五大洲100多名不同觀點人士和活動人士之后，可以看到，美國的應對力量比很多人意識到的更強。

面對一個幾乎不把法治當回事的領導人，已有多種被證明有效的方式可以加以制衡。如今，美國各地的人們正在參與其中的許多行動，匯聚成一股鮮明、活躍且每天都在壯大的反抗力量。

我們采訪的幾乎每一位持不同觀點者——無論是剛果一名曾幫助向一位有意走向強人式治理的領導人施壓、最終迫使其下臺的學生，還是一位在被操縱選舉中努力核實真實票數的委內瑞拉母親——都指出，應對強人式治理的關鍵，不是某一種單一的政治策略，也不是某一場抗議游行，而是“集體執拗”。

政治學者瑪麗亞·J·斯蒂芬將其概括為：人們共同提高失當執政行為的代價，向國家機器的齒輪里不斷撒沙子，讓它運轉失靈，最終停擺。這種“集體執拗”，體現在明尼阿波利斯。當地居民聯合起來，保護鄰居免遭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突襲，最終促使移民執法人員撤出這座城市。

這些做法，都是那些曾在海外應對高壓統治的人熟悉的策略。恰恰是在常識似乎會勸人退回更小心、更封閉、更自我保護生活的時候，面對強控制環境的人們反而擴大了自己的共同體。

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權最強大的時候，往往是它的領導者成功讓公民因恐懼而服從的時候。要擊敗它，歸根結底是一場人數之爭：加入抵抗運動的人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埃麗卡·切諾韋思主導的研究，非暴力反對運動通常會在至少3.5%人口參與時取得成功。

但這3.5%的人，不能只是出現在某一場抗議集會上。正如塞爾維亞資深活動人士斯爾賈·波波維奇在《革命藍圖》一書中所寫，他曾參與領導一場在21世紀初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運動：“大型集會并不是點燃運動的火花，它其實更像是勝利巡游?！?/strong>

一些高度集中的治理者會刻意把邊緣群體作為打擊目標，因為他們知道，這些群體通常規模不夠大，難以單獨改變局面。真正嚴肅的反對運動，要求那些并非政治打擊對象的人站出來，為遭到針對的人采取行動。這些行動不必驚天動地，也不必充滿英雄色彩。它們可以很小、很具體，也可以發生在人與人的日常聯系中。

后來，一名在紐瓦克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拘留中心德萊尼大廳外幫助家屬的志愿者，來尋找能做西班牙語翻譯的本地人。會說雙語的坎波斯說，“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正是我能做的事”。

第一天，她幫忙翻譯門口警衛與在外等候家屬之間的對話。家屬們描述的拘留中心內部情況讓她難以置信：食物難以下咽，房間冰冷卻沒有毯子，正當程序保障也不足。美國國土安全部否認了這些說法。很快，她開始開車接送需要前往拘留中心的家屬。那里位于一處偏僻的工業區。她還陪同孩子進入中心探望父母。

如今，坎波斯白天上朝九晚五的班，晚上和周末又開始“第二班”，協調志愿司機，幫助家屬應對拘留中心不斷變化的探視規定。志愿者們還提供尿布、嬰兒配方奶粉、超市禮品卡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幫助那些失去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

上個月，倡議人士和家屬表示，德萊尼大廳內的被拘押者曾發起絕食，要求改善醫療服務，提供像樣的食物和飲水，并改善衛生間衛生條件?？膊ㄋ购推渌驹刚咄ㄟ^在拘留中心外晝夜守夜，幫助把他們的訴求傳遞出去。

后來，國土安全部以設施外的抗議活動為由，暫時禁止訪客進入。包括坎波斯在內的志愿者隨即轉移到附近一座教堂，繼續向家屬發放物資。

被拘押者尚未實現全部訴求，但他們至少讓外界注意到他們所說的惡劣處境。國土安全部官員則表示，并不存在絕食。政界人士已要求進入該中心，并呼吁將其關閉。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已經釋放了部分被關押在那里的青年和孕婦。新澤西州總檢察長也已提起訴訟，要求獲得進入該中心進行衛生檢查的權限。

許多美國人仍在摸索，究竟該以什么方式反抗特朗普政府：尋找最值得參加的抗議活動，或者投出最關鍵的一票。但抵抗首先始于一種決定，它既關乎政治，也關乎精神。即使這樣做艱難而且有風險，也要擴大自己愿意承擔責任的人群邊界，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該對誰負責。

眼下需要的，不只是一個行動清單，更是一種新的取向——一種貫穿日常生活的姿態。那些能夠熬過政治壓制的人，那些能夠保護民主制度的運動，依靠的都是重新定義“我們”所指何人的能力。

幫助跨性別人群在美國境內遷移的“超越關懷網絡”創始人雷梅利婭·杰卡洛普說：“強控制環境的邏輯，是我們如何能少為彼此做一些事，卻依然心安理得。應對這種環境的關鍵之一，就是不斷追問：我們還能為彼此多做些什么？”現在，每個人都該這樣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