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回到1968年，22歲的劉艷杰跟著同伴坐了三天兩夜悶罐車，抵達湯原農場。那一年，她把城市戶口往挎包里一塞，心里卻憋著勁：“城里不缺我，荒原缺人。”黑土地松軟、野草比人高，她照樣卷起袖子搶修水渠。天黑了，身上濕透，她蹲在火堆旁，笑著說：“沒事，土里蹭蹭就干凈。”
一年后，農場需要把骨干抽調到更偏僻的普陽分場。大卡車轟鳴著離開，她自告奮勇跳上車。朋友問她圖啥，她擠出一句：“干得越遠，家里就越省心。”家里那會兒七口人靠父親52元工資過日子，多一張嘴就是多一分壓力。她心疼父母，也想在更艱苦的地方闖一闖。
普陽分場的活計比想象里難。翻地、種豆、開荒，一鍬下去盡是凍土石塊。可劉艷杰偏偏愛跟自己較勁，睡前要把鐵锨擦得發亮；冬天零下三十度，她一早掏出霜凍的馬料，和畜牧工人擠進牛圈哼歌。隊里評先進，幾個男娃服氣：誰也干不過這個哈爾濱姑娘。
轉折出現在1976年。國家開啟知青返城安置，原先同來北大荒的小伙伴紛紛收拾鋪蓋，往車站跑。劉艷杰的調令也送到了手上，可她卻把紙條壓在箱底，因為心里那個身影已經扎根。
陳建華，是普陽本地農工，天生聾啞，卻把力氣全壓在農具上，犁地、修渠、打草垛，沒有用不上的時候。知青里把他當“小老大”，農活干得精，性子又隨和。一次機緣，兩人結伴割草，暴雨突襲，陳建華脫下棉衣罩在她頭上，自己渾身透濕。劉艷杰抬頭看他，那個覆著雨水的笑，比荒原的天空都闊。
媒人其實早跑過來“撮合”，她沒答應。她犟，想著自己回城肯定要忙事業，何況他又說不了話。可后來要走的那天夜里，她收拾行李，望見陳建華蹲在門口，沖她比劃兩下：手心合攏，又指著自個兒心口。那一刻，剛毅的知青忽然紅了眼眶。第二天，她把調令撕了。
9月，秋風卷過豆秸垛，兩人辦了極簡的婚禮。場部湊了幾條長凳，炊事班搟出一盆面條，噼啪鞭炮聲里，他們在黑土地前立下誓言。消息傳到哈爾濱，劉母坐在屋里掉淚：“哥幾個都回來了，就你……”可話到嘴邊又咽下，她知道閨女主意大，橫豎認定的路，八頭牛也拉不回。
婚后生活，說不上風光，卻牢靠。陳建華心靈手巧，淘木板打柜子，拔草藥醫小孩，啥都自己上。劉艷杰忙完田里活，進炊事班掌勺，咸菜土豆讓她做出滿屋香。兒子女兒先后出生，缺肉吃，她就把全家唯一的老母雞請上灶臺；孩子想喝罐頭，丈夫推著獨輪車跑四十里地去團部賒貨。鄰居打趣：“艷杰可是賺了，找了個好老實人！”她抹汗笑笑，從不接話——日子在手里才算數，嘴上的褒貶隨風。
1980年代，分場改為國營農場，機械化推廣，許多老職工考回城，她再度得到機會。干部勸她走：“孩子上學也方便。”她猶豫許久，終究沒簽字。打開信寫給母親：“我走了，他怎么辦？”母親理解女兒的執拗，時不時寄來棉衣、油票，也搬來一起幫著帶娃，不再提返城。
歲月推著人向前。到了1990年代，北大荒變成“北大倉”，糧食年年豐收，農場分紅讓家底漸厚。劉艷杰卻守著舊習慣，省吃儉用，全攢學費。大女兒考進齊齊哈爾醫學院時，她只說了句：“咱家能拿得出。”那晚，她和老伴在炊事班灶口烤土豆，照著火光樂得合不攏嘴。
小女兒繼承母親爽快秉性，干脆留在農場開起雜貨鋪。陳建華給女兒釘貨架，隊里小工看傻了：這位老爹不說話，卻把活干得比誰都漂亮。劉艷杰在旁邊看著，心里踏實。
轉眼進入21世紀，老兩口都退了。農場領導挽留不住，只能送上一株小白樺作為紀念。女兒們商量后，在哈爾濱買了套70平米的二手房，把父母接進城。劉艷杰沒有推辭，歲月跑得快，陳建華的腰腿被多年的勞作壓彎，城市醫院近，省得折騰。
可一到夏天，兩人還是鉆回那塊熟悉的黑土地。半截魚竿、一只舊木舟，在響午的江面晃悠悠；晚上點個馬燈，院子里玉米秸下的土豆噼啪作響。有人問：“都進城了，還回來干啥？”她答得輕描淡寫：“習慣了唄，種點菜，打點魚，順手就過了。”
劉艷杰今年74歲。舊照片里，年輕的她扎著羊角辮，腳蹬解放鞋，臉被北風劃得通紅；身旁的陳建華憨笑著，比劃著“心”字。她說，當年若是回城，也許會有別樣的生活；可一想到這片育她半生的黑土，一想到他，就再沒有第二種選擇。
廣闊天地并非口號，而是一場漫長考驗。有人沿著鐵軌回到城市霓虹，她卻把青春、婚姻甚至皺紋都留在黑土地。幾十年翻耕，她的信念只有一句：人得對得起自己的選擇。如今站在自家院子里，她經常拍拍仍舊黑亮的泥土，輕聲說：“啥活兒都得有人干，沒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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