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于明熹宗學問的評價，和其執(zhí)政能力差不多，兩極分化嚴重。一些人覺得他大字不識一筐，連奏章都需內(nèi)侍代讀講解；另一些人卻認為他是低調(diào)藏拙，實際水平不比寒窗十年的三榜進士差。

認為熹宗“目不識丁”，主要源于他尷尬的啟蒙經(jīng)歷。

受“爭國本”的影響，神宗不僅把長子朱常洛出閣讀書的事情拖了很久（成為太子后也停過），這自然也影響到小一輩的朱由校。神宗不僅兩次回絕禮部奏請皇長孫出閣講學的提議，在其出生后的十五年里也沒有給他指派老師的記錄。

朱常洛繼位后，朱由校在這方面的待遇也沒啥“好轉(zhuǎn)”。因為只當了二十九天皇帝的朱常洛，沒時間去規(guī)劃和安排兒子的教育問題。嚴格來說，朱由校在正式登基前沒有接受過明廷的正規(guī)教育。

但啟蒙以及學習并不能和“出閣讀書”劃等號。

在明朝出閣讀書不僅是讓皇子（皇孫）接受文化教育，還意味著承認其政治地位、鍛煉處理政務（包含禮儀活動）和應用權力的能力，即允許他們正式與外朝文官接觸并組建班底（如侍奉太子的詹事府、隸屬宗藩的長史司等）。

所以不能出閣讀書，更多在于限制皇子的權力地位，而不是不允許他們學習。

而且早在宣德朝，皇帝就在內(nèi)廷組建了內(nèi)書堂并委派翰林、大學士系統(tǒng)性地教育宮中精英宦官們讀書。奴仆們都能學習，皇子們更沒有不能學習的道理了。比如劉若愚的《酌中志》里就有相關記載：

先帝髫齔（八歲）時，教習書仿者，光廟（明光宗）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 ……

不僅其父朱常洛安排親信宦官負責教習，宮中其他宦官也主動予以學習上的支持和輔助（這也是巴結皇位繼承人的機會）。而且從朱由校登基后的表現(xiàn)來看，也說不上厭惡或者排斥學習。

從正統(tǒng)朝開始，明廷確立了針對皇帝教育的“經(jīng)筵制度”，每年朝廷在春秋兩季（各三個月）為皇帝開辦專屬講習（由翰林或大學士主講）。講習分為每月三次的經(jīng)筵（旬講）和每日一次的日講。

注：經(jīng)筵和日講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參與規(guī)模。日講只有經(jīng)筵講官、起居注官和內(nèi)侍幾人參與；經(jīng)筵則是除全部經(jīng)筵官員（包括禮儀官員）之外，在京大學士、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勛貴等均需參與（旁聽）。

據(jù)《明熹宗經(jīng)筵日講述論》的統(tǒng)計，朱由校在位的八個年度里，共舉辦經(jīng)筵（旬講）19次、日講160次。其頻率在明朝諸帝中雖不能居于前列，但也排不到末尾。而且經(jīng)筵講的都是皇朝核心的政治、倫常、道德理論，真要是目不識丁，聽都沒法聽。

但向后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nóng)戰(zhàn)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nóng)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nóng)，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 … 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zhàn)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明熹宗實錄·卷七十八》

以上面這段批復袁崇煥奏報屯田和招降后金為代表的諸多諭旨，是一些朋友評價熹宗學識過人、深藏不露的例證。

但這忽略了一個問題，從正統(tǒng)朝開始，諭旨不僅基本不是皇帝親擬，很多時候也不是皇帝構思。因為這是皇帝的專屬“秘書”內(nèi)閣和司禮監(jiān)的工作 – “票擬批紅”。正式外發(fā)的圣旨、諭令，最多只能表明皇帝暫時不反對這么做。

天啟的學識水平到底如何，可以從經(jīng)筵以及他“身邊人”那里找到些旁證。

天啟三年正月，禮科給事中彭汝楠奏請在經(jīng)筵中增入《資治通鑒》。這不是覺得皇帝歷史讀的少，而是皇帝現(xiàn)在主修的還是《帝鑒圖說》。一本張居正為方便年幼的神宗學習，而編撰的圖文故事匯（圖片 + 短篇故事）。

劉若愚在回憶先帝（熹宗）時評價其，“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孫承宗為了提升弟子的學習效率，不僅要求經(jīng)筵講官降低“講章”難度，還希望天啟在聽講時能不懂就問 ……

注：明朝經(jīng)筵先由講官上呈講習內(nèi)容，即“講章”。不少翰林、大學士為了炫耀學識，會把講章寫得華麗繁雜難懂。另外經(jīng)筵也有很重要的禮儀目的（向臣民宣告經(jīng)典的重要、求治的決心等），所以也要求皇帝在聽講時少言、少動。

清初文學家朱彝尊在《明詩綜》里評價過三份熹宗親筆的書法造詣，“今觀三敕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nèi)監(jiān)”。這既可旁證熹宗并不是目不識丁，也可以旁證熹宗并不是學富五車。畢竟在古代，一個人的書法是可以跟學問劃約等號的。

可能不少人會拿熹宗操縱閹黨來證明其學識和能力，其實這個地方恰恰反證了熹宗的不足。

一個皇帝統(tǒng)御龐大的皇朝，除了需要一套穩(wěn)定的政治制度和官僚系統(tǒng)，還需要懂得權力制衡，不能讓臣屬們抱團成一塊。而天啟是明朝諸帝中，唯一一個讓朝堂里形成一家獨大局面的皇帝。

首先，“閹黨”不是純宦官團體，大量骨干還是來源于官僚系統(tǒng)。其次，魏忠賢等宦官雖必須依附皇權，但不代表就會時刻忠心皇帝。更不代表宦官大權在握后，就對皇權、皇朝只有好處。真要是這樣，太祖和成祖?zhèn)冊绨殉⒗锏墓倭徘蹇論Q成宦官了。

整個天啟朝，軍事壓力沉重、九邊嚴重欠餉，朝廷財政趨于破產(chǎn)。在這種情況下熹宗還要力排眾議，費巨資重修三大殿。這是一家獨大的英明決定么 ……

寧遠、寧錦大戰(zhàn)后，明廷不檢討戰(zhàn)爭得失，反而裝裱并大肆封賞。依附閹黨的幾千人獲蔭錦衣世職、魏氏一門三爵，能極大鼓舞大明的斗志么 ……

為九千歲“祠頌”（建生祠）演化為明朝的“指鹿為馬”后，朱由校這個皇帝應該覺得大明在蒸蒸日上么 ……

所以熹宗不是目不識丁，但也不是什么學富五車的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