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長一夜變科長，摘了誰的“官帽子”？

——江蘇“處改科”背后的官場邏輯與治理清醒

文丨上官同君

（王牌智庫首席專家、董事長）

導語

當“處長”一夜之間變“科長”，

摘掉的究竟是誰的“官帽子”？

江蘇淮安、無錫、南通等地，近日悄然掀起一場“正名”之風——市局委辦原以“處”命名的內設機構，統一調整為“科”，“處長”變“科長”。閃電新聞對此評價道：“砍掉‘官帽子’虛名，‘處長’變‘科長’，不是降格，是務實。”

一句話，炸了鍋。

有人私下嘀咕：“干了一輩子熬成處長，一夜回到科長前?！庇腥伺氖址Q快：“本來就是個科級崗位，戴什么處級帽子？”更有人冷眼旁觀：“改個名字而已，換湯不換藥。”

但作為長期深耕地方政府頂層設計的智庫觀察者，筆者要說：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改名”，而是一場對行政體系“身份錯位”的集體糾偏，是正確政績觀教育從“課堂”走向“考場”的生動實踐，更是地方治理回歸常識、回歸法治、回歸務實的標志性轉身。

名不正則言不順：

誰把“科級”穿上了“處級”的馬甲？

先厘清一個基本事實。

根據我國機構編制管理規定，省級人民政府行政機構的內設機構稱處、室，為正處級；設區市級人民政府行政機構的內設機構稱科、室，為正科級。縣級人民政府行政機構的內設機構稱股、室，在地方編制慣例中稱股、室，對應為正股級工作層次。

地級市下屬局為處級建制，局內設機構應為科級。按此規定，地級市局委的“處”，其行政級別應為正科級。然而“處長”這一稱謂，在公眾認知和行政慣例中，對應的卻是正處級。

一個正科級的崗位，頂著一頂正處級的帽子——這便是“名”與“實”的長期錯位。

淮安的案例最具說服力：商務局原綜合處處長郭曉瑾，改任綜合科科長；財政局原預算處處長凌冰，調整為預算科科長。職務沒變、職權沒變、級別沒變——變的只是一個“處”字。但恰恰是這個字，讓多少干部在外出對接、公文往來、群眾認知中，享受著“名不副實”的行政溢價？

有人說：“叫處長怎么了？反正大家都知道是科級?！贝搜圆钜印Ｃ质侵贫鹊拈T面，稱謂是規則的刻度。一個“處”字的泛濫，看似無傷大雅，實則在日復一日地侵蝕行政體系的嚴肅性與公信力。

正如有輿論指出：“按規定國家部委下設司局、司局下設處，省廳下設處（室）、處（室）下設科，而市局本身就是處級單位只能下設科，縣局是科級單位其實應下設股，這么多年股已經見不到了，科也少了，處卻多如牛毛，越叫越亂、越叫越大?！?/p>

“處”改“科”的本質，是讓科級的歸科級，讓處級的歸處級。這不是降格，是歸位；不是折騰，是正名。

正確政績觀的“試金石”：

不看口號看行動

當前，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正在全國機構編制系統深入開展。中央編辦明確要求，要將“立黨為公、為民造福、科學決策、真抓實干”的學習教育總要求，落實到機構編制工作的全過程、各方面，一體推進“學、查、改”，在深學、真查、實改上下功夫。

“處改科”的落地，恰是這場教育從“課堂”走向“考場”的生動實踐。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在機構設置上動輒“拔高”“戴高帽”——明明只是科級建制，非要掛上“處”的牌子。說到底，是 “官本位”思想在作祟——覺得叫“處”更有面子、更有分量、更顯地位。這種心態，恰恰是需要糾治的政績觀偏差。

南通市交通運輸局根據市委編辦通知，將局機關內設機構“處”統一調整為“科”。無錫市外辦的歐非處、亞太處改為歐非科、亞太科。淮安市商務局“原任處長、副處長職務自然免除，不再另行發文”。

沒有搞變通、沒有打折扣、沒有留尾巴——這種“一刀切”的執行力，說明正確政績觀教育不是停留在文件里、會議室里的“虛功”，而是真刀真槍地落到了機構編制的“實賬”上。

“帽子”摘了，“里子”才會更實。“處長”變“科長”，表面上少了些“官威”，但實際上讓干部從“名”的虛耗中解脫出來，把精力集中到“實”上來。

全國推廣：

時機已到，阻力何在？

江蘇并非“第一個吃螃蟹”的。早在2020年，江西南昌就已啟動此項工作，要求“市直黨政群機關凡以‘處’命名的科級內設機構一律調整為以‘科’命名”。南昌市衛健委的組織人事處、財務審計處、體制改革處等十幾個“處”，一夜之間全部改為“科”。

更早的2019年，甘肅蘭州、海南?？诘鹊匾惨迅M。蘭州市南北兩山環境綠化工程指揮部的人事處、水利工程處等全部更名為科；海口桂林洋經濟開發區“內設機構稱謂為‘處’的統一更名為‘科’，原正、副處長改任正、副科長，級別維持科級不變”。

從蘭州到南昌，從海口到江蘇——一條“處改科”的時間線已清晰浮現。這說明什么？說明“處改科”不是一時興起的“政治秀”，而是一場蓄勢已久、漸次鋪開的制度回歸。

那么，全國推廣的契機已經到來了嗎？

筆者認為：時機已到，但阻力不小。

契機有三：

其一，政策窗口已經打開。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正在全國機構編制系統深入推進。中央編辦要求“聚焦8個方面政績觀偏差，全面深入查找機構編制工作中存在的政績觀偏差問題”。“處改科”正是“查”與“改”的最佳切入點——切口小、落點實、見效快。

其二，先例已經探路。南昌、蘭州、海口、江蘇多地已經蹚出了路子，證明了“處改科”完全可行——不增加財政負擔、不觸動人員編制、不影響工作運轉，只需一紙文件、一份勇氣。

其三，民意基礎已經具備。公眾對“處長滿天飛”的亂象早有微詞，基層干部對“名不副實”的稱謂也心知肚明。捅破這層窗戶紙，順應的是民心，回歸的是常識。

阻力同樣不可小覷：

阻力一：面子阻力。最直接的障礙，是干部的心理落差。“處長”變“科長”，在官場語境中無異于“降格”。盡管級別不變、待遇不變，但稱謂的降維打擊，對習慣了“處長”光環的干部而言，是一種心理上的“剝奪感” 。這種面子阻力，恰恰是需要糾治的政績觀偏差——把“名號”看得比“名實”更重要。

阻力二：慣性阻力。“處”改“科”看似簡單，實則牽一發動全身——公文系統要改、印章要換、對外名片要更新、歷史檔案要銜接。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處”的稱謂已經深入人心，要扭轉這種認知慣性，非一日之功。

阻力三：橫向比較阻力。如果隔壁市還在叫“處長”，你市改叫“科長”，干部外出交流時會不會“矮人一頭”？這種“人改我不改”的觀望心態，是“處改科”全面鋪開的最大絆腳石。

阻力四：深層利益阻力。不可否認，“處長”稱謂在對外協調、項目爭取、資源對接中，確實存在某種“行政溢價” 。一個叫“處長”的人和一個叫“科長”的人同時去談事，對方的態度可能截然不同。這種隱性的“稱謂紅利”，才是最難割舍的。

但正因有阻力，才更需要勇氣。 正如有網友評論稱：“這么多年股已經見不到了，科也少了，處卻多如牛毛，是應該規范一下了?！?strong>規范，從來不是錦上添花，而是刮骨療毒。

沙盤推演：從“股”到“處”，每一頂“官帽子”都該戴在該戴的頭上

“處改科”只是第一步。如果我們把視野拉長，會發現一個更完整的官職與職位的對應圖譜：

省級人民政府行政機構（廳局級）的內設機構稱處、室，為正處級。 省財政廳下設預算處、國庫處，處長是正處級——名實相符。

地級市人民政府行政機構（處級局）的內設機構稱科、室，為正科級。 市財政局下設預算科、國庫科，科長是正科級——名實相符。然而現實中，很多地級市硬把“科”叫成“處”，把科長叫成處長——名不副實。江蘇“處改科”，糾的就是這個偏。

縣級人民政府行政機構（科級局）的內設機構稱股、室，為正股級建制。 縣財政局下設預算股、國庫股，股長是正股級——名實相符。然而現實中，不少縣級局的內設機構也學著叫“科”、負責人叫“科長”——再次名不副實。

省廳處室下轄的科級崗位呢？省廳的處室本身就是處級建制，處室內部不再設科。處室負責人是處長（正處級），處室內的普通工作人員是主任科員、科員——同樣名實相符。

沙盤推演至此，結論一目了然：

官職與職位的匹配，本應像榫卯一樣嚴絲合縫——省廳設處（處級）、市局設科（科級）、縣局設股（股級）。但現實中，“處”的稱謂像通貨膨脹一樣一路貶值——省級用“處”，市級也跟著用“處”，縣級恨不得也用“處”。“處長”從正處級一路“通脹”到正科級甚至股級，行政職級的信用體系被嚴重稀釋。

“處改科”的意義，不僅在于糾正地級市的稱謂錯誤，更在于為整個行政職級體系“去通脹”“擠水分” 。讓每一頂“官帽子”都戴在該戴的頭上，讓每一個職級稱謂都回歸應有的刻度。

有基層公開舉報材料指出：“科級機構的內設機構名稱一律恢復為‘XX股、XX辦公室’，內設機構負責人名稱恢復為股長或主任……堅決禁止股級干部冒充科級干部的違紀違法行為。”——這話雖然刺耳，但道理不糙，直指基層職稱稱謂泛化的核心問題。

結語

讓“帽子”回歸常識，

讓干部回歸實干

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睓C構名稱不是小事，它關乎行政體系的嚴肅性、關乎公眾認知的準確性、關乎干部心態的健康性。

江蘇“處改科”的意義，不在于一個字的變更，而在于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正確政績觀不是掛在嘴上的口號，而是落在腳下的行動；不是大而化之的宣示，而是具體而微的落實。

“帽子”戴正了，走路才穩當。“處長”變“科長”，變的是名，正的是實，贏的是民心。

王牌智庫向來主張：地方治理要“脫虛向實”，要“去偽存真”。“處改科”雖是一小步，卻是地方治理走向規范化、法治化、務實化的一大步。

期待更多地方以此為契機，刀刃向內、正本清源，讓每一頂“官帽子”都戴在該戴的頭上，讓每一位干部都在該在的位置上實干擔當。

名實相副，是為政之基；務實求真，是為官之道。江蘇這一刀，砍得準、砍得穩、砍得及時。

（作者上官同君系王牌智庫首席專家、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