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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根廷前往南極的郵輪“洪迪厄斯”號暴發了漢坦病毒疫情，疫情顯示出人際傳播證據，乘客和船員陸續病倒，至少已出現三例死亡病例——這是最近發生的具有影響力、占據報章新聞頭條的公共衛生事件。這本以“病菌”題名的新書《病菌、觀念與社會：病菌如何影響現代生活》的面世，或許會給人們提供一些相關故事參考或啟示。

《病菌、觀念與社會：病菌如何影響現代生活》，［美］南希·托馬斯 著，張英杰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6年出版

但讀者或許會失望。全書第一次提及“病毒”是在最后一章，第280頁。漢坦病毒出現在后記，第298頁。書中只簡單點名了埃博拉、馬爾堡病毒、4級生物實驗室以及“因為大意而導致的刺傷或割傷的感染風險激發了作家和電影制作人的興趣”。這顯然是指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極度恐慌》（1995年上映）：一只走私入境的猴子如何引發致命的出血熱疫情。

作者關注的是美國鍍金時代和進步時代（1870年—1920年）的歷史故紙堆。那是經濟快速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推進的年代，也是傷寒、結核等細菌性傳染病泛濫肆虐的年代。啟蒙運動以來，在理性精神逐漸取代宗教神權在西方公共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之后，有關病菌的觀念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公共衛生領域的至高“神位”的？這正是本書尤其精彩的部分。作者提到很多歷史細節，比如抗結核病團體向公眾發放宣傳冊（tract），而這個詞原本指的是宗教讀物，可見當時病菌觀念正在成為世俗生活中一種新的“皈依”。值得玩味的是，作為這場運動來到高潮的標志之一，是人們關于是否要摒棄公共圣餐杯的爭論。

歷史的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路易·巴斯德在1864年掏出他的曲頸瓶，完成了著名的微生物實驗時，不意味著人們立刻就接受了病菌觀念的啟蒙。所謂巨大的波濤在深不可測的大洋表面翻涌，人眼所見只是雪白的浪花。本書從歷史的細微處追溯人們對病菌的觀念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作者搜羅的史料包括人們何以摒棄維多利亞時期繁冗華麗卻容易藏污納垢的室內裝飾風格；食品廠商以抗菌包裝作為市場營銷賣點并吹噓雇傭最干凈的年輕女工來分揀破損的豌豆（頗有一點豌豆公主的意思）；女性的裙擺和男性的胡須如何在提倡衛生的風尚下變得越來越短。連1881年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被刺客開槍命中，短暫好轉后健康每況愈下，人們都歸咎于白宮隱蔽結構和管道系統里的污穢，由此誕生了改造后的白色陶瓷馬桶被廣告商大肆宣傳的名場面。

此間的微妙之處在于，即便是一種進步觀念，其傳播過程也可能不是完全“正當”的，而是包含了混亂的概念、濃烈的情緒和過度的營銷。考慮到美國的“小政府”模式和強大的市場力量，就更不難理解這一點。書中客觀記錄了這個歷史過程：人們開始普遍認同這樣的觀點——病菌是“壞”的；依從抗菌規范則是明智、進步且對家人負責的。針對當時身為“家庭采購者”的中產女性，用“對家人健康負責”來綁架她們是很好的銷售策略。哪怕當時一些預防理念已被科學證明是謬誤，卻仍被潔具和消毒劑商家反復宣揚。商業廣告不斷喚起人們對下水道氣體的恐懼，商家宣傳冊上的素描描繪了“放大一千倍的傷寒微生物”，以此來刺激新馬桶的消費。更諷刺的是連“不要隨地吐痰”的廣告都是由人壽保險業資助，因為如果保持潔凈能延長人均壽命，保險公司就有望省下一大筆錢。這確實符合資本的邏輯。

作為讀者，我很愿意看科學家和衛生專家為了爭奪輿論是如何明爭暗斗的，大品牌又是如何利用人們對病菌的恐懼大發橫財的。19世紀末，制造商推出了五花八門的新型消毒劑，包括如今我們熟知的四字漱口水品牌在內，那些消毒劑廣告中宣稱的防護效果已經多到聳人聽聞的地步，然而當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去檢測它們的殺菌性能時，結果堪比大型“315打假”現場。

歷史的一面是真實，另一面可能是荒誕。對于當代讀者來說，本書又有什么樣的價值？在后現代的生活中，人們對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從未停止。現代人往往因為陷入工具理性思維而罹患精神焦慮，譬如書中指出，連家庭婦女最終都幡然醒悟，信守所謂的“病菌”觀念會給日常生活帶來沉重負擔。我是那種秉持“不干不凈，吃了沒病”的粗率生活態度的人，但這并非宣揚邋遢。如果說，病菌觀念的“上位”過程摻雜了宗教造神式的手段和消費主義的過度營銷，那么其中過時的、經不起推敲的部分必定不值得我們盲從。

漢坦病毒被認為源自美洲的嚙齒動物，但它能通過郵輪和集裝箱環游世界。面對現代病毒的威脅，我們當然不鼓勵去做一個疏于防護的莽夫，但也不必時刻活在被致命病毒入侵包圍的過度緊張狀態。在看過歷史的真實和荒誕之后，如果能在遵從公共衛生的共同體準則和保持自我生活的主體性之間取得平衡，那就善莫大焉了。

原標題：《“病菌是壞的”，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