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轉自：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魯迅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頗有見地的收藏家。1912年，魯迅應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到教育部任部員，同年隨教育部遷到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督導恢復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和籌辦歷史博物館。這時的魯迅32歲，由于工作的職責范圍和個人的愛好，對收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當時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山會邑館（即紹興會館），從這里到西單南大街的教育部大約三里地，而且宣武門距琉璃廠很近。琉璃廠以各種書肆、文玩店鋪薈萃而聞名，是全國古玩的聚集地，從此成為魯迅經常光顧的地方。魯迅收藏的范圍較廣，他在日記中逐一記載，在他豐富的藏品中有許多是出自邯鄲的文物或與邯鄲的歷史密切相關。

1925年時的魯迅

1913年10月至1915年11月，魯迅對錢幣的收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此期間，他先后收藏了十多枚屬于戰國時期趙國的貨幣。其中的方足布幣有長子、襄垣、茲氏、藺字等。方足布幣以足部呈方狀得名，不僅紋飾美觀，還刻有古篆。造型為平首、方足、肩平微聳，腰略束；有廓，正面自首至襠有豎紋一條；豎紋兩側鑄有幣文。錢幣上的銘文多為城邑的名稱，一般是指鑄幣所在的城市。長子是指今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因堯王長子丹朱受封于此而得名。襄垣是指今長治市襄垣縣，茲氏位于今山西省汾陽市西南，藺在今山西省離石縣西，這些城邑都是戰國時趙國的屬地。

當年的北京琉璃廠

白人、甘丹的造型為刀幣，刀幣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環四部分組成，幾種幾何體巧妙地組合在一起，給人以靈巧、圓潤的感覺。趙刀的形制為直身刀，首圓，體形輕薄，因而稱作小直刀或圓首刀。白人即柏人，位于今河北邢臺市隆堯縣正西，是趙國北方僅次于邯鄲的第二大城市。“甘丹”是邯鄲的省稱。刀幣上的“甘丹”二字，一掃布幣的拘謹狀，字體布滿了刀面，鋪張揚厲，顯示出作為趙都的磅礴大氣。從趙國的錢幣鑄行的區域上，可以看出趙國在群雄爭霸中，越過太行山、挺進中原的歷史軌跡，也成為趙國商貿發展繁榮的縮影。

東魏、北齊建都于鄴城，與鄴城相臨的磁縣，其西部是連綿的太行山脈，古漳河穿境而過，山水相依，成為北朝兩個王朝用以聚族而葬的選地。如今磁縣境內的漳河沖積平原上，散落著一百多座古老的墓冢，平地而起，巍峨壯觀。

清末民初，在學界興起了一股復古風。使金石學的研究再度興起，于是學界對碑刻的需求大增，他們不僅需要研究現存的碑刻，更渴望有新發現、新出土的碑刻。民國初年，時局動亂，民生凋敝，使那些置于荒野的碑刻成為不法商販覷覦的目標。盜墓之風由此盛行，磁縣北朝墓群屢屢出現盜掘現象，盜出的墓碑被當時的安陽古物研究所收購。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一方民國八年（1919年）記事碑，名為《磁縣新出魏齊墓志本末記》，根據碑文記載，在磁縣盜掘的八方北朝墓志在準備運往安陽時被當地衙署收繳歸公，后展轉被遼寧博物館收藏。

魯迅自然受到盛行的金石學風氣的影響，廣泛搜求金石拓本及相關著作，其中收藏了多枚來自北朝墓群的碑拓，從1915年至1917年，兩年多收藏的北朝墓群碑拓包括，廣平郡公高盛、蘭陵王高肅、冀州刺史元鷙及妃公孫氏、安豐王元延明妃馮令儀、滄州刺史高建及妻王氏、皇太子樂陵郡王高百年及妻斛律氏、章武王元融妃盧貴蘭等。

魯迅先生的收藏不注重藏品的價值，而重在對藏品的研究和寫作。魯迅購藏碑拓的選擇性極強，他對漢魏六朝的碑刻情有獨鐘，在他的藏品中只收漢魏六朝時期的碑刻拓片。六朝是我國古代墓志發展史上的成熟期，魯迅匯集了六朝時期各個階段所發現的墓志石刻，并將這些墓志拓本，一一購得，并作記錄。在此基礎上編輯了《六朝墓志目錄》。草稿本計有手稿13頁，收錄南朝宋、南朝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等朝代的二百余條墓志的條目，這其中就包括磁縣出土的東魏、北齊的部分墓志。

魯迅生前還曾準備撰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為此廣搜博采，隨著六朝墓志出土數量的增多，墓志上被稱為“魏碑“的書法藝術，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所謂的魏碑包括了北魏的 “平城時期”和“洛陽時期”，以及東、西魏及北齊時期的碑拓。它上承漢隸傳統，下啟唐楷新風，兼有隸楷兩體之神韻。所以東魏北齊墓志上的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繞不過去的發展階段。

1916年1月，魯迅先后在琉璃廠購買了《響堂山刻經造像》拓本和《唐邕寫經碑》拓片，表明了他對石窟藝術的關注。響堂山石窟坐落于鼓山，石窟總長達21千米，寬達5千米，現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龕，大小造像5000余尊，還有大量刻經、題記等。石窟中的摩崖刻經書體多為隸書，部分有楷體筆意，用筆圓腴豐滿，敦樸莊重，與北齊造像圓潤敦厚之風交相輝映。

《唐邕寫經碑》是北齊書法刻碑名品，位于北響堂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外側北壁之上，其全稱為《晉昌郡開國公唐邕寫經碑》，刻于北齊武平三年（572年），碑高151厘米，寬99厘米，共20行，每行34字，字大約5厘米。碑文書以隸體，圓腴遒厚，結字平穩。主要記述了唐邕自天統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主持石窟刻寫佛經的經過。唐邕用了四年時間在北響堂第三窟刻寫了四部經書，這些刻經從洞窟入口處的石壁、前廊以及廊外墻面上，一直延伸至窟外北墻。此碑詳細敘述了刻經時間、寫經人及寫經意義，為人們研究北朝刻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魯迅收藏的這本《響堂山刻經造像》拓本，共有六十四幅。因為《響堂山刻經造像》已包括《唐邕寫經碑》，所以又將《唐邕寫經碑》拓片贈給了同在教育部的陳師曾。并在《日記》和《書帳》中，將這套碑拓定名為“鼓山全拓”。

1916年8月4日，魯迅前往北京琉璃廠購買了《群臣上壽刻石》拓片，實為《群臣上酬刻石》，又稱婁山刻石，位于現永年區西吳莊村北朱山之巔。早在唐宋時期已被發現，距刻石不遠處有唐人題記。清道光年間廣平守楊兆璜再次發現。據考證為漢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刻寫，刻石長約130厘米，寬約25厘米，篆書一行十五字，釋文曰“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記錄的是西漢趙國群臣為其王劉遂祝壽時盡興飲酒于此，并刻石紀念。字體古勁凝練，質拙渾樸，筆劃豐滿，篆書中兼有隸法，體現了秦漢之際篆隸過渡時期的書法風格，為西漢最早珍稀刻石，可稱為漢碑之首，因而顯得彌足珍貴。

《群臣上酬刻石》是現存漢篆刻石中時間最早的一塊，書風古樸勁雅，康有為曾評其“得秦相筆意”； 魯迅不僅收藏碑刻，還常常喜歡抄錄碑上的內容，并臨摹碑上的書體，《群臣上酬刻石》碑文是隸體，他曾用近似于隸意的書體進行抄錄。魯迅抄件此石時共寫有九頁計十七面。魯迅在抄寫時，題后雙行小字注有：“摩刻。高五尺二寸，廣四寸。一行十五字，篆書。左方有唐人題名七行，字數不等，正書。在直隸永年臨洺關西十五里婁山西峰?！闭闹蟪小督淮滠幑P記》《畿輔碑目》《續寰宇訪碑錄》《求是齋藏碑目》《王樹木丹跋》《畿輔通志一百四十八》《光緒永年縣志十四》諸書的考證、著錄文字各一段。魯迅抄件的中縫下標題作《婁山刻石》，可見魯迅對刻石的研究功夫之深。

1917年10月5日，《魯迅日記》記載:“許壽裳（魯迅的同學和摯友）持來磚拓片一枚，上有‘龍鳳’二字，稱是仲書（陳漢第）先生所贈，陳先生斷為東魏物，字刻而非印，以一百二十元購得也?！?/p>

東魏鄴城“龍鳳”磚刻拓片

陳漢第（1874年-1949年），字仲恕、仲書，號伏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后歷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參政院參政、清史館編纂、故宮博物院委員等職，晚年寓居上海，潛心書畫藝術創作和金石收藏。陳漢第是民國時期資深的古物鑒賞家，他判斷龍鳳磚刻為東魏的古物，那么刻有“龍鳳”的磚必為宮廷所用，也就是說它是出自東魏京都鄴城。再者此磚的價格相當昂貴，魯迅的很多藏品都是以個位數計算的，而這塊古磚拓本多達百元，是魯迅藏品中少有的大投入。

魯迅寫過一本磚錄書，名叫《俟堂專文》，里面收錄了魯迅收藏、整理的一些磚，其中有一枚銅雀瓦，長21厘米，寬6.3厘米，上刻“建安十二年十二月造”。

銅雀瓦是陶工用布過濾后，又在泥中摻了銅屑、鐵屑，其磚瓦比同體積的磚瓦重量大，再加胡桃油進行燒制，所以體質細潤，堅硬如石，后人制成瓦硯，頗受追捧。蘇軾曾說：“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p>

王時磊 （摘自《趙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