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木白
曝光紙尿褲的王文志記者發布了一篇：
在這之前，紙尿褲事件在網絡上“反轉”了，質疑的聲音如下：
文章內有兩點算是對網絡那些圍攻的自媒體作了回應：
一是：
“ 本次檢測的上百份嬰幼兒血液樣本，全部來自合作醫院兒科的日常診療剩余樣本，采樣流程嚴格遵循醫學倫理準則與生物樣本采集管理技術規范；檢測采用美國賽默飛生產的高分辨液質聯用質譜儀與高分辨氣質質譜儀，這是當前全球毒物檢測領域公認的頂尖主流專業設備，完全符合國家級公共衛生實驗室檢測配置標準。”
二是：
“ 參與本次調查報道的記者在專業人士指導下，將紙尿褲捆綁在手臂皮膚較薄處模擬嬰幼兒貼身接觸場景，10小時后血液中甲酰胺濃度飆升近一倍，停用10小時后數值便下降了三分之二。所有環環相扣的實驗數據，共同指向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大量嬰幼兒體內的高濃度甲酰胺，核心暴露源就是日常貼身使用的紙尿褲。檢測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圖譜、操作記錄和人員簽字，絕非別有用心之人污蔑的“民科實驗”“造假數據”。”
到這里，幾點：
一是，
首先，記者這個行業，就是社會的預警器，記者的職業就是看到社會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務民生安全的事情，起到的作用是預警，也就是說我們所理解的那個“吹哨人”概念。
記者可能不是很專業，但這個行業的職責就是吹哨。
遺憾的是，當下愿意站出來吹哨的記者已經不多了，這很大的因素就是沒有人愿意去看吹哨而帶來的價值。吹哨的價值不被看到，但吹哨造就的利益損害方卻能看到，也所以，我們回顧一下，報道三鹿奶粉的記者，報道地溝油的記者，結果都又如何？
甚至說，福建楊梅事件的首發媒體，那個記者，在一些人的眼里也是闖出禍端的人。
二是，
利益的損害方恨記者起碼有著恨的理由。
但此次圍剿記者的更大能量卻不是利益損害方，
如王記者所說的那般：
“ 事件發酵以來，大量公共注意力沒有聚焦在“孩子體內的甲酰胺從何而來”這個核心問題上，反而被刻意引導到了“報道是否有瑕疵”“記者是否博流量”的細節審判上。有人揪著產品抽樣的樣本量問題反復挑刺，有人毫無實據地把記者和商業檢測機構強行綁定，炮制出“記者為了賣設備制造新聞”的陰謀論，甚至不惜用“利益輸送”的污名化標簽，試圖徹底否定整起事件的公共價值。大量自媒體賬號在流量驅動下，要么站隊企業炮制洗白內容，要么編造極端焦慮的謠言煽動公眾情緒，整個輿論場陷入“信息錯位、立場割裂”的羅生門狀態。”
以下面這個大v為例，當年的僵尸肉事件良知記者曝光，這位大v也是第一時間打了幾個電話就反駁記者的調查，但最后事實證明記者才是良心的那一個。
那么問題來了，為何一些人明明不是利益方，但卻要對發出聲音的人喊打喊殺？
前陣子平庸之惡的文章里我講過的概念：
在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并不喜歡“英雄”，尤其是“英雄”在遭受質疑的時候會狠狠上前踩幾腳。
而原因就是，骨子里的虛弱導致了他們厭惡“英雄”。因為“英雄”可以參照啊，本來自己虛弱但別人看不到，但“英雄”出現后，它們的虛弱就被看到了。
虛弱的來源根植于文化的傳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槍打出頭鳥”，從小耳濡目染的“別人不說，你逞能去說”等等。
三是，
此次王記者的遭遇，是對“公共監督事件”最大的失敗。
毋庸置疑，在未來，會有很多人不再敢輕易發聲。即便個人想要發聲，作為單位也會顧慮風險。
也所以，你選擇信任記者，站在記者的一側，你是為了你自己在未來有人為你發聲；你站在企業的立場，行業協會的立場，當然，人家可能也會給你幾張紙尿褲。
這樣說，有人會說，木白不是一直自詡真理嗎？為何這個時候水落石還未出就開始從邏輯上站隊了？
咋說？
首先在事實上，我不是站隊王記者，我只是不想未來沒有人說話，吹哨。僅此而已。
其次在情感上，我不認為一個敢于調查副部級官員，敢于去境外調查網絡賭博，敢于在酷寒高原蟄伏兩個月，并且是非立場沒有錯誤的調查記者會是收了錢的黑嘴。
還有在邏輯上，現在是什么年代了，記者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發稿都要層層審核的嚴苛下，我不相信還有記者會蠢到和小作坊串聯搞出利益勾兌的事情。
記者想要賺錢有很多方法，出賣良心就可以，并不需要犯罪的。
當然，這起事件最后的結果不會是美好的，而站隊王記者要承擔著代價，但問題是，這一刻，我的良心促使著我為他說話。
后果如何，我還沒想。
就這么簡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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