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華書局2026年6月出版的《八旗制與清初皇權的演變》一書后編《清初皇權的曲折歷程》第二篇《評清世祖遺詔》中的部分內容摘錄。本次發表使用的標題為編者所擬。

順治八年世祖對內三院的初次改造，基本上是人事上的變更，清除多爾袞在內院的黨羽，而不觸及制度。剛林、祁充格二人被處死，同時罷免馮銓，起復因彈劾馮銓而降罰的李森先、許作梅等人，以爭取漢族官員的擁護。而次年宋權致仕，“乃墨爾根王（多爾袞）腹心人也，阿諛逢迎，任專升驟”，但五年以來，“絕未聞建白一言，匡救一事”，則純粹因當政者忌恨多爾袞所用漢人。

順治八、九年間，世祖關注的重點，仍在甄別多爾袞篡逆時期朝官的立場。由此涉及內院漢大學士者為洪承疇以及陳名夏、陳之遴，其有關案件有二。其一為滿左都察院承政阿拉善彈劾陳之遴。七年十二月追封多爾袞成宗義皇帝，時“詔文內‘有大者德必有顯名’等語，皆出之遴之手，則之遴不獨尊名夏為盟主，而且感墨爾根王為恩主矣。（內院）綸扉重地，豈容匪人濫居”。當時議多爾袞廟號，陳之遴為禮部右侍郎，據之遴供稱：“臣曾屢言墨爾根王不應稱宗入廟，院部滿漢諸臣無不聞知。”而主議的大學士剛林斥之曰：“奉旨叫爾等行，叫爾等議來么？”寧完我、洪承疇證明之遴所言屬實。經鞫審，阿拉善等人確系誣告。這是重新得勢的兩黃旗大臣借機排擠漢官的行動，反映出滿洲貴族對身居內院的漢大學士懷有強烈的忌恨。

多爾袞

另一案件是張煊參劾陳名夏。八年五月，外轉御史張煊列舉吏部尚書陳名夏結黨行私、銓法不公，告于吏部。因“語涉洪承疇、陳之遴等，下諸王部臣鞫議。部議諸款多屬赦前，且有不實。煊向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轉之后，心懷妒忌，誣蔑大臣，張煊應論死”。處死張煊，實由當時吏部為尚書譚泰把持。待譚泰獲罪之后，張煊一案又有翻復。世祖“將名夏、承疇復發和碩鄭親王同承澤親王及內院刑部大臣再為審理。承疇招對俱實。獨名夏厲聲強辯，閃爍其詞，及詰問詞窮，乃哭訴投誠之功”。故將陳名夏革職入旗，“同閑散官隨朝”。

張煊疏內要害，即所謂洪與二陳于火神廟聚會結黨，系指八年閏二月私議御史外轉事。時洪兼左都御史，名夏為吏部尚書，皆份內事務，卻不在衙門定議，而在火神廟聚會四、五次。京察、大計，自明萬歷以來即為是非紛爭的漩渦。洪、陳二人私下交換意見，本欲躲避耳目，不料反生嫌疑。當時張煊“以河南道（御史）掌計冊”，“乃憲綱領袖，或有不公不法之事，彼時即當糾參”，何乃無言，必待外轉之后方行糾彈。況且大計乃滿漢大臣集議，權在滿洲，上有人主，豈洪、陳二人私議所能定？張煊論死固冤，然其所劾火神廟結黨，連世祖也承認“事雖可疑，實難懸擬”。

政局更迭之際，乘機泄私憤圖報復者在所難免，順治九年六月，御史羅國士疏參吏部漢官徇私枉法即其一例。羅疏云：“壞皇上之法，違皇上之令，專擅作奸，毫無顧忌，則無如今日之吏部為大。欺蒙滿官，即應降罰者亦不降罰，不曰有例可援，則曰部復在案，滿官墜其術中而不覺，該部獨擁厚利；詐騙漢官，即應升補者不升補，不曰目下無缺，則曰滿洲不肯，漢官憚其勢焰不敢言，滿官反被惡聲。積年來相沿為習，日甚一日。”這是針對先后掌吏部升大學士的陳名夏、高爾儼而發的。羅國士以當時最為敏感的滿漢關系為言，自料所發必中。然經滿吏部尚書韓岱、大學士范文程覆查議奏，認為羅國士“明系把持要挾”，“吏部升降諸事，俱系滿漢堂司官公同辦理”。羅國士“陽寬滿官，專攻漢官，其心不公，其計甚狡”，結果將羅降一級調用。羅國士雖用心險诐，然其所論未必全系烏有，我們在此不必為他鳴不平。他的彈章及結果，倒是為我們對上述張煊一案的結論提供了一個補證。即在當時的形勢下，漢人即使以大學士兼管部務，也不足以操縱時局，實權仍在滿人手中，何況內閣只是徒有其名的文職衙門領袖。不過此時世祖地位穩固，無意繼續清理漢人，亦不愿于漢人中分彼此。不久，先后起用陳名夏、馮銓入內院，似將調和滿漢構建政令之本的中樞提上日程。從十年初起，世祖日幸內院，與諸臣討論治道，改革票擬發鈔，內三院日漸成為國家政務中心，這是極為明顯的趨向。正是在這一時期，漢官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

洪承疇

世祖親政十年中，內院（閣）滿漢官員構成上發生明顯變化。內三院大學士凡28人，其中滿洲11人（包括漢軍），為范文程、寧完我、希福、雅泰、額色黑、李率泰、陳泰、圖海、車克、蔣赫德、巴哈納；漢族17人，為洪承疇、宋權、陳名夏、陳之遴、馮銓、高爾儼、成克鞏、張端、劉正宗、呂宮、金之俊、王永吉、黨崇雅、傅以漸、胡世安、衛周祚、李霨。漢官人數超過滿人一半以上。從時間上劃分，則八、九兩年間大學士皆8員，滿漢平分各4人。十年以后漢人就多于滿洲。以十年為例，大學士13人，漢官占9人；十五年改內院為內閣，所設殿閣大學士共15人，滿官占6人，漢官9人。同時在任的漢員人數超過滿人如此之多，世祖急欲任用漢官的意圖無可置疑。

如果從各人任職時間來看，還可以發現問題的另一方面。滿人中額色黑始終在職，但未見其建樹。其次為寧完我，十五年九月致仕時，任職約七年半，然自其彈劾陳名夏之后，似不為世祖所重。次為巴哈納、車克2人，皆自十二年二月任職直至世祖去世，近六年。圖海自十年八月至十六年三月罷，約五年半。蔣赫德任期亦差不多。其余4人任職時間不長，范文程于十一年九月以病解任，在職僅兩年半。希福不及兩年，雅泰不及半年，皆病卒。李率泰、陳泰僅任職四月罷。可見滿洲大學士人數雖少于漢人，但非有病故，少有罷革。李、陳2人于八年七月因誤寫詔書罷，屬十年以前的整頓時期。十年之后罷職者僅圖海一人，另當別論。漢人情況恰成鮮明對照，人數雖多而任職時間大多不長。洪承疇于順治朝始終有大學士之職，然于十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出鎮南方，在京任職不滿四年。馮銓三起三落，更無足論。宋權留任僅一年即去職。世祖看重的陳名夏為兩年，陳之遴也只四年，真正任職較長者為成克鞏、劉正宗、金之俊、傅以漸4人，不及全部漢大學士的1/4。這一情況表明，世祖雖欲重用漢人，似卻不能始終信任，從一個側面反映世祖親漢傾向不斷波動。

馮銓著作《獨鹿山房詩稿》

世祖與漢大學士的沖突，固然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滿漢矛盾的反映，但這類沖突之所以出現，又是滿族統治者改變民族征服和高壓統治，轉而尋求緩和民族對抗的產物，是世祖漢化傾向下構建滿漢聯合新體制過程中的產物。這與多爾袞時期民族征服方針下的優容漢官具有不同的性質。忽視這種差異，對順治朝的政治趨向就難以有準確的理解。但也應看到，就世祖與漢大學士的沖突本身而論，矛盾的主導方面始終在世祖一方，然而主導者在每一次沖突之后又重新尋求聯合的這種循環，來自于對滿漢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入，這無疑又是全國形勢的發展使然。

世祖親政之后，漢大學士的政治地位已明顯提高。八年七月，陳名夏以吏部尚書兼內弘文院大學士，隨之以吏部侍郎高爾儼升尚書。同時，以洪承疇晉少師兼太子太師，陳名夏晉宮保，尚書黨崇雅等人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俱“實支正一品俸”。尚書高爾儼等俱加太子太保。從兼銜上看，洪、陳二人已高于當時的一品尚書。自五年內三院升一品衙門，至此滿漢大學士的實際待遇已經齊平。對內院大學士，世祖確實是“不分滿漢，一體眷遇”。

附圖書信息

出版信息

作者: 姚念慈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2026-6

ISBN: 9787101176384

頁數:768

裝幀: 精裝

定價：128元

叢書: 中華學術·有道

內容簡介

八旗制是滿族政權興起的關鍵，但也是清初皇權發展中不得不面對的障礙。作者以八旗制與皇權的關系為線索，考察了努爾哈齊起兵至玄燁親政期間八十余年的政治變遷。

本書還原了四代帝王治下皇權駕馭八旗的曲折歷程：努爾哈齊建立八旗，在其晚年形成八王共治。皇太極擊敗三大貝勒，有限地強化了皇權。清兵入關后皇權壓倒八旗，多爾袞依靠皇權作威作福。福臨親政后以漢化抑制八旗，死后遭到反撲。至玄燁擒拿鰲拜，皇權才集中于一人。

作者簡介

姚念慈，1949年生，湖北武漢人。198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89年師從王鍾翰先生研習清史、滿族史，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2年起任職于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代表作有《清初政治史探微》、《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目錄

前 言

前編 滿族八旗制國家初探

王鍾翰序

自 序

第一章滿族國家的形成

第一節牛錄額真的設置

第二節牛錄的改編

第三節 旗的產生及其實質

第四節 從四旗到八旗

第二章 努爾哈齊時期的國家中樞機構

第一節 議政會議

第二節 司法審斷會議

第三節 行政中樞——都堂衙門

第三章 皇太極時期八旗制度的變化

第一節 八王共治制及其終結

第二節 皇太極獨主兩黃旗考辨

第三節 關于《離主條例》

第四節 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的建立

第四章 向君主集權制過渡中的滿族國家

第一節 君主制下的議政會議

第二節 六部的特點及其權力變化

余 論

后編 清初皇權的曲折歷程

第一篇 多爾袞與皇權政治

一、根基脆弱的崇德皇權

二、統治集團的矛盾與福臨繼位的實質

三、多爾袞與兩黃旗的合作

四、清軍入關與皇權政治的演變

五、“皇父攝政王”與皇權的歸一

結 語

第二篇 評清世祖遺詔

一、遺詔與罪己詔的詮釋

二、八旗格局的變化及其對國家機構的影響

三、從內三院到內閣——行政中樞的建立

贅 言

第三篇 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芻議

一、玄燁計擒鰲拜之原因

二、四大臣輔政之由來及其位序問題

三、輔政體制與所謂親王貝勒監臨

四、輔臣“公同奏事”和“太后裁決”辨析

贅 言

附錄 皇太極入關機緣與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問題考辨

一、皇太極興師“伐明”質疑

二、明廷的失策——放棄撫賞朵顏三衛

三、金軍順利破關與薊鎮防御再檢討

四、明金兩軍薊門對峙與至京時間

五、北京城下三戰

六、形勢轉折點——袁崇煥人獄

七、皇太極大軍北返之再考察

結語：皇太極如何看待入關得失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