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6年6月22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在唐寧街發言。視覺中國 圖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外發表講話，正式宣布辭去工黨黨首一職，并在繼任者選出來后卸任首相。距離2024年大選取得歷史性大勝僅過去不到兩年，斯塔默的首相生涯確定將畫上句號。

改革不彰、經濟低迷、民生艱困、用人失察……選民有無數理由對斯塔默失去信心，而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則來自已將他視為“負資產”的工黨內部。隨著最熱門挑戰者、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在三天前贏得下院議員補選、重獲競爭首相的資格，用更好人選取而代之已然是黨內共識。

由此可見，工黨選擇更換首相實乃為了“止損”的恐慌反應，選票考量甚于治國良才的考量。然而自2016年卡梅倫開啟“脫歐”的潘多拉魔盒以來，英國已有六位首相折戟，即便“北方之王”伯納姆順利繼任，他也難逃大環境下的“魔咒”。

工黨“恐慌反應”壓垮斯塔默

早在5月初地方選舉遭遇選民歷史性懲罰，特別是首次丟掉威爾士地方執政權后，工黨內部要求斯塔默辭職負責的聲音已經密集爆發。當時除了80多名工黨議員發聲，衛生和社會福利大臣斯特里廷等數名內閣大臣以辭職的決絕方式施壓。只是當時黨內尚未找到合適的換人時機，所以不愿放棄的斯塔默尚能堅守首相府。

英國首相斯塔默和英國前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

6月19日馬克菲爾德選區下院議員補選，完成了黨內下架斯塔默的“臨門一腳”：面對如日中天的極右翼英國改革黨對手，伯納姆遠超選前民調預測，以54.8%的得票率、超過20個百分點的巨大優勢獲勝。盡管工黨整體處于低谷，伯納姆反而比2024年同黨當選人西蒙斯多拿了6725張選票，顯著擴大了領先幅度。

由此伯納姆不僅重返議會、拿到了競選工黨黨首的資格，更重要的是讓越來越多工黨議員相信：只有他才能帶領工黨阻止英國改革黨上臺執政。過去一年英國改革黨民調支持率穩居第一，上個月地方選舉大獲全勝，令工黨上下感到強烈威脅。基于“改革黨恐懼癥”和止損自保的訴求，工黨議員們不再愿意被斯塔默多拖累一天。

斯塔默應對伯納姆挑戰的表現失策，進一步放大了二人人氣的鮮明反差。伯納姆申請參加今年2月底戈頓與登頓選區下院議員補選，一度是頭號熱門，卻遭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阻止，外界認定斯塔默此舉意在阻止伯納姆競選黨首、爭奪首相之位。結果工黨為這場權力之爭付出代價，輸掉了占據近百年的英格蘭北部傳統票倉。

不料上個月地方選舉慘敗后，自身深陷丑聞的工黨議員西蒙斯不惜主動辭職、空出馬克菲爾德選區議席，也要給伯納姆盡快重返議會、獲得競爭黨首的門票。危機四伏的斯塔默不敢再觸眾怒、承擔不起又丟一個議席的代價，不再阻止伯納姆參選。于是他給伯納姆提供了絕佳的舞臺，后者借此證明誰能在此刻扭轉頹勢、提振士氣。

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權位，斯塔默曾在這場補選前放話，向伯納姆許以內閣高官職位，換取后者暫時放棄爭奪大位。可這已經滿足不了自信勝券在握的伯納姆，何況他主打的競選策略就是改造工黨、與斯塔默政府“劃清界限”而非沆瀣一氣。

同一時期，內政大臣馬哈茂德、外交大臣庫珀、國防大臣希利、能源大臣米利班德等內閣大員要么公開施壓、要么辭職切割，外加更多工黨議員蠢蠢欲動，斯塔默政府事實上瀕臨癱瘓，不辭職也難以為繼——這與四年前被迫下臺的保守黨前首相約翰遜高度相似。經過周末兩日的考慮，除了主動體面告別，斯塔默別無選擇。

新首相恐成下一個犧牲品

在繼任黨首出爐之前，斯塔默將繼續擔任“看守首相”，并承諾將盡力保障權力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繼任者。斯塔默將提請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于7月9日開始新黨首人選提名工作，一周后提名結束。假如確定參選的伯納姆沒有競爭對手，他將于7月16日自動成為新黨首，否則將舉行黨內競選、不晚于9月1日選出新黨首。

假如確定參選的伯納姆沒有競爭對手，他將于7月16日自動成為新黨首

由于一度表態要參與競選的斯特里廷已經改變主意、支持伯納姆，工黨內部別無有力競爭者，伯納姆成為唐寧街10號新主人只是時間問題。他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九年期間積攢了成功履歷和高人氣，號稱“北方之王”，且不乏內閣大臣和議會下院的經歷，不少工黨人相信他的政治品牌與天賦能扭轉工黨的逆境。

不過自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以來，英國人在十年內六次更換首相，卡梅倫之后無人能完整挺過一個任期。冰冷的數字并非偶然，而是傳遞了殘酷的信息：受制于英國整體政治環境和發展困境，無論領導人的黨派、政治光譜、過往政績、能力、施政綱領是什么，都難逃黯然退場的命運。

對于伯納姆或者其他新首相人選而言，困難和挑戰同樣不因政府領導層的改變而消失。經濟低迷、公共債務沉重、財政赤字嚴重、公共服務衰敗、生活成本高企、移民問題在過去四年集中爆發，兩大黨歷屆政府都對此無計可施，引發民眾不滿。加上目前國際地緣沖突、貿易壁壘的不確定因素，更加劇了執政壓力。

與此同時，英國社會價值多元化、選民結構改變導致政治版圖碎片化，民粹主義持續沖擊政壇主流、形成無法忽視的重壓。短平快的社交媒體進一步放大社會的高度分化乃至極化，公眾和反對黨對政府的耐心與日俱減，已不可能給執政黨足夠的時間去解決結構性問題。

正是因為不敢也無法傷筋動骨、處理財政收支等陳年積弊，為了支持率和選票而顧忌選民的短期反應，歷屆政府都最終都把難題留給后任，斯塔默政府兩年間有14到16項政策“U型轉彎”、自我打臉、現狀幾無質變。相比于目前的萬眾期待，新首相接手爛攤子后，難免成為同一大環境下的又一個“犧牲品”或“背鍋俠”。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