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天剛擦黑，冀魯豫邊區的一個小村子剛安頓下修械所。
天氣已經有些涼了，工段長剛躺下準備休息，心里卻總覺得不踏實。
他翻了個身，又翻了個身，干脆披上衣服走到村東頭看看情況。
誰知道這一走，還真看到了不對勁的動靜。
田野那邊一片黑影晃動，人影密密麻麻。
他一下子警覺起來：鬼子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他拔腿就往回跑，一路風一樣沖進所長的屋子：“不好！敵人來了，已經摸到村口！”
所長一聽，沒猶豫：“快！把槍械藏起來！工具也別落下！”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日偽軍的包圍圈早就合上，村子四面都是槍聲和喊叫。
工人們只得四散突圍。
他趁著敵人還沒封死村后那條小路，一路狂奔。
跑著跑著，后面有人大叫：“站住！”子彈擦著耳朵飛過去。
那時候他顧不上其他，一邊跑一邊扯掉大衣，輕裝快逃。
前面是條封鎖溝，沒法跳過去。
他轉頭看見戰友張瑞發也在逃，兩人一合計，趕緊鉆進旁邊墳地的雜草堆里。
草長得密密的，高過膝蓋，他們躺在里面一動不動。
敵人來來回回搜了好幾遍，草叢里響動一片，但始終沒發現他們。
這一躲，就是六天。
白天不能動，晚上冷得刺骨。
他們靠背靠背取暖，嘴唇凍得發紫。
沒有吃的，連口水都咽不下去。
第六天，一位老鄉躡手躡腳地送來了四個窩窩頭，悄悄說：“這幾天又打死了好些人，鬼子天天轉。”兩人接過窩頭，眼眶都紅了。
這不是小說情節。
這是真實發生在抗戰后方的日子。
可要說這事兒的起點，還得往前推上幾個月。
那年春天，他剛被提拔成修械所的工段長。
別看只是個技術崗位，壓力可不小。
那時候部隊打完一仗，繳獲的日偽軍武器常常零件被破壞，尤其是機槍，幾乎都不能直接用。
可是八路軍的武器本來就緊缺，修械所成了前方最重要的“后方”。
有一次，前線剛打完仗，修械所一下子收到了三十幾挺輕重機槍。
問題是，其中有四挺是重機槍，而三挺缺了發火機——這等于是心臟沒了。
所長把他叫到辦公室，只說了一句：“這批槍，三天內必須修好。”
“能行嗎？”有人小聲嘀咕。
他沒多說，只回了句：“三天，準時交工。”
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修械所的工具簡陋得很。
有的零件全靠手工銼出來，配個彈簧都得一點點比著磨。
他帶著4個班的弟兄，自己先動手干最難的活。
小毛病交給熟練工，大問題他親自盯。
晚上拆槍裝槍，反復試驗，哪怕一顆小鋼珠裝錯了位置都不行。
他們三天三夜沒合眼，飯顧不上吃，水也是匆匆喝幾口。
有人眼睛熬紅了，有人手磨破了皮。
可到了第三天下午，那三挺重機槍也修好了。
每一挺都能正常射擊，火力全開。
李司令員來了，親自站在工房門口看著一地的槍，拍拍他的肩膀，說了一句：“這批槍，能救不少命。”
他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轉身回去又繼續修下一批。
后來統計了一下，從那次開始，到10月底前，修械所搶修了130多挺槍械。
每一挺槍都被送回前線，趕在下一場戰斗之前交到戰士手里。
可是十月的那場“大掃蕩”，把修械所也打散了。
日偽軍集中了兩萬多人，展開了整個冀魯豫邊區空前的一次圍剿。
敵人白天掃蕩，晚上埋伏，村村設卡，處處封鎖。
他和張瑞發靠著老百姓的接濟，東躲西藏，從一個村跑到另一個村。
走到安嶺集時，看到墻上貼的反動標語，氣得撕下來一大把。
旁邊一個大爺低聲提醒：“村西頭還有鬼子，快走。”
他們轉道去了大馮村，找到了曾經住過的房東。
老鄉端出一鍋熱飯，給了幾斤谷子，還找了件舊棉衣。
他們磨了些糧食正準備上路，槍聲又響了。
又一次被打斷，又一次逃命。
就這樣，他們繞了一大圈，又摸回了修械所附近。
沒多久，部隊打回來了。
那些跑散的戰友，一個個重新聚攏。
見面的時候，誰都沒說什么，就是拍了拍對方的肩膀。
再后來，他調去了山西太原，住進了享堂247廠的宿舍。
張瑞發來看過他一次，1952年。
兩人坐在屋里聊了半天，誰都沒提那六天的事。
臨走時，張瑞發說：“我可能要去四川了。”他點了點頭。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叫他“工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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