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皖南，一個19歲的浙江女孩獨自蜷縮在山溝里。

周圍是陡峭的崖壁，是荊棘，是漫過山頭的黑夜。槍聲隨時可能響起，敵人隨時可能出現。她一夜沒敢合眼，心里只反復轉著一句話：如果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氣的女戰士。

沒有人知道她能不能活著出去。

時間撥回1938年。

浙江臺州臨海，一個叫周振的年輕人已經秘密加入了共產黨。他在臨海縣委做地下工作，消息傳到家里，妹妹周臨冰心里燃起了一把火。

那年她才17歲，不到18歲。但她看見了：日本人的飛機炸了上海，炸了南京，炸了無數中國人的家。哥哥在做一件比命還重要的事。

她決定跟上去。

1938年，周臨冰離開臨海，一路南下進入皖南，參加了新四軍。從浙江到安徽，山路顛簸，前途未卜。這個從小在城里長大的女孩，第一次離家這么遠，第一次真正靠近了戰爭。

到了皖南，她進入新四軍教導隊。這支隊伍是專門培養骨干的地方，課目密集，訓練艱苦，但周臨冰咬牙撐了下來。1939年1月，教導隊結業。1939年8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之后，她被分配到一個特殊的崗位——軍部機要科，專門負責機要譯電工作。

這份工作聽起來沒有戰場上的槍林彈雨，但實際上，它握著整個軍隊的神經。每一封電報，都是黨中央與新四軍之間的聯絡紐帶。每一份密碼，都是戰場上最核心的秘密。機要員知道的，往往比任何人都多；機要員出了事，損失比任何人都大。

機要科里，和她一起工作的女機要員共有四個人：周臨冰、施奇、毛維青、汪企求。四個年輕女孩，守著密碼本和電臺，每天在云嶺的軍部院子里進進出出，把黨中央的聲音傳遞給前線，也把前線的聲音傳遞給黨中央。

1939年冬天，機要科長童世杰帶著這四個女孩，在云嶺的"葉挺橋"前合了一張影。葉挺親自按下了快門。

時間走到1940年冬，戰局驟然變化。

國民黨方面的動作越來越反常。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50多萬人縮編成10萬。

這道命令擺明了不是在談軍事，是在搞政治。

中共中央看穿了這一手。但為了顧全抗日大局，還是決定讓皖南的新四軍遵令北移，只爭取寬限時日。

然而國民黨一邊催新四軍動身，一邊在暗里布網。到1940年12月下旬，7個師、約8萬國民黨軍隊已悄悄集結到皖南各要道，把北移的路堵死了大半。還有人故意泄露新四軍的北撤路線給日軍，讓日本人加緊封鎖長江渡口。

一張網，從四面合攏過來。

皖南的新四軍，夾在日軍和國民黨之間，處境越來越險。軍部里的人都感覺到了一種無聲的壓力，像山雨欲來前的悶熱，壓得人喘不過氣。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9000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從涇縣云嶺啟程，分三路北移。

行軍之前，周臨冰和另外三名女機要員原本在先行轉移的名單里。組織安排她們提前撤離，優先保證安全。

但四個人都拒絕了。

她們要求隨大部隊行動，和所有戰士一起走。

1941年1月6日，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一切突然變了。

槍聲從四面同時響起。

7個師、8萬余名國民黨士兵從山頭壓下來，火力密集，陣型已經部署多日。新四軍9000人，走進了一個事先設好的口袋。

葉挺軍長下令死守，指戰員奮起迎擊。從1月6日打到1月13日，整整七天七夜，血流遍了茂林的山頭。新四軍以寡擊眾，彈藥越打越少，糧食越撐越緊，但沒有人先退。

周臨冰和其他機要員一直跟隨在軍首長身邊，在槍炮聲里發報、收報，讓黨中央的電報不斷線。密碼本不能落入敵手，這是鐵的紀律。科長童世杰在一次險情中命令她們把密碼分散埋進了水溝，寧可毀掉，也不能被繳獲。

但七天之后，局勢已經無法支撐了。

1月13日，國民黨軍第三次總攻，東流山陣地相繼失守，整個戰場進入混戰。軍部下達了最后的命令——分散突圍，各自為戰，目標是蘇南或皖中。

就在這一刻，四個女機要員面臨了徹底的分散。

施奇和汪企求被俘了。兩個人落入敵手之后，拒不投降，寧死不屈，英勇犧牲。毛維青被捕后設法逃出，后來找到了組織。只有周臨冰，在混亂中沖出去了。

她怎么沖出去的，回憶錄里沒有細說。那段時間太亂，子彈從各個方向飛，人群在黑夜里奔跑、倒下、消失。她只知道，自己活下來了，周圍已經沒有熟悉的戰友。

她一個人，陷在皖南的山里。

接下來的日子，是和死亡面對面地賭。

突圍后，她與幾名同志在深山野嶺里隱蔽了七天七夜。白天不能動，只能藏在荊棘叢里，看槍桿子從山上掃過去。夜里才敢挪步，但漆黑的山路隨時可能走錯。

一天下著雪，他們坐在墳地里，靠著幾口棺材掩護身體。派人出去探路，一等就是一整天，到天黑才找到一戶老百姓的住宅。敲門，沒人應。國民黨軍隊把這一帶百姓都嚇壞了，深夜敲門是大忌。

幾個人搭起人梯翻進了院墻。

老奶奶出來，看見這幾個衣衫破亂的人，沒有叫喊，沒有跑。她說，國民黨搜查得很緊，男人們都被抓走了，村里的人都躲進山里去了。她連聲說：你們是好人。

然后，她給他們做了一頓飯，又從小桶里找出一點米，塞進他們手里。

一頓飯，一點米。在那個時候，這是用命換的。

在茂林地區輾轉幾天之后，隊伍里的人開始商量下一步。

大家認為，現在唯一的出路是扮成客商出去。但這里有一個解不開的難題：社會上沒有女客商。

讓周臨冰扮成誰呢？有人提議，扮成夏老（即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夏征農，當時化名老夏）的女兒。但夏老是江西口音，周臨冰是浙江人，只要敵人開口盤問，立刻穿幫。

大家冥思苦想，找不出辦法。

最后，只能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周臨冰，單獨轉移。

她要走另一條路。

夏老把她叫到一邊，仔細叮囑：去茂林，找中華圣公會會長陸紹泉，就說是他叔叔介紹來的，他會幫你。陸會長的女婿吳壽祺和吳保萼兩位老師，都是進步人士，可以求助。另外，萬一遇到敵人，就說自己16歲——16歲在法律上夠不上刑事追究。

這句話，周臨冰記了一輩子。

當天晚上，大家分手。老鄉把周臨冰送到一條長長的山溝里。第二天，來過一個人探望，問她一個人怕不怕。

她說：不怕，你們放心走吧。

但那一夜，她怕得一夜沒合眼。兩邊山崖陡峭，荊棘把視線切成一塊塊黑影，整片森林安靜得像一個巨大的陷阱。她沒有武器，沒有同伴，沒有退路，只有一個念頭在心里撐著：如果發生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氣的女戰士。

天剛亮，溝口突然響起槍聲。她把身子貼進荊棘里，一動不動，屏住呼吸。

這一天，總算平安過去了。天黑之后，一個砍柴模樣的老鄉從她頭頂走過來，解開圍裙，把炒米球扔下來。安徽過年的特產——炒米球。就靠這些，她撐了好幾天。

過了幾天夜里，老鄉提著燈籠在溝口輕輕喊：不要害怕，我們接你來了。

轉移，再轉移。老鄉把周臨冰送到離唐村不遠的馬路口，叮囑她：這里也不安全，暫時裝啞巴。

不出兩天，敵人打了回來，老鄉四處逃散。

周臨冰不愿連累任何人。她一個人拿起要飯瓢，提上打狗棍，往茂林走。

路上遇到一批民工，問路之下，其中一個人主動停下來。他說，自己剛送新四軍政治部的同志回來，路過這里。他看了周臨冰一眼，沉思了一會兒，說：你一個人去茂林有困難，跟我們一起走。

這個人，后來知道姓杜。一路走，一路說，話越來越投機。周臨冰叫他干爹，求他送自己到茂林陸會長家。

杜大爺怕她不信任，一再說：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過，他和他們很熟。他家離茂林不遠，先到他家住，再送你去。他還告訴她，到了他家，有人問起，就說是某中學的學生，因為怕打仗，想回家過年。

一到杜家，全家人把她當自家人看待。

村子里的人很快也知道了她的底細，經常給她送新四軍的消息，說要相信新四軍會很快回來的。

除夕前，杜大爺替她打聽好了陸會長的住址。他自己，也是當地圣火會的成員，是以進城辦年貨的名義和陸會長取得聯系的。

正月初五，他給她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說是回娘家。

出門前，他囑咐她：茂林鎮九步一個崗，碰到站崗的，千萬不要答腔，一切由他來對付。

兩個人，一前一后，走過一個又一個哨卡，順利到達陸會長家。

周臨冰把參軍時唯一留作紀念的毛衣送給了杜大爺。這是她身上最后一件值錢的東西。

過了幾天，杜大爺把毛衣送回來了。

他說：共產黨是我們窮人的黨，我們盼望你們早點回來。

陸紹泉的家，是周臨冰最后的庇護所。

陸紹泉，時任茂林中華圣公會會長，一個信基督教的普通老人。家里七口人：他和老伴，上有老人，下有兩個女兒、小兒子，還有一個侄子。

吳壽祺和吳保萼兩位老師來了，見到周臨冰，商量之后，決定把她留在陸會長家，并告訴她：你叔叔（夏老）已經和我們聯系過了。

陸會長很慈祥，不愛多說話。吃飯時老讓著她，說就在自己家一樣，我和你叔叔見過面，他把你送來是信任我們，我們對愛國志士是支持的。

但安置她并不容易。

彼時茂林的白色恐怖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國民黨推行"五家連環保"，挨家挨戶查戶口，只要有一點嫌疑，全家就以"窩匪"定罪，牽連九族。特務網絡遍布茂林每一條街巷，叛徒被收買，隨時可能出賣任何人。

更要命的是：國民黨貼出了蔣介石手令，捉到項英、周子昆、袁國平，各賞五萬大洋。閣樓對面，就是關押新四軍戰俘的小學，每天都有人進進出出，有人在審訊，有人在哭喊。

陸家商量之后，把周臨冰藏進了閣樓。

這個閣樓低矮，打掃得干干凈凈，但可以活動的范圍，只有一把藤椅那么大。

就這樣，周臨冰在那把藤椅上，坐了四十天。四十天，是什么概念？

是四十個白天，不能下樓，不能出聲，不能被任何人發現；是四十個夜晚，由陸會長的老伴和吳保萼先生的老伴悄悄叫她下來，在院子里走幾圈，讓她活動活動僵硬的四肢，然后再送她回去。

是陸家七口人，每一天都用命在幫她撐著這個秘密。

樓下是正常的家庭生活，鄰居串門，孩子嬉鬧，國民黨的人隔三差五上門查戶口。陸會長一家，一次都沒有走漏風聲。

不是沒有人知道風險有多大。一旦被發現，整家人都難逃一劫。但陸家沒有人動搖，沒有人后退。

周臨冰后來在回憶里寫：這一家人為了我的安全，要擔多大的風險啊。

后來，周臨冰在1982年離休后，從各處聽說了陸紹泉先生的結局。

1947年9月，陸紹泉在一次戰斗中，為配合解放軍向敵軍喊話勸降，被敵人的子彈擊中，就此犧牲。

夏征農1988年在上海口述這段歷史時，聲音哽咽：這位正直的老人，是我們生死與共的真正朋友。人民的恩情，誰敢忘，誰能忘。

四十天之后，周臨冰等不下去了。她和陸家人商量：先去永康找哥哥周振，再想辦法歸隊。

陸會長的朋友周璞堂，是做珠寶生意的浙江客商，剛好要去紹興，順路經過永康。兩位吳老師高興地說：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和你同姓同鄉，機會難得。

啟程那天，陸家全家人為她送行。她在閣樓上坐了四十天，沒有哭過一次。但那一刻，她哭了。

離開茂林，像從水里浮上來一口氣。

在周璞堂的帶領下，周臨冰從茂林出發，經諸暨，一路往浙江走。到了諸暨，周老先生替她買好去永康的車票，兩人就此告別。

她一個人上了車。

永康，她找到了地下黨聯絡處——俞振熙，這是嫂子的兄長，地址是嫂子當年到皖南看望她時特意告訴她的。

俞振熙在商辦運輸公司工作，那時候他們正忙著轉移，幾座高樓，人走樓空。周臨冰借宿了一夜，空樓里，只剩她一個人。

好在白天哥哥周振來了。兄妹見面，周臨冰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回部隊有希望了。當晚，她美美地睡了一覺，那是很久很久以來，第一次睡得這么踏實。

但第二天，麻煩又來了。天剛亮，城門口突然飛來一架日本偵察機。

很快，九架飛機跟上來，六架一組，輪流俯沖，輪流轟炸。周臨冰跟著人群趴在地上，頭都不敢抬，整整兩個小時，永康城被炸成一片焦土。

她隨著無數市民流落在鄉間山野，等到夜里才重新找到地下黨組織的同志。

大家互相都松了口氣。

但緊接著，特委同志沈景德找到她，帶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交通被日軍轟炸切斷了，短期內無法歸隊，要她暫時留在地方工作。

周臨冰不甘心。她一心想回部隊，整夜睡不著。偏偏這時候，一條腿突然紅腫。

農村沒有醫院，沒有藥，只有哥哥拿來一把切菜刀，替她切開膿腫。感染之后，她手腳發抖，一條腿完全無法落地，最擔心的事成真了：回不了部隊怎么辦？

哥哥安慰她：一只腿一樣能為黨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聯絡，照樣能發揮共產黨員的作用。

周臨冰振作起來。一只腳跳著，去趕集。集市上，一個土醫生注意到她，問了她的病情，給她放出膿血，立時就能下地走路了。

此后，黨組織安排她去永康報社工作，配合報社總編周健，把沒有公開刊登的電報譯出來，供內部參考。公開身份，她和周健是兄妹。

在報社的掩護下，工作了三個月。

三個月里，她每天翻譯電報，追蹤戰局，等待一個消息：去內地的交通，什么時候恢復。

消息終于來了。哥哥周振，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毛毯賣掉，給她湊路費。周健替她辦好了通行證。

她踏上了回部隊的路。

這一路，從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到最終抵達蘇中根據地，前后跨越數月，經過的地方：涇縣山野、茂林小鎮、諸暨街頭、永康郊野，見過的人：杜大爺、陸會長全家、吳壽祺、吳保萼、夏老、周璞堂、俞振熙、周健……

每一個名字，都是一條命押進去的。

回到部隊之后，周臨冰先后在鹽城、浙西、山東煙臺、河南寶豐等地工作，歷任機要譯電員、市婦聯主任、縣婦委書記。

全國解放之后，她從地方轉入中央機關，先后擔任湖南長沙市西區區委書記、中央財政部黨辦組織組組長、北京琺瑯廠黨委副書記、國家工商總局副局級職務，直到1982年正式離休。

她活到了很老。

她把那四十天，每一個細節，都記了下來。

1939年冬，葉挺橋前。

機要科長童世杰，帶著四個女孩，拍了一張合影：周臨冰、施奇、毛維青、汪企求。

快門按下去的時候，葉挺就站在鏡頭后面。

施奇，被俘，寧死不降，犧牲。汪企求，被俘，寧死不降，犧牲。

毛維青，被捕后逃出，找回了組織。

周臨冰，翻過一座座山，藏進一間又一間陌生人的屋子，最終活著回來了。

這個故事里，有太多值得記住的名字。

杜大爺，一個素昧平生的民工，帶她走過九步一崗的茂林鎮。

陸紹泉，一個信基督的老人，用自己的命護了她四十天，最后死在1947年的戰場上。

那位給她扔下炒米球的老鄉，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周臨冰記得。她一輩子都記得。

她在回憶錄末尾寫道：不論是杜大爺還是陸會長全家，和我素不相識，都做到了舍命救人。這充分證明，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在群眾中有著崇高的威信。我非常感激，永遠銘記老鄉們對新四軍的這份深情厚意。

1941年的皖南，9000人走進了一個口袋。最后，約2000人活著出來。

周臨冰，是這2000人里的一個。

一個19歲的浙江女孩，靠著一把藤椅、一碗炒米、一件新娘子借來的衣服，和無數普通人的一條命，活著走出了皖南。

她后來活了很久，見到了解放，見到了和平。

而那些把命押上去幫她的人，有的戰死，有的被炸，有的連名字都沒留下來。

歷史記住了周臨冰。

那些人，值得被歷史同樣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