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0日，“吳于廑《整體世界史論》出版座談會暨‘中國世界史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學術論壇”在武漢大學舉行。會議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主辦，武漢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15—18世紀研究所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全國20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6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珞珈山，共同研討吳于廑先生“整體世界史觀”的當代價值和中國世界史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路徑和方法。

吳于廑先生是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導的“整體世界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以人類歷史由分散走向整體的發展進程為主線，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框架，從全球聯系和文明互動的視角重新理解世界歷史演進，是中國學者立足自身學術實踐、自主構建世界歷史解釋體系的重要探索。三聯書店推出的《整體世界史論》一書，首次系統呈現了吳于廑先生關于整體世界史理論的核心論述。

《整體世界史論》，吳于廑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6年6月出版

會議圍繞吳于廑先生整體世界史觀的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展開深入討論，強調其作為我國世界史學科原創理論成果的重要價值。尤為關注整體世界史觀對于構建中國世界史自主知識體系、推進世界史教學改革與教材編纂，以及從世界歷史視野闡釋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啟示。復旦大學向榮教授在學術總結中指出，本次會議充分體現出世界史學界同仁立足中國立場、回應時代需求、推進理論創新的學術自覺與責任擔當。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整體世界史論》的出版不僅是對吳于廑先生學術思想的系統整理和集中呈現，更彰顯出中國世界史學界原創理論探索的學術價值。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式現代化深入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吳于廑先生的學術思想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繼承和發展整體世界史理論，對于推進世界史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增強中國學術主體性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夠為文明交流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的歷史視野與學理支撐。

以下文字系劉景華教授為《整體世界史論》一書所作序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注釋從略。

吳于廑（1913—1993年），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祖籍安徽休寧，自幼成長于蘇中寶應縣。1935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歷史系。1939年在昆明就讀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1941年考取清華留美公費生，留學哈佛大學。194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4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7年應周鯁生校長之邀回國，任武漢大學歷史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武漢大學副校長等職，武漢大學世界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委員及《外國歷史卷》副主編，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

1963年，中年的吳于厪。三聯書店供圖

吳于廑先生長期從事世界史教學和研究，早在1950、1960年代即著力探討世界史尤其是上古和中古世界史的基本問題，在《歷史研究》《歷史教學》《江漢學報》《武漢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如《略論關于封建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幾個問題》《從中世紀前期西歐的法律和君權說到日耳曼馬克公社的殘存》《巴拉克勞夫的史學觀點與歐洲歷史末世感》《埃及和巴比倫古代文化的世界歷史意義》等。1957年出版的《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寓深刻的歷史分析于流暢的文字敘述之中，成為當時文化青年喜愛的圖書，此后多次再版。

新中國成立之初，萬象更新，學科建設也迫在眉睫。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決定，由吳于廑和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編高校教材《世界通史》。這部新中國第一部世界通史（4卷）于1962年出版，成為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奠基之作，代表著當時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習稱“周吳本”。1970年代初，為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毛澤東發出“學一點世界史”的指示，人民出版社將4卷本《世界通史》再次印行，這是“文革”期間極少發行的厚重學術著作。粉碎“四人幫”后，由吳于廑主持修訂，《世界通史》于1980年第三次出版。這部著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筆者曾于1970年代青年時期購得這套著作，至今仍置于書架顯要處。

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歷史》

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浪潮推動下，我國史學界已不滿足于以往模式的世界史，要求建立中國特色世界史體系的呼聲日高。1986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委托吳于廑和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齊世榮教授共同主編新的高校世界史教材。這套教材共6卷，以吳于廑“整體世界史”為基本學術思想，習稱“吳齊本”，1992—1994年間出齊。該教材一直為各大學歷史專業所選用，長期被指定為全國研究生入學統考參考書，也是社會讀者學習了解世界史的首選書。隨著這部教材的廣泛發行，吳于廑的“整體世界史”也為國內歷史學人所熟知。

“整體世界史”是吳于廑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深入思考的思想成果。早在“周吳本”《世界通史》出版后，他就開始對西方世界史體系和蘇聯世界史體系進行反思。1964年發表《時代和世界歷史》一文，論述各個時代不同的世界歷史中心觀，重點批判“歐洲中心論”，提出要“全面而如實地”考察世界歷史，“真正用世界觀點”寫作世界史。這篇論文體現了他的世界史應為“整體世界史”的思想，與美國歷史學家首次提出用全球眼光來撰寫世界史大致同時。

1978年6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文科教學工作座談會，吳于廑在會上做了《關于編纂世界史的意見》的發言，明確提出了從全局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看法。他指出，歐洲的史學家們習慣于以歐洲為主體，“不能以世界為一全局”；我們要編寫新的世界史，“必須樹立以世界為一全局的觀點，來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而且不能把世界史當作各國各地區歷史的匯編，必須超越國別史和地區史，“來闡明世界歷史的全局發展，闡明各個時期世界歷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畫的，是長卷的江山萬里圖，而不是團團宮扇上的工筆花鳥”。

由此，吳于廑認為，對世界史學科必須有新的認識。他在《世界史學科前景雜說》中，認為世界史是歷史學科中一門有限定意義的分支學科，探索目標是世界怎樣由原始的、閉塞的、各個分散的人群的歷史，發展為彼此密切聯系而形成一個全局的世界歷史，也就是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史。世界史既不是一門中國的域外史，也不是國別史的總匯，而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目標在于探索和說明“歷史怎樣發展為世界的歷史”。

吳于廑指出，必須深刻領會馬克思“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的思想。作為整體的世界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而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諸多論述，世界歷史進入整體發展開始于15、16世紀。在《世界歷史全局與15、16世紀》中，他分析世界之所以在這兩個世紀中走向整體發展，一是在于鄭和、哥倫布等航海家開創的海上交通在世界范圍內取得支配地位，成為聯系世界各大洲的“決定性力量”；二是15、16世紀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的社會開始呈現差異，中國在生產發展水平上可能略勝于西歐，但在生產關系、社會階級、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沒有像西歐那樣出現有利于新生產方式成長的力量，也沒有像西歐那樣利用海上接觸和交往來發展，這樣原來大體相當的兩個地區在較量中逐漸不利于東方。由此，“15、16世紀東西方社會經濟綜合比較研究”，便成為吳于廑成立的15、16世紀世界史研究室（包括研究生）的研究主題，其成果結集出版為《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共3卷）。

《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與《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而作的介紹本學科知識內容的概觀性文章《世界歷史》中，吳于廑除了評述古今歷史學家對世界歷史的不同認識、概覽世界歷史全局之外，還進一步提煉了對“整體世界史”的理論認識，首次提出世界歷史有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方面。縱向發展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更迭，如唯物史觀提出的五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構成一個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縱向序列；同時，也要認識到社會向上發展的多樣性，注意避免機械性地描述社會形態更替。所謂世界歷史的橫向發展，是指在縱向發展的基礎上，各地區的交往、滲透或沖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對閉塞狀態的突破，終于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這一客觀過程。兩者互為條件：縱向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和水平，制約著橫向發展的規模和廣度；橫向發展的基礎是縱向進步，但當它與一定階段的縱向發展相適應時，就能促進和深化縱向發展。物質生產的發展，是決定歷史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歷史的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個統一的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之中”。這篇文章在略加修改后，作為“總序”又刊載于“吳齊本”《世界史》。

1983—1993年，吳于廑對歷史發展為“整體世界史”過程中有密切關聯的重大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進行了精辟闡論，撰寫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對世界史研究影響深遠。

在《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中，吳于廑指出，約一萬年前新石器農業革命發生后，世界出現了幾個農耕中心：西亞，東亞東南亞，中南美洲。農耕技術逐步傳播和擴展，在亞歐大陸南端形成農耕世界；寒冷的北端則形成游牧世界。農耕先進、發展快，工商業等活動出現，文明由此誕生。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交流主要呈現為暴力形式。游牧部族具有機動性等優勢，向農耕世界發起了三次大沖擊。第一次是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包括喜克索斯人沖擊埃及，赫梯人、米丹尼人等沖擊古巴比倫，雅利安人沖擊印度，希臘人南下等。第二次大沖擊發生于公元元年前后，直至7世紀，包括匈奴等“五胡”沖擊中國，大月氏、嚈噠人沖擊印度，日耳曼人沖擊西羅馬，斯拉夫人沖擊拜占庭，阿拉伯人沖擊亞歐大陸和北非等。第三次大沖擊發生在12—14世紀：突厥人西移是前奏，蒙古人橫掃亞歐大陸為高潮，帖木兒擴張為尾聲。大沖擊的結果是游牧民族大多接受農耕生活，農耕世界日趨擴大，游牧世界日趨收縮。游牧民族的沖擊以及他們建立的大帝國，促進了陸海交通，有利于打破各地區的閉關自守狀態，對歷史發展為世界史有積極意義，但距離徹底打破閉塞，使歷史成為世界史還有一段行程。

《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將宏觀視野與微觀探索精妙結合，文字表達通暢而典雅，讀起來引人入勝，被譽為中國學者研究世界史的“范文”（馬克垚語）。文章指出，農耕世界封建國家以農為本，耕織結合，重農抑商，無論東西方都是如此，但牲畜飼養在西歐農本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西歐出現由農本而重商的變化在于農本經濟內部，與“織”密切相關的牲畜飼養，在商業和城市轉化為農本經濟對立物的過程中起著突出作用：紡織工作不必固著于某地，可以向有利的環境轉移；紡織生產各環節可以并進；消費者對織物的需求彈性較大。因此，當商業和城市對農本經濟的滲透達到某種深度時，織物商品化的增長幅度一般會大于谷物的商品化。毛紡業和農業的商品化，為資本進入這兩個領域開辟了道路。尼德蘭和英國最先實現這一變化，成為農耕經濟自足閉塞狀態被打破的起點，資本主義進入世界歷史的起點，世界市場得以開辟的起點。重商主義政策是商人經濟利益（求富）和國家政治利益（求強）結合的紐帶。重商主義不單為了積累金銀，也注意發展工業。實行重商主義的英國，主要工業得到了較快發展，并為工業革命創造了資本的、技術的、勞動力的前提，所以最早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起飛。可以說，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歷史前奏。

最早的工業世界孕育于農耕社會內部，這是《歷史上農耕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得出的結論。在吳于廑看來，工業世界與農耕世界之間有無法割斷的歷史連續性。農本經濟生產剩余量的增長，是工業得以在農耕世界中生長、發展的前提。在農本社會里，工商業要想興盛，必須有農產品的足夠剩余，如此才能養活專門的工商業者。封建農本經濟是靜態的，但不等于是靜止的。中世紀后期的西歐特別是英、荷，農業生產長期趨勢是增長的，剩余量擴大了。無論地主家還是農民家，都有一部分農產剩余進入流通，換取他們在家庭制作不出來的物品，從而形成消費需求市場。西歐鄉村興起了供應市場的鄉村工業，它是農耕世界母體中孕育的工業世界胚胎。鄉村工業之所以發展，是因為13世紀起水力磨等廣泛應用于紡織業。農業增長并有足量剩余，為趨向專業化的鄉村紡織區提供糧食和原料，也為趨向專業化的農作區增大購買紡織品等的能力，這是理解農耕世界孕育工業世界的關鍵。在15至17世紀的英國，農產剩余量顯著上升，鄉村毛紡業空前發展。鄉村毛紡業新呢布等產品符合大眾需求，促使生產技術和手段突破。總之，正是“織”從農本經濟中獨立出來，由傳統農家紡織變為鄉村毛紡業，以及作為工業革命先鋒的棉紡業。初生工業世界也帶來了不同于農本社會的特點：新的工業世界，生產節奏緊密、時間感強；近代工業世界是計數的，如復式記賬法是為了準確核算盈虧；近代工業世界是不斷機械化，不斷追求功效的；近代世界又是不“敬天”、不“法祖”的，已認識到人可以駕馭和改造自然，人可以通過科學實現對自然的“統治”。

1980年代吳于廑先生在武漢大學家中。三聯書店供圖

工業世界在英格蘭出現后，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波，吳于廑繼而探討了“亞歐大陸傳統農耕世界不同國家在新興工業世界沖擊下的反應”。在他看來，傳統農耕世界退出歷史，是工業世界沖擊下不可避免的結果。他由近及遠地考察了工業世界對英國、荷蘭、法國、普魯士、俄國等歐洲國家的沖擊及其影響，指出各國都改變了傳統農本經濟體制，程度不同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和工業化道路。他也討論了由西至東的三大伊斯蘭帝國在沖擊下的反應，指出奧斯曼帝國18、19世紀進行的三次改革，伊朗薩珊帝國19世紀中期的整軍整政改革，都未能觸動傳統農本經濟體制，最后都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而未進行任何改革的印度莫臥兒帝國，最終更是淪為英國的完全的殖民地。他對比了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在中國，太平天國是傳統農民起義，洋務派改革重在建新軍，維新派改革重在建新政，都不變革傳統農本經濟體制，從而沒有找到切合自身歷史的工業化途徑。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本經濟體制，從而迅速進入工業化。結論是：對工業世界沖擊的反應是否有效，根本在于是否觸動傳統農本經濟體制。隨著工業世界的擴展，到19世紀末，整體世界最終形成。

諸篇文章，展現了吳于廑作為一個優秀歷史學家的遠見卓識。他視野廣闊，高屋建瓴，世界歷史發展大勢了然于胸，論述時邏輯嚴密、詞句典雅，深受讀者喜愛。筆者作為吳于廑先生的弟子，此次撰寫品讀諸文心得時頗為忐忑，恐不能悟其要旨、得其精髓。四十多年前我跟隨先生讀碩讀博，六年有余，先生對我耳提面命、勉勵鞭策的場景不時在腦海浮現。記憶最深的，是他所說學術文章要“有新意”，要“表達準確”。本文能否準確領會先生的“整體世界史”，祈望讀者諸君指正。

來源：劉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