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北京多區陸續公布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以下簡稱“四普”）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一批矗立于鐵道旁的老水塔進入公眾視野。北京青年報記者梳理發現，在豐臺區和房山區，有三座形制相似的水塔被認定為文物。與尋常水塔不同，這三座建筑的基座布有射擊孔，其中兩座水塔的管件存有“昭和”字樣銘文。這些細節，勾勒出特定年代的建筑形制，更鐫刻著一段無法繞過的民族記憶。

琉璃河火車站水塔

三座碉堡水塔獲得文物身份

國務院于2023年11月啟動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四普不僅要對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進行復查，還需同步開展新發現文物的調查、認定與登記工作。近期，北京市多個區相繼公布四普新發現名單，其中豐臺區和房山區分別將三座“碉堡水塔”列為四普新發現，引起北青報記者的關注。

早在2024年9月25日，北京青年報曾以《長辛店碉堡水塔成居民頭頂隱患》為題，報道當地一座老水塔管護單位不明確，年久失修墻皮時有剝落，成為附近居民的懸頂之患。同時，有文保志愿者發現，該水塔的圓柱形基座布有射擊孔、形似碉堡，疑為侵華日軍修建。據調查，北京現存同形制水塔共五座，此前均無文物身份。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專家當時建議，可借四普之機將此類水塔納入調查視野，這樣既有助于明確其文物價值，也能為后續安全管理提供依據。

北京青年報2024年9月25日相關報道

時隔數月，北青報記者追蹤發現，此前報道提及的五座碉堡水塔，已有三座獲得文物身份。根據《豐臺區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名錄》，“長辛店水塔”與“看丹水塔”雙雙入選。該名錄還明確了水塔的管理使用單位：長辛店水塔由長辛店街道辦事處負責管護；看丹水塔由中國鐵路北京局集團有限公司北京供電段負責管護。此外，“琉璃河火車站水塔”也被列入《房山區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名單》。

民間學者發現“昭和”管件

這三座水塔能夠獲得文物身份，離不開民間學者的實地考證。時間回到2024年，鐵路文化學者、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王嵬調查長辛店火車站時，車站西側的一座水塔引起他的注意。他步入水塔所在的花園南里61號院，發現該水塔的圓柱形基座上，除大門外還分布有5個射擊孔，孔內裝有平推式鐵窗和木制窗臺。王嵬據此判斷，射擊孔內側的窗臺極有可能是用于架設機槍，以便在觀察周圍情況時實施警戒。

王嵬在水塔內尋找銘文

為進一步核實水塔的建造背景，王嵬借助水塔內部的籠梯登至塔頂，并在水塔的金屬管件上逐一排查，最終在一鑄鐵管表面發現凸字銘文“昭和十三年”，即公元1938年。“昭和”是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在位期間所用年號。王嵬認為，種種跡象表明，這座水塔極有可能是抗戰時期由日本人建造，用途是為長辛店火車站及周邊區域供水。

長辛店水塔內的鑄鐵管件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在水塔西側有一條以“自來水”命名的胡同。據《北京市豐臺區地名志》記載，該胡同因在1937年用上自來水，故名自來水胡同以示紀念。不過，這條胡同的命名是否與水塔存在直接關聯，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北京五座碉堡水塔命運各異

王嵬在調查中進一步發現，北京地區除長辛店外，在豐臺看丹、房山琉璃河、昌平南口、順義以及延慶各建有一座碉堡水塔。其中，延慶康莊的碉堡水塔，于1945年至1949年間被毀，其余五座保存至今。此后，北青報記者跟隨王嵬對這五座水塔逐一走訪，發現其全部筑有碉堡式基座，形制相近疑似同源建造，但其命運卻各有分殊。

在豐臺區，除長辛店水塔獲得文物身份外，位于正陽新開路18號院的看丹水塔，亦在四普中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由于該水塔處于封閉狀態，記者未能進入內部查找銘文。不過，當地居民、65歲的范傳君向北青報記者回憶稱，早年在生產隊時期，曾有一位年長的李姓工友向他提及，自己曾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參與修建看丹水塔。這一口述為碉堡水塔的建造背景增添了重要線索。

看丹水塔

地處房山區的琉璃河火車站水塔，由中國鐵路北京局集團有限公司北京供電段琉璃河供水所負責管理，北青報記者在塔內的管件上發現有“昭和八年”（即1933年）字樣，此水塔至2025年方才停用，是北京同形制碉堡水塔中服役期最長的一座。北青報記者將這一線索反映至房山區文保所后，該水塔被房山區公布為四普新發現。

“昭和八年”銘文

位于南口火車站附近的水塔同樣為碉堡形制，已停用多年。王嵬在塔內金屬管件上發現兩處“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銘文。昌平區文物部門亦對此塔展開調查，但在該區公布的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名單中，此水塔并未被收錄。

南口火車站附近的碉堡水塔

順義火車站附近亦存有一座碉堡水塔，目測為五座水塔中體量最矮者，現已停用。因該水塔大門上鎖，記者未能進入查找管件上的銘文。2024年，北青報記者將相關線索反映至當地文物部門，但該水塔最終未能出現在近期公布的《順義區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文物公布名錄》中。

順義火車站附近的碉堡水塔

上百座碉堡水塔遍布多省

碉堡水塔并非北京獨有。據王嵬統計，他已在全國范圍內拍攝記錄了100座此類水塔。這些建筑形制高度統一，基座周圍有射擊孔，多緊鄰當地火車站，廣泛分布于京漢、京奉、津浦、膠濟、中東等二十余條鐵路沿線，涉及北京、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市。然而，在王嵬記錄的百座碉堡水塔中，已有七座被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以外地區的碉堡水塔，有的早已獲得文物身份。哈爾濱市雙城堡火車站給水所，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其所含碉堡水塔一并納入保護范疇；內蒙古烏蘭察布市的集寧火車站南站水塔，系1940年由侵華日軍修建，停用后得以保留，并于1986年被公布為內蒙古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滄州鐵路水塔，于2021年列為滄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文保牌明確記載其建于1938年，定性為侵華日軍罪證。

集寧火車站南站水塔

相比之下，北京此前在碉堡水塔的文物認定方面長期處于空白，但隨著近期三座碉堡水塔被公布為不可移動文物，這一局面得到有效改善。

“平戰結合”的多功能供水設施

就碉堡水塔的設計建造與文物價值，記者采訪到北京建筑大學的王銳英教授。

北青報：碉堡水塔上的射擊孔，反映出怎樣的設計思路與軍事意圖？

王銳英：這些建筑物系兼具供水與防御功能的“炮樓式”水塔，其內部設有樓層和樓梯，需配備采光、通風及瞭望孔洞，這樣既便于人員日常維護水柜，亦可在戰時充當射擊孔使用。此類水塔屬于“平戰結合”的多功能供水設施。

射擊孔

北青報：為何這類水塔多選址于火車站附近？

王銳英：抗日戰爭時期，火車多為蒸汽機車，運行需大量補水，因此每個車站均需配備加水設施—— 水塔將水輸送至水鶴，再為蒸汽機車補水。例如京張鐵路沿線許多車站建有水塔。同時，火車站作為軍事布防要地，駐軍亦有用水需求。兩者疊加，使火車站成為此類水塔的集中選址區域。

北青報：在長辛店、南口、琉璃河三座水塔的金屬管件上，均發現“昭和”紀年銘文，這是否足以確定為水塔的確切修建時間？

王銳英：銘文是重要且較為準確的依據，但需注意，水管上的銘文僅能證明管件本身的制造年份與產地，其安裝時間與水塔竣工時間未必完全同步。因此，可據此判定水塔建于該年份之后，但不宜直接認定為建成時間，故銘文年代的參考意義需結合具體地點和施工背景綜合判斷。

北青報：這些水塔形制相似，是否可能出自同一設計圖紙？

王銳英：可能性很大。當時水塔的材料、結構與功能高度統一，且處于同一軍事占領背景之下，統一設計、統一施工符合邏輯。設計施工方可能為日本陸軍工兵部隊，也可能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或東亞土木株式會社等工程機構。

北青報：從文物價值角度看，保護這類水塔在歷史、建筑及社會記憶層面具有怎樣的意義？

王銳英：此類水塔是日本侵華的實物鐵證，反映了日軍為掠奪中國資源而鞏固鐵路運輸系統的史實，同時也是戰時“平戰結合”供水設施的典型代表，其“炮樓式水塔”的復合功能，深刻暴露了日本妄圖長期、永久占領中國的侵略企圖，在建筑史、抗戰史及工業遺產研究領域均具有重要的實物價值。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

編輯/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