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四十年前，我從法院走出來的那一刻，追著離婚律師問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撫養權，不是財產分割，也不是以后靠什么過日子。我問的是：“你覺得我的好朋友們，還會跟我前夫保持聯系嗎？”
好吧，可能算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其實是：“就判給我這點錢，我怎么活下去？”但那個關于朋友的問題，死死地卡在我喉嚨口，跟生存焦慮幾乎同等分量。我跟前夫分得了孩子，法庭幫我們判得清清楚楚。可那些“婚姻共同好友”的監護權，根本沒人替我們裁斷。誰該得到他們？誰該退出？
我當時想當然地以為，答案肯定偏向我這邊。那些女朋友，是我一個一個攢回來的。她們帶來的丈夫，不過是順帶加入我們圈子的附屬品。有些閨蜜我從高一就認識了，她們是我的，從一開始就是。至于那些男人，只是“歷史遺留問題”般的存在，一直被允許跟著混而已。
我們這群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在一起了。一起結婚，一起生孩子，一起搬去郊區，一起找臨時保姆，周末晚上一起下館子。去Ponderosa吃永遠搞不清是什么的“神秘肉塊”，去附近的影院看電影，夏天一起去威斯康星的度假村集體出游。那時候的社交生活，誰離了誰都不完整，像一鍋大家帶菜湊起來的百家宴。
但離婚那天，我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個畫面：這些夫婦，現在會不會開始友善地接納他，還有他未來的那個女人？他們會不會帶著那個“替代版的我”去看電影，去吃同一款神秘肉塊？——老天爺，千萬別告訴我，他們還會一起去度假。
我狠狠對自己說：不會的，沒人會這么對我。
然后，它就真的發生了。前夫帶著“替代版的我”出現在某一對朋友的家里。所有人似乎都很歡迎她。沒錯，我也帶著我后來的丈夫出現，他也得到了同樣的愛。但在我心里，這是兩碼事。我們應該享有優先權。他跟他那個新女人，應該自己去找一幫新朋友，最好搬去斯里蘭卡那種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從頭開始。
那個“替代版的我”看起來人很不錯。但我認定，那只是因為當時坐在那里、一肚子怨氣、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她的人，恰好不是她，而是我。我一個人替我們倆把那份別扭和委屈，加倍地掛在臉上。不過沒關系，我篤定他們長不了。他肯定會再換人，總有一天會換成一個朋友們都覺得膚淺、情緒化又自私的女人——就像我那天晚上表現出來的樣子。
然而這件事沒按我的劇本走。他娶了她。當著這群朋友的面。
我安慰自己，朋友們遲早會厭倦“前夫夫婦”的。我后來的丈夫倒是很有耐心，可我真的很難接受——每一次逢年過節，他們倆就那樣大大方方地出現在朋友家里：微笑著，閑聊著，表現得好像他們本來就應該在那個位置。一年過去了。又一年過去了。朋友們堅持把所有人都請上。那些年里，前夫那邊從沒邀請過我們去他們家；而我們這邊組織聚會，也心照不宣地把他們排除在外。那是一種互相“省略”的冷和局，誰也不主動邁出那一步。
就這樣，將近三十年過去了。有些事情突然就變了。圈子里有幾個男人相繼離世。死亡是一件很奇怪的催化劑，它不會讓委屈消失，但會讓你突然看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發現，我只是想跟所有人一起再坐一坐，就是從前的那些人，全都回來。說不清是誰先發出了邀請。前夫請了我們，我們也就請了他們。
而就在這個過程里，不知道從哪一刻起，我跟我的前夫，竟然誰都想不起來當初到底為什么那么恨對方。
當然，非逼著我說，我還是能想起來的。那些爭執的內容，那些傷人的瞬間，其實并沒有從記憶里消失。但它們的份量變得很輕很輕，輕到不值得再拿出來一次。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出現在同樣的場合里：生日、畢業典禮、婚禮、每一個節日。我們坐在一起，不再需要特意繞開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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