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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初期的1868年4月，明治政府派遣對馬藩主宗義達為處理朝鮮通交事務官員，并于12月攜帶“書契”出使朝鮮。在“書契”中，寫有“皇室”“奉敕”等字樣，而由于朝鮮只承認中國宗主國地位，皇室等這些寫法只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故朝鮮政府認為日本的此種做法使朝鮮處于低于日本的地位，從而拒絕接受“書契”。

1872年朝倭館改稱日本公館，為此釜山朝方拒絕與日使交涉，并宣布中止與倭館的交易。日本國內便以“受到朝鮮的侮辱”為由，掀起征韓運動。雖然此事一度暫時停止，但“征韓”并沒有就此罷休。日本對朝鮮的覬覦由來已久，此時其侵略朝鮮的原因可以有以下幾點。

其一，經過臺灣出兵和吞并琉球，使明治政府敢于置中國的抗議于不顧，努力創造吞并鄰國的既定事實，并開始把朝鮮作為其第二個侵略對象。其二，除了地理位置上朝鮮離日本最近外，在歷史上，傳說5世紀在日本九州及朝鮮半島南部建立過“任那國”，在16世紀末豐臣秀吉時期就發動過侵略朝鮮的戰爭，由于遭到中朝兩國的堅決抗擊才沒有得逞。

但這些歷史成為激勵明治政府當權者重新覬覦朝鮮的動力和侵略朝鮮的“歷史根據”。奪取朝鮮就成為明治政府新的目標，對日本來說奪取朝鮮作殖民地將成為其建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標志，也是未來向中國大陸侵略擴張的重要立足點。

其三，明治以前，日本對朝鮮的輕蔑態度就已隨處可見。到了維新后，日本各界深受福澤諭吉等媚歐美、毀亞洲的思想影響，許多寡頭政治家、軍閥，如山縣有朋等都以奪取朝鮮為目標，并以中國為假設敵國，努力增強軍備。第四，面對國內政治變動而出現的混亂，要通過對外擴張戰爭來使“內亂之心轉移到對外，以實現國家振興之遠略”(1873年8月17日西鄉致板垣退助的信)。

1、江華島事件的始末

在出兵臺灣、吞并琉球得手后，明治政府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征韓”上，挑起江華島事件就是日本侵略朝鮮的前奏。

1875年9月，在外務省少丞森山茂的建議下，明治政府派“云揚”等兩艘軍艦在朝鮮內海測量、挑釁，并炫耀武力。在受到朝方開炮警告后，日軍艦炮擊朝鮮炮臺，趁機派陸戰隊登陸燒毀朝鮮官衙、民宅等，并攻陷永宗城。這次事件得到了英美等國的認可，日本替英美強迫朝鮮開港，開充當西方鷹犬的先聲。10月5日，木戶孝允一改以往反對征韓的態度，提出意見書，要求自任特使前往朝鮮“問罪”。

文稱：“征韓論起，臣深慮內治未洽，故主張先內后外之論。今其對我軍艦暴擊，則明白與我為敵，我內治雖未能洽，豈能徒顧內治而棄其外務?是我不可不舉朝鮮事件之始末。”

木戶的意見立即得到政府批準，后因其生病未果。1876年2月明治政府派遣黑田清隆(參議兼開拓長官)、井上馨(外務大臣)為全權辦理大臣，以六艘軍艦為后盾，向朝鮮“問罪”，并威脅如果朝鮮不同意開港，將派軍隊登陸，模仿列強強迫自己開港方式上演了一出以武力強迫朝鮮開港的話劇。在明治政府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名義發布的對黑田訓條(1875年12月)中要求“對侮辱我國國旗要求相當的賠償；交涉重點以擴大對朝貿易為主，在朝方接受我上述要求后，關于云揚艦的賠償可視情況而定；修好條件須超越德川時期舊例等”。

同時在三條給黑田的內諭中則更加露骨地表明了明治政府對朝鮮的侵略企圖。

“朝鮮可能以不予理睬，或不接待來使或等待中國命令等方式拖延時間，對此應強調，兩國舊交未曾經過中國中介；我務必直接與朝鮮交涉，而避免通過中國的間接交涉。朝鮮肯定會詢問中國后再答復，我則以兵力在京城(漢城)屯駐，提出強迫其賠償之難題。

下述各項為我向朝鮮要求必須接受之條件：

（1）釜山(原有貿易地)之外開放江華港口為貿易之地；（2）承認日艦在朝鮮海的航行自由；（3）對江華事件謝罪。

如對方沒有對我使節行使暴力和凌辱，但拒絕我要求時，則應留下我政府將另作主張之聲明，迅速歸國，注意保全使節之體面。

12月28日三條又對黑田發出“內諭”稱：“關于前兩條的具體實施時間的決定權可授予使臣見機行事。”

明治政府對朝鮮政策的核心此時已經十分清晰。其一，它非常介意朝鮮與中國的傳統關系，極力避免中國的介入，力爭以強壓弱，單獨同朝鮮簽訂條約，在強調朝鮮獨立的同時，公開提出日艦隊在朝鮮領海自由航行等不平等條件。日朝修好條規使日本得到了超出其期待的好處，朝鮮被迫開港范圍也遠不止江華港，還包括京圻、忠清、全羅、慶尚、咸鏡五道之各兩個沿海通商便利港口(條規第五款)。

實際上該條規及其條規附錄和“在朝鮮國議定諸港之日本國人民貿易規則”等簽署后，使日本較其他國家在朝鮮的貿易地位中處于絕對優勢。明治政府同時派遣森有禮使華，得到中國“不強預其政事”，“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的說法后，自身還未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日本開始扮演新殖民主義者的角色。

連英國駐日公使也認為，日朝修好條規是日本模仿1858年日英通商條約的產物。在日本試圖要擺脫歐美列強強加于自己的不平等條約之時，卻把同樣的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了鄰國朝鮮，使朝鮮“獨立”于中國，是其建立和擴大在朝鮮勢力，最終吞并朝鮮的第一步。

日朝修好條規第一款規定，朝鮮國是“自主之邦”，日本要以此否定中朝之間的傳統關系，以便插手朝鮮事務。而在朝鮮看來自主提法不過是以往東亞國際秩序中的“自主”。結果是明治政府通過日朝修好條規強迫朝鮮開放釜山等三個港口，并得到在朝鮮沿海進行測量、制作海圖及勘查的權利，強迫朝鮮承認在朝日本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權，而且日本貨物進出朝鮮時可以免除關稅。

在日本對清政府的說辭中，突出強調朝鮮的獨立地位，但并沒打算給朝鮮以平等待遇。其“朝鮮自主”不過是要實現自己對朝鮮的單獨控制的基礎。該事件成為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擴張道路的重要一步，也為發動甲午戰爭，控制朝鮮埋下了伏筆。

其二，明治政府通過建立日朝不平等條約體制，取得了對朝鮮貿易的壟斷特權和無關稅特權。從而開始加緊了對朝鮮的經濟滲透和政治壓迫。繼吞并琉球王國之后，日本又以西方式手法使朝鮮的“自主之邦”條約化，邁出了在“保衛朝鮮獨立”口號下武力吞并朝鮮的重要一步。

2、覬覦韓國的緣由

1870年代明治政府早期進行的幾次擴張性戰爭或武力吞并、武力威脅的行動基本上是對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政策的效仿。明治政府試圖通過對鄰國顯示武力的做法，來向列強表現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特征，同時又試圖以武力打破已經被西方削弱，但還存在的舊的東亞國際秩序，并侵略一些仍然在舊體制內，而列強又尚未“充分注意”的國家，以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充當亞洲的霸主。

同時，1870年代的對外擴張戰爭及侵略還具有很強的對內緩和矛盾的性質，“戰爭”以“安內”也是近代日本國家對外擴張的原動力之一。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形成，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爭則更多地具有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性質，即以追求領土擴張、經濟掠奪、武力殖民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式的擴張侵略政策目標，并建立侵略中國大陸在內的日本帝國主義體制。征韓論與對臺灣、琉球的侵略吞并在明治政府的決策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論，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實兩者是有內在聯系的。

其一，對手是不同的。當時征韓戰爭畢竟是針對一個外國，并可能引發各國的嚴重關注的戰爭，而日本自己是否真正準備好一場全面戰爭也有問題，而出兵臺灣則是對“尚未明確主權”的“生蕃”殺害“日本屬民”的征討，盡管可能有與清政府發生沖突的問題，但一可以試探中國對臺灣、琉球等政策的虛實，也是對日中關系的一次檢驗；

其二可以爭取確立日本對琉球的法律地位。清政府的態度使其確信對臺灣與琉球使用武力都不會遇到更多的國際麻煩。特別是在琉球問題上，在西方國家毫不關心的情況下，日本干脆以武力吞并弱小鄰國一-琉球王國，完全不顧。及鄰國政府的再三反對和抗議。

第二，明治政權中核心人物都是下級武士、舊藩閥出身者，深受尚武思想影響。以力量(實力)為最高的價值標準，對方是否有實力是對其采取什么政策的重要尺度。

對待決斗的對手是如此，國家關系也是如此。對手強大就順從，對手虛弱就威脅，1853年當美國軍艦在佩里率領下到達日本時，日本上下受到美國軍艦威力的震懾，而薩摩與長州兩藩從攘夷轉變為討幕也是由于認識到無力與洋夷抗爭的結果。

面對臺灣、琉球、朝鮮等弱小鄰國，西方對日本采取的實力政策就成為日本效仿的最好榜樣，為了擺脫自身殖民地危機，用西方列強同樣的帝國主義手段，以武力侵略來奪取鄰國是實現富國強兵等政治抱負的最佳捷徑。

3、對外擴張還是對內戰爭？

1872~1873年，明治政權在立足未穩之際，就開始了對外擴張戰爭的醞釀、準備和實施。這種擴張政策的提出也釀成了明治政權內部的第一次危機，即由“征韓論”引發的政府危機。

應該說，征韓論表現出的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政策萌發的重要征兆，顯示出明治政權試圖以武力威脅鄰國的最初企圖。明治政權模仿西方對付自己的手法，以武力脅迫朝鮮開國，其最終目的是要在大的帝國主義國際環境下，在東亞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的帝國主義體制，盡管此時要成為這個小帝國主義體制盟主的日本自己也還處于西方不平等條約的半殖民地地位。

為此在國內樹立對亞洲鄰國的蔑視與自身優越意識。“文明開化、脫亞入歐”就是要向國民說明，自己盡管也被迫接受了西方的不平等條約，但在思想上、體制上也“比中國、朝鮮等優越”。

通過分析日本早期幾次擴張行動和決策過程，我們得出以下結論：明治政府早期開始奉行的對外政策就具有明顯的雙重性質。它一方面全面積極接受西方式國際關系體制及條約體制，另一方面，積極挑戰東亞舊有的國際關系體制，并努力采用西方式帝國主義手法打破原有的東亞國際關系體制，但是日本要建立起來的是比舊式東亞體制遠為苛刻殘酷的、以血腥屠殺為基礎的新殖民帝國主義體制。

在該體制中，日本是中心、是“盟主”，其他國家不是朝貢關系，而是成為完全被日本壓榨、掠奪、宰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各國內政受到日本全面控制或嚴重干涉，親日或傀儡政權是該體制的共同特征，否則就將被日本以武力推翻。所謂西方方式就是以武力為后盾逼迫鄰國締結不平等條約等方式，是侵略、吞并鄰國的“合法”依據。

不管該條約是在什么情況下簽訂的，不管是以武力脅迫的，還是以欺騙方式獲得的，只要有條約，就是“合法的”，就可以在這種不平等、不合法條約的指導下侵略、壓迫別國。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都是指導國家對外擴張政策的重要方針，至今也是右翼為侵略正名的依據。

1873年明治政府內部因征韓論而出現分裂的原因在于外征與內治何者優先的問題。爭論的結果雖然是征韓論的積極鼓吹者退出政權，但政權本身對朝鮮的覬覦政策并沒有改變，而且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對外思想上，所謂大陸派——即通過侵略亞洲國家來建立日本帝國地位的思想流派，從明治政權初始就一直存在。西鄉是大陸派主流代表人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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