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觀察

項兵／文

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全球經濟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各國除了要面臨“如何發展”的問題，還有“朝什么方向發展更好”的問題。這個問題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息息相關。

筆者以基尼系數為參照，大致將中國、美國和歐洲等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新版市場經濟模式，通常與較高的基尼系數相關聯（學界普遍認為，基尼系數達到0.40以上意味著收入差距處于較高水平），以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及放松管制為特征，西方學界稱其為撒切爾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美國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過去40余年，美國憑借市場主導、企業家精神和全球資源整合，中國則憑借有為政府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模式，共同成為全球增長的主引擎。

第二類是有為政府模式，其特征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起重要作用，強調產業政策與“集中力量辦大事”，并且國有企業收入在經濟總量中占比較高。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正是有為政府與新版市場經濟模式相結合的結果。

第三類是高福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基尼系數較低，本文將基尼系數不高于0.32作為該模式的參考界限。這一標準與經合組織國家（OECD）的整體情況大體相符：2012年和2021年，在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后，其平均基尼系數均約為0.32。同時,采用此模式的經濟體福利水平較高，西方學界將其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模式。

這類經濟體在依托市場經濟所創造的財富基礎上，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加大社會保障投入（社保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高），建立起了高效、覆蓋面廣且深、透明度高且公平公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西方高福利發達經濟體展示的民主與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創富（一次分配）加上高福利（二次分配）的組合模式，是當今世界實現共同富裕經濟體的主要路徑。

這一分類雖有局限、尚待完善，嚴謹性上也仍有探討空間，但筆者認為，這一分類有利于在全球視野下系統比較中美歐三大經濟體的優勢與現實挑戰，提供了從不同發展模式的不平衡、不協調出發觀察全球性問題的視角。

新版市場經濟模式

自20世紀30年代強調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興起以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小政府、少干預”的思想主張當時雖然式微，但與之形成雙峰對峙。

20世紀70年代末，在哈耶克思想影響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執政時間1979—1990年）在1979年上臺后推行新自由主義路線，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大幅減稅、削弱工會影響力、放松管制及推進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強化以市場為主導的發展模式。

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成為撒切爾主義的追隨者，并于執政期間(1981—1989年)在電信、金融、航空等關鍵行業實施了放松管制政策。英美兩國聯手開啟了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推動了新一輪全球化進程。

與此同時，中國在1978年開啟了改革開放。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融入了這輪全球化浪潮中，進一步加快了經濟與貿易全球化的擴張。

在新版市場經濟模式的影響下，全球經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發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9—2024年，全球GDP由10萬億美元增至111萬億美元，全球人均 GDP從 2329美元增長至13673美元，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升。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商品貿易進出口總額由約3.2萬億美元擴張至49.2萬億美元。全球財富持續積累，民生不斷改善，全球貧困人口大幅下降。新版市場經濟模式在推動經濟及貿易增長、財富創造、脫離貧困、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

市場經濟、放松管制與企業家精神構成了中美兩國共同的創富基礎，兩國也通過深度融入新一輪全球化并擁抱互聯網時代，成為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據世界銀行統計，1979—2024年，中國對全球GDP總體增長的貢獻率達25.3%，美國的貢獻率達22.1%。

但與此同時，新版市場經濟模式也在此過程中顯露出了局限性。

從美國來看，自里根政府以來，美國構建了最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美國在全球投資貿易規則及行業規則制定上占有主導地位，在企業層面的系統創新（涵蓋產品、科技、金融、商業模式、管理理念和理論、企業治理及企業群體結構、經濟發展模式等）及孕育谷歌、英偉達、OpenAI、Anthropic等大風流創新企業方面獨樹一幟。

所謂大風流企業，指在創新上具有引領性和原創性，開辟新行業和新賽道并帶來范式性變革、市值或者估值接近或者超過1萬億美元，具有極強價值創造能力和全球影響力的企業。

然而，新版市場經濟模式的弊端也在美國得到充分彰顯。從二次分配看，根據國際勞動組織統計，美國社保和教育支出占GDP的36.1%，在發達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但其社保體系的公平性明顯不及那些實現共同富裕的發達經濟體，社會面臨多重結構性問題。

其一，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突出。美國的基尼系數長期高于0.4的警戒線。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統計，2024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34.8%的國家財富，而最底層的50%的家庭僅擁有全國財富的1%。

其二，社保體系的基本保障不足。約2750萬人沒有醫保，約4200萬人依賴政府提供的食品券應對溫飽問題；高等教育不免費且成本高昂，根據OECD2025年相關報告，美國2022年高等教育經費（扣除政府間轉移支付后）中僅有38.7%來自公共資金，顯著低于OECD平均的67.4%。

其三，社會流動性下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美國2020年全球社會流動性排名位列第27位（該排名此后未再更新）。此外，美國中產階級的占比由1971年的61%降至2021年的50%。

其四，國家財政壓力上升。截至2026年6月，美國國債超39.2萬億美元，2024年廣義政府債務占GDP比達122.3%（中國為88.3%），全球排名第12位。財政可持續性承壓，過度透支問題凸顯。

進入“特朗普2.0”階段，美國的發展模式基本延續了里根推進的新自由主義，但在全球投資與貿易自由化上做出了重大調整，走上了“美國優先”及反全球化之路。筆者認為，“特朗普2.0”下的政策難以緩解美國國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現有矛盾。對內，美國也開始探索西方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如2025年2月提出建立國家主權基金，年底啟動“創世使命”計劃，成立“AI國家隊”等。

從中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并深度融入全球化，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并在較短時間內推進了工業化與城市化。實踐表明，市場經濟與企業家精神在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效率、釋放發展動能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也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中國也面臨與美國類似的結構性挑戰。例如在收入與財富不均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自2003年突破0.4警戒線后，至2024年始終高于0.4。200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曾經達到0.491，按當時的數據，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居第二，僅次于巴西。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的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最近可得），總資產最低20%家庭的資產僅占全部家庭資產的2.6%，最高20%家庭的資產占比為63%。

有為政府模式

有為政府模式主要體現在國家配置資源、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及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其核心優勢之一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經濟追趕及工業化階段，該模式可快速動員并集中國家資源，在戰略性產業可以快速實現突破。

盡管有為政府模式在追趕階段往往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并取得成功，但歷史經驗表明，迄今尚無一個經濟體僅憑單一模式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蚋粡姟?/p>

當企業從跟跑者、并跑者，演進為領跑者、乃至進入“無人區”時，行業未來形態、產品形態、科技及商業模式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面對這種情況，追趕時代常用的“逆向工程”戰法難以行之有效，政府主導型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和成功率往往也會降低。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等人在2007年出版的《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增長與繁榮的經濟學》中指出，“國家引導型資本主義”通常通過扶持其預期將成為“贏家”的特定產業來進行。這一模式有諸多好處，但當經濟逼近技術前沿，國家引導的弊端會集中顯現：過度投資、缺乏突破性創新、腐敗風險上升，以及資源難以從低效領域轉向高回報領域。

韓國和日本在二戰后的發展經驗可為鏡鑒。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推進“漢江奇跡”的過程中，通過國家選擇性扶持財閥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但由此導致關鍵產業長期高度集中于少數企業集團，形成了路徑依賴與結構性后遺癥。在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通產省主導的“第五代計算機計劃”投入巨大卻未達預期，而民間主導的消費電子與汽車產業仍保持全球競爭力。隨后，通產省在2001年被撤銷并改組為經濟產業省。

在筆者看來，大風流創新企業可能是國家未來競爭的勝負手，但僅依靠政府規劃可能難以培育這類企業。美國用市場主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持續在多個領域催生了大風流創新企業，核心是現代企業制度和發達資本市場的組合拳。

以英偉達為例，2025年5月，其市值一度高達5.7萬億美元，超過了德國或日本2025年的名義GDP。面向未來，大風流創新企業產生的速度、數量和規模將大幅提升，SpaceX的市值一度接近3萬億美元、OpenAI、Anthropic的估值都預計接近或突破1萬億美元。這類企業的持續產生或將成為衡量一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變量。

近年來，中國在體育、文化、先進制造、教育等多領域持續突破，最具創新活力、代表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企業，大多來自民營經濟。我們可以考慮在有為政府主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基礎上，還要逐步培育發展以市場為主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生態體系，采取兩種模式“雙管齊下”的打法。

高福利模式

部分發達國家（包括北歐、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利用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有效結合，實現了共同富裕。

在一次分配方面，以成熟的市場經濟、企業家精神和法治體系保障創富能力。在二次分配方面，以政府為主導，通過投入巨大而高效、覆蓋廣而深、公平公正且透明的社保體系，實現了對民生全面和深度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經濟帶來的收入和財富不均及社會流動性不足等問題。這也體現了“有為政府”的另外一面。

由于一次和二次分配的結合有效解決了社會保障問題，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中，三次分配（如公益捐贈、企業社會責任等）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大為減弱。

瑞典被普遍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個典范：2024年的人均 GDP為57723美元，基尼系數為0.276，顯著低于0.4警戒線；在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中蟬聯第二，2025年幸福指數全球排名第四。瑞典的教育、醫療和養老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生命周期保障。

瑞典的實踐表明，創富能力與公平分配可以相互促進。自2000年以來，從人均國民收入、全球競爭力、創新能力及幸福指數等指標看，瑞典并未出現所謂“高福利養懶人”的問題。

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并非盡善盡美。盡管社會民主主義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優勢明顯，但在與中美競爭中仍面臨巨大挑戰。

與中美相比，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普遍缺乏“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歐洲在新增《財富》“世界500大”企業數量、新晉福布斯億萬富豪數量、“獨角獸”企業數量等方面都和中美相差甚遠。

由于歐洲更強調公平、包容與管制，創新活力與增長動力相對不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8—2024年，歐盟（統計數據包含英國）GDP占全球比重由30%降至20.7%，同期美國由23%升至26.2%，中國由7.2%升至16.8%。

這個觀察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強調的“包容性制度決定長期增長”的核心論點形成反差：制度更為包容的歐洲經濟體，過去近20年在增長與活力上不及中美。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在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及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均落后于中美。同時，受人口老齡化、人工智能沖擊就業等因素影響，高福利模式負擔將繼續加重。

迄今為止，社會民主主義為人類在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帶來的“無就業社會”中探索公平與發展的平衡提供了寶貴經驗。例如，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加拿大于2025年11月6日通過《保證可維持基本收入法案》（S-206）二讀，擬建立全國基本收入框架，預計可將貧困率降低約40%。

但從歐洲實踐看，近年來，在中美主導的競爭格局下，疊加俄烏沖突使得歐洲的能源成本成倍高于中美，嚴重削弱甚至重創其產業及企業競爭力。歐洲模式仍面臨增長乏力、創新不足和福利可持續性承壓等挑戰。如何兼顧社會公平、經濟活力與全球競爭優勢，是亟待破解的關鍵命題。

三種發展模式的演變

新版市場經濟、有為政府與社會民主主義三種發展模式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新版市場經濟肇始于1979年撒切爾夫人改革與1981年里根新政，于冷戰結束后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風靡全球。

有為政府模式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歷史學派，筆者認為，二戰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蘇聯的快速工業化、日本的通產省產業政策、韓國的“漢江奇跡”，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均屬相關實踐。

社會民主主義則根植于北歐及西歐的長期社會實驗，在市場經濟及企業家精神創富的基礎上、通過高稅收、高福利實現了相對公平的分配、治愈了新自由主義衍生的收入與財富不均及社會流動性不足這些原始資本主義的通病與頑疾。

三種發展模式雖有不同的源流和治理邏輯，但市場經濟與企業家精神的創富能力是三大經濟體的共同基礎，也是中美歐最核心的共同點。

美國將市場經濟發揮至極致，也集中展現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偉大和局限性?！疤乩势?.0”時期，美國仍堅持釋放以市場為主導的潛力和能量，但社會民主主義的元素并未得到重視。單靠市場機制難以破解美國日益嚴峻的經濟社會問題，美國需要在保持對社保高投入的基礎上，尚需大幅增強其公平性及有效性。

中國的發展路徑可概括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過去40余年，中國在綜合國力、產業體系和科技能力等方面取得歷史性成就。我們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方面還要繼續改進，需要切實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破除隱性壁壘，構建并鞏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這些都是完善市場經濟、邁向創新驅動、持續產生大風流創新企業的必要條件。在市場經濟建設方面，有為政府作用的發揮在并跑及領跑的行業可能需要更加審慎；社保體系需加大投入，使其至少不低于人均國民收入類似的金磚國家（巴西與俄羅斯）的投入水準。在社保體系的公平公正透明上，我們可借鑒共同富裕國家的成功經驗，吸取其它國家失敗的教訓。

西歐部分經濟體的實踐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優勢：在市場經濟與企業家精神創富基礎上，通過高投入、廣覆蓋且相對公平透明的社保體系，有效緩解收入財富差距與社會流動性下降問題，使西歐成為全球共同富裕程度較高的區域。

過去20余年，歐洲整體增長動能偏弱，反映出公平優先模式在發展動力及活力上的不足。在大風流創新企業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歐洲未來如果未能做出重大變革、其全球競爭力進一步走向衰敗。面向未來，歐洲提升活力的關鍵或許在于大規模放松管制，激發創新、投資與競爭的動力。

發散時代2.0

雖然路徑各異，三類模式卻都成熟于同一歷史背景——新一輪全球化與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筆者將人類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突破了農耕文明的穩態結構）到第三次工業革命（開啟信息化與全球化加速擴張）的這段時期，稱為“發散時代1.0”。

但當下世界正經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局：多種顛覆式變革相互交織、層層疊加，其速度、廣度與深度均史無前例。筆者將這一階段稱為“發散時代2.0”。

“發散時代2.0”的特點不勝枚舉，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人工智能的飛速演進，或將第一次催生出超越人類智慧的超級人工智能形態（ASI）。與此同時，此番人工智能變革在企業層面釋放出的杠桿效應可謂前所未有。

部分企業“一飛沖天”：英偉達市值多次突破5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或德國2025年的名義GDP；微軟、蘋果、Alpha－bet的市值也先后突破4萬億美元，接近英國2025年的名義GDP。這類富可敵國的企業可能在不久的未來持續誕生。此外，超級寡頭企業的格局也在快速形成，截至2026年6月，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兩家公司合計已占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總市值超過55%，臺積電則占中國臺灣加權指數（TAIEX）權重40%以上。

部分企業“一落千丈”：OpenClaw的流行強化了市場對傳統軟件商業模式難以為繼的擔憂，2026年以來，美股軟件行業總市值蒸發約1萬億美元，辦公軟件龍頭企業Adobe、Salesforce等股價數周內下跌25%—30%。

企業層面快速劇烈的分化，正是人類社會底層競爭邏輯在“發散時代2.0”發生深刻轉向的端倪。企業的成敗是決定國家興衰的重要載體，企業界的重大革命也會深刻改變民族國家競爭的力量對比，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排名也會出現重大調整。

面對“發散時代2.0”的全新挑戰，國家與企業可能都需要新的思維體系。新的思維體系需要取勢于全球大變局中的深層趨勢，明道于文明演進、國家及企業興衰的根本規律，優術于具體實踐中的創新方法與行動路徑。

在“發散時代2.0”下，三大傳統發展模式的優勢與劣勢將被重新定義，其調整方向也將各不相同，全新的發展模式或將應運而生。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長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