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恩鮑姆與費利佩六世的會晤，理應成為更新并重啟1991年《瓜達拉哈拉宣言》的契機。35年前，在“塔帕蒂亞明珠”瓜達拉哈拉，首屆伊比利亞美洲峰會舉行。這場會議開啟了該地區在各個層面的發展機遇，且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除東道主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外，與會者政治背景十分多元，左右并存。

其中包括菲德爾·卡斯特羅、阿爾韋托·藤森、國王胡安·卡洛斯、費利佩·岡薩雷斯、馬里奧·蘇亞雷斯、阿尼巴爾·卡瓦科·席爾瓦、費爾南多·科洛爾·德梅洛、卡洛斯·梅內姆、路易斯·阿爾韋托·拉卡列、帕特里西奧·艾爾溫、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羅德里戈·博爾哈等人。

當時的國際局勢顯然極為復雜。歐洲方面，柏林墻倒塌僅過去兩年，南斯拉夫解體剛剛開始，隨后爆發的巴爾干戰爭幾乎貫穿了20世紀末的歐洲政治生活。伊比利亞美洲方面，則正處于所謂“失去的十年”的尾聲。

這一階段始于1982年8月，當時墨西哥總統洛佩斯·波蒂略宣布國家無力償還外債。而就在1991年那場峰會召開前幾個月，這一既不公正又幾乎無解的問題開始出現轉機，原因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組建的經濟團隊推進了多邊談判。佩德羅·阿斯佩和何塞·安赫爾·古里亞是其中的技術主力，這一進展最終也為該地區其他國家打開了道路。

不妨直言：在極其嚴峻的局勢下，領導能力和國家理性變得至關重要，正因如此，一個多邊論壇得以建立，創造出關鍵機遇，其影響延續至今——盡管近年來這些峰會的分量已有所下降。

正如薩利納斯在《墨西哥：艱難邁向現代化》一書中所記述的那樣，菲德爾·卡斯特羅當時的反應頗具代表性：“這是玻利瓦爾夢想中的會議，而我們最終卻是和西班牙國王一起把它辦成了。”放在這一長時段背景下，克勞迪婭·希恩鮑姆與費利佩六世的會晤就顯得格外重要。

隨著該地區相當一部分國家完成向右轉，仍然執政的進步派力量已相當有限。在這種局面下，墨西哥總統可能發揮的作用尤為關鍵。若她能像外界普遍預期的那樣，憑借目前的高支持率通過罷免投票，那么她將是少數仍擁有數年任期空間的領導人之一。至于巴西和西班牙，在未來幾個月進入選舉前期后會發生什么，仍有待觀察。

前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的外交立場塑造了墨西哥與西班牙在上一個六年任期內的緊張關系，他在國際環境中的某種孤立姿態，也與希恩鮑姆總統所展現出的務實與穩健形成鮮明對比。無論是在對西關系上，還是在其國際戰略上，希恩鮑姆都表現出更為審慎的現實主義。

而眾所周知，這一戰略也受到墨西哥與美國關系緊張局勢的制約。西班牙王室始終對美洲歷史及其中一些參與者造成的苦難保持特殊敏感。除了費利佩六世本人近來明確且得體的表態外，還應回顧1990年1月，胡安·卡洛斯和索菲亞在歐洲人抵達美洲5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前夕訪問瓦哈卡一事。

他們在那里表達了事后的痛惜，指出西班牙君主當年的訓令本意始終是維護原住民尊嚴，這一立場也延續了多明我會修士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的思想，但這些訓令“常常令人遺憾地被貪婪的殖民領主和腐敗官員所無視，他們以武力強加自己的荒謬行徑”。

盡管人們一再強調，當時的制度與法律現實，與近兩個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體系有著明顯差異和距離，但胡安·卡洛斯一世并未回避與其王朝——波旁王朝——以及在帝國時期扮演主角的哈布斯堡王朝相連的歷史責任，也沒有回避原住民曾遭受的深重苦難。

為此，他提到查理五世曾嚴厲斥責埃爾南·科爾特斯，說“我們的主上帝創造印第安人時，本就賦予他們自由，而非讓他們淪為奴役之身”。借用貝內德托·克羅齊的話，對過去的研究取決于我們在當下賦予它怎樣的解釋。

從這個角度看，征服時期發生的種種暴行不是、也不應成為一個問題——更不應被當作政治問題——而應被視為一種歷史現實，放在共同歷史這一復雜熔爐中加以研究。這個共同歷史既有光亮，也有陰影，它屬于那些曾在哈布斯堡復合君主制下命運相連的王國，約翰·埃利奧特對此曾有精辟論述。

擺在面前的挑戰極其巨大。關稅、移民和安全問題早已被反復討論。無論如何，現在是重新凸顯伊比利亞美洲價值的時候了，應將其視為一個持續創造、融合與理解的空間。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說，盡管“地理讓我們成為鄰居，語言讓我們成為兄弟”。

希恩鮑姆與費利佩六世在國家宮的會晤，理應成為推動11月馬德里峰會更新并重啟1991年《瓜達拉哈拉宣言》的契機。

在這一視角下，帶著歷史清醒的低語，我們各國的決策者應共同尋求一種“富有感召力的共同生活方案”——借用奧爾特加的話——以確保這85000多萬伊比利亞美洲人民擁有繁榮與進步的未來。歸根結底，這一共同體將是塑造地球未來的一支重要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