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28日報道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6月20日發表題為《中國與東盟的關系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文章，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客座教授亞歷杭德羅·雷耶斯。文章內容如下：

最近，我參加了由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組織的考察團，此次行程覆蓋中國成都、馬來西亞吉隆坡、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地。我在此行中深刻感受到，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已遠遠超越地緣政治。

這種關系正通過食品系統、衛星、航空器、高等教育、金融、文化、基礎設施、數據中心、商業網絡及區域多邊機制等多種渠道構建。

我們的第一站是成都。在那里，我們參觀了一家乳制品企業。

乍看之下，這似乎并非思考中國與東盟關系的典型切入點。但我們在那里卻直觀感受到中國發展的一項基本優先事項：糧食安全。對中國而言，糧食安全不僅關乎保障供給，更涵蓋了質量、安全、標準和消費者信任等維度。

除了基礎民生，中國同樣重視前沿科技領域的探索。對商業衛星和航空器制造企業的考察，讓我們感受到中國正在主動布局，而非被動參與這些產業。與當地知名高校的交流，也讓我們對雙方在學術領域的交流有了新的認識：中國研究、東南亞研究、歐亞研究與科技、安全、金融、氣候及治理等領域的議題正日益交織融合。

東南亞與中國的關系涵蓋經貿投資、技術、基礎設施、旅游、留學和歷史文化等各個領域。雙方深厚的紐帶，源自歷史上長期的商貿往來、人口遷徙、文教互通、宗族親緣與文化交融。

如果說成都展示了中國的實力，吉隆坡則讓我們關注到另一個問題：東南亞國家應當如何與強大的中國相處，同時不被對方所定義。與其將馬來西亞視為一個“中等強國”，不如將其理解為處于樞紐位置、不可或缺的國家：它地理位置關鍵、經濟影響力突出、國內政治多元，同時還是東盟的區域中心。

外界常用“對沖”一詞概括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但這種概括并不全面。馬來西亞力求平衡國內政治、經濟發展與區域外交，以保留充足的回旋空間。中國雖在經濟上不可或缺，但并非唯一選擇。美國仍是重要的戰略伙伴，但不能完全依賴美國。東盟固然重要，但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是，馬來西亞能否將自身戰略定位轉化為國家實力，即政治上的凝聚力、更深厚的產業能力，以及足夠強大的教育與科技體系，從而確保其開放姿態能帶來建設性成果，而非僅僅是被動應對。南海問題長期困擾該地區，東南亞需要對話和互信，而這一切都需要有足夠強大的機制作為支撐，以應對各種壓力。

印尼與中國的關系無法簡單地用結盟、依賴或對抗來概括。中國為印尼帶來貿易、投資、基礎設施、技術和市場，卻也讓印尼所處的戰略環境更加復雜。印尼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利用中國、美國、東盟、商業網絡和國內改革來促進本國發展。

印尼正在整合資本、優化國有資產、建設基礎設施、壯大工業產能。然而，只靠自主性，無法建成港口、規范國企運營、提升技術或提高生產效率。

基礎設施便是一個典型例子。西方談及中國參與的基建項目時，往往只聚焦于債務、經濟依附和中國影響力。但在當地，評判這些項目的標準往往更加務實：能否提升交通便利性、促進經濟發展并服務于本國優先事項。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數據中心和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即關鍵在于這些投資是否有利于培育本土產業能力，而不是加深對外依賴。

東盟為各國的發展戰略搭建了地區框架。東盟無法消除地緣政治對抗，但它可以搭建對話平臺、聯絡各方力量、制定行為準則、保持溝通渠道暢通。

然而，這些價值需要真正發揮出來。202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雙方合作領域大幅拓寬。只有提升各參與國的能力，才能讓拓寬合作真正有意義。

香港應當密切關注東盟市場。東盟已成為香港實現經濟多元化、保持國際競爭力這一需求中被反復提及的解決方案。然而，香港的重要性并非源于某種地緣政治口號，而是源于其在以下領域發揮切實作用，即金融、法律服務、高等教育、科技、職業網絡、文化與地區研究等領域。

我們此行遇到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各國在外部約束下的自主性。中國崛起已是東南亞各國發展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

如今的問題不再是東南亞國家能否發揮自主性，答案顯然是肯定的。真正的問題在于，像馬來西亞和印尼這類國家，能否將自主性轉化為強大的制度、更高的生產效率和更具韌性的發展模式。地緣政治空間固然珍貴，但這并不等同于國家實力。

事實上，中國正成為地區發展的一個結構性現實，而東南亞各國希望在不失去自主權的前提下，讓這一現實為自己所用。（編譯/王棟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