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美國七成雇主正經歷“人才荒”。他們苦尋的勞動力并非不存在——這些人正坐在大學課堂里，或者曾經坐在那里，直到整個系統把他們推了出去。
將近五分之一的美國大學生，約三百萬人，在攻讀學位的同時撫養孩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走不到畢業那天。六年后，僅有18%的“學生家長”能拿到學位證書。四成背負了大學期間的全部債務，卻未能獲得任何經濟回報。全美有1200萬父母處于“大學肄業、負債在身”的狀態，還有數百萬人報名職業培訓課程，卻找不到穩定的托兒服務。
這個問題波及的范圍遠超這些家庭。當數百萬有能力、有動力的人在發揮全部潛力前就被擠出局，雇主將痛失他們找不到的人才，社區將流失急需的稅基，整體經濟也將喪失本不該放棄的韌性。解決學生家長的困境，并非在幫他們一個忙，而是在幫自己。
這筆賬的利害關系還在攀升。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持續重塑勞動力市場，勞動者愈發需要不止一次地重返教育體系，在經濟結構變遷中反復接受再培訓、獲取新資質。如果連首次求學時都無法為家長提供支撐的基礎設施，在他們需要回爐再造時只會更加無力。
壞消息是，沒有單一便捷的解決之道。好消息是，起點很明確：承認學生家長的存在，并圍繞這一現實重新設計政策和做法。高等教育、托兒服務和勞動力發展，三者各有各的挑戰，協調難度極大，而學生家長需要的恰恰是這三方的協同。
眼下這三大板塊都承受著壓力，面臨經費削減、生源變動，以及外界對它們價值與可持續性的質疑。但這恰為機構提供了窗口，以一種讓自身更經得起考驗的方式重塑這些領域。一個為值夜班、撫養兩個孩子還背著債務的家長所設計的大學或培訓項目，才是為現代美國生活現實量身打造的。
太多時候，大學仍在為那些沒有外部負擔的傳統住校生設計課程。這種模式已無法反映坐在教室里的是誰，也無法反映應當坐在教室里的是誰。校方可以從下面幾點來重新規劃面向在職家長的項目：擴大晚間、周末和線上課程的選擇；構建“可堆疊”的資質體系，讓學員在生活被打斷時仍能持續前進；投資于校園托兒服務和環繞式支持，以提升學生的留存率。
婦女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能獲得校園托兒服務的社區大學學生家長，按時畢業的幾率要高出將近三倍。為數百萬愿意為自己和孩子拼一把的家長鋪路，或許只是起點，但這扇門一旦打開，從中獲益的將不只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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