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雙耕與雙重看法

雙耕與雙重看法

迄今為止，有許多關于穆達地區雙耕制后果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相當出色。在反映國際捐贈機構和馬來西亞政府利益的同時，這些研究都涉及了生產、收入和經濟增長。整體而言，這些研究似乎為吉打州綠色革命的后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詳盡的解釋。

然而，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無論是就論調還是就內容而言，雙耕這出戲的真正參與者對于雙耕的整體評價同官方的說明有很大的出入。畢竟，參與者有其自身狹窄的、樸實的關注。同樣我們不應該驚奇的是，富人對雙耕的看法同窮人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差別。如果有人就雙耕的影響詢問村民，那么，作為普遍共識的核心區域（a core zone of general agreement）會讓位于爭執區域（a zone of dispute）與異議區域（a zone of differences）。正是在后兩個領域當中，階級是決定性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同意，雙耕帶來了某些好的變化。他們會提到房屋的重建及修葺，他們會談到1972年以前只有兩個最富有的村民才擁有摩托車，而現在許多比較富有的村民都有了摩托車，而且，現有的道路和公交服務允許他們去拜訪亞羅士打城以及附近的親戚。然而，使這些受人歡迎的便利黯然失色的特大新聞是，在塞達卡村民們的記憶中，第一次村里的每一個人都有足夠全年食用的大米。即使富有的村民也不會忘記提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依然能夠記起莊稼歉收之時，他們的糧食供應也用盡了。當然，對于窮人而言，在塞達卡，總是折磨農民的基本擔憂幾乎都不復存在。"即使是窮人現在也可以維持生活了，他們現在有吃的了"（杜拉）；"有足夠的米可吃了"（蘇庫爾）；"大米再也吃不完了"（華喜德）。所有這些話都第一次進入了窮人們的頭腦中。他們隨后對最近困境的抱怨正是發生在這一主要成就的背景之下。然而，即便閱讀成堆的政府報告，人們也不可能發現農民對這一壓倒性單一結果達成了任何共識。

在這一狹小但重要的共識區域之外，各種評價有所差異。無論是塞達卡的富人還是窮人，他們對雙耕帶來的變化并不是完全充滿熱情。考慮到窮人新近經歷的挫折，他們的抱怨是在預料之中的。然而，大農場主的抱怨卻有些奇怪，因為他們是這一頗受贊揚的計劃的主要受益者。最初，人們傾向于將怨言歸于只愿意接受好運這種普遍的人類（至少是農民）特性，但是這些抱怨的本質揭示了一種明顯的階級視角。富人們最重要的怨恨是——他們再也不可能購買土地了。因此，哈吉·卡迪爾說，情況在灌溉改革"以前要好得多"，那時"我們可以攢錢，買1里郎地只花1000馬元"。租種了15里郎土地的卡米勒抱怨說，他現在還比不上十年前富裕，他再也無法得到土地了。這里所反映出來的懷舊并不僅僅是懷念每里郎土地只有1000馬元的時光，而且也是懷念貧窮的小土地所有者會因為欠債而將土地交給債主的時光。事實上，這就是哈吉·卡迪爾等人致富的手段。而卡米勒則認識到，這種社會流動的渠道已經對他關閉了。

富人們的怨言不止這些。他們抱怨高額的生活成本，他們抱怨在農忙時很難找到幫手，他們抱怨使用幫手的成本太高，他們抱怨即使是他們也不得不經常貸款。富足的村民偶爾也會以更加懷舊的心情惋惜，他們失去了昔日曾經享有的在收獲和下次種植期間的閑暇與娛樂，那正是他們較為貧窮的鄰居通常到外地去找工作的時候。現在，他們整年都異常繁忙。他們尤其懷念在1972年以前為農閑時節增加光彩的小型筵席、游戲以及伊斯蘭吟誦。這樣的哀怨通常不怎么強烈，因為沒人愿意為了復興這些文化禮儀而放棄下一季的耕種。

當談到雙耕對他們經濟情況的影響時，村里大部分農場主的評價都奇怪地與前面提到的狹小的共識不相符。從他們的收入和財產來判斷，所有這些家庭都獲益匪淺。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認為沒有改善；他們說生活和以前沒什么區別。如果你刨根問底，他們可能就會稍微松一松口："我稍微好過了一點"；"我們不必再那么精打細算了"；"我們可以有足夠的食物了。"盡管如此，在談到灌溉給村里的窮人帶來了什么時，這些人就會十分健談。根據他們說的，窮人現在已經過得不錯了。他們中的一個說，"自從種植季有變化以來，即使無地的雇工都在用摩托車"。另一個抱怨勞動力花費提高的人則堅持認為，靠打短工為生的人生活已經變得如此舒適，以致這些人可以非常挑剔了。農場主總是說窮人現在和雙耕前的富人一樣舒適。事實上，這些農場主一方面極大地掩飾了他們自身獲得的好處，另一方面夸大了窮人的好日子——我們將會一再看到這一模式。

對那些處于更加不穩定情況中的村民而言，事情變得更為直截了當。在承認他們基本糧食供應可以確保之后，這些人通常都會進而強調他們的前景日益惡化。如同哈姆扎提到的，"我無休無止地工作，（卻）看不到生活變舒適的希望。"哈姆扎和其他跟他處境相似的人把富人的大量收益同他們向家庭提供必需品的艱難進行了對比，這些必需品包括魚、衣物以及學校教育等花費。在富人抱怨沒有閑暇的同時，窮人卻有一個相對應的抱怨：他們沒有工作。這些人能夠而且確實詳細地說出了誰曾經雇用他們、給了他們多少錢，并以此與當前缺少工作情況下的收入進行比較。對這些村民來說，轉折點并非雙耕的開始，而是聯合收割機的進入，這一點是和富人不一樣的。因為大家的經歷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對于時間的感知，對自己生命歷程中重要時日的感知也必然不同。確實，這些村民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肯定不會比灌溉規劃實施前更差。然而，他們目前的參照點是雙耕引入的頭四五年（1972—1976）。那時候，工作充足，工資也很高。正是從這一時點出發，這些村民認為他們目前處于困境；或許，只有在目前的困境這一背景之下，灌溉剛引入的那些年才變成了"過去的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

在這些村民看來，這種時運逆轉的核心，并不僅僅是技術變革帶來的毫無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們之間相互依賴的泯滅。曾經被哈吉·卡迪爾認為是少有的辛勤工作的窮人卡里姆說出了許多貧窮的村民的看法。他解釋說，從前，"窮人依賴于富人"。跟帕克·亞赫一樣，卡里姆以預付工資為例，他告訴我說，現在已經不再有預付工資了，作為替代，開當鋪的華裔成了窮人借貸的最后倚仗。卡里姆接著說道，"他們（地主）再也用不著我們了；如果我們不來脫粒，他們可以雇機器"。村里另一個無地村民曼蘇爾表達了大致相同的立場，他哀嘆通過幫助脫粒獲得的額外扎卡特饋贈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曼蘇爾曾經從那些他幫助脫粒的種田人那里收到過這樣的饋贈，而現在那些種田人都不再需要他幫忙了。村里的窮人不僅準確地認識到了他們在工資、工作和禮物上的損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根本不再是稻米生產中的一個有機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