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榆林，一座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名城，一片鐫刻著紅色記憶的熱土，更是人民司法優良傳統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讓我們一起尋跡榆林——探舊址、訪人物、讀案件、觀實物，追尋榆林紅色法治根脈，講述穿越時空的司法故事，共同解碼紅色法治基因，汲取奮進力量，讀懂人民司法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陜北榆林，溝壑縱橫，黃土連綿。八十多年前，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群特殊的“法官”——他們不穿制服、不坐堂辦案，卻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田間炕頭。他們就是從陜甘寧邊區黃土地里走出來的調解模范。

發軔于蘇維埃時期、形成于陜甘寧邊區的民事調解制度，是人民司法的重要紅色基因。它既延續了中國傳統“無訟”“和合”的法律文化，又融合了近代法治的民主與公正理念，是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機制，也是邊區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

1943年，邊區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法令，推動調解在糾紛中的廣泛運用。在官方的大力推動下，調解運動漸成聲勢，成為邊區民事糾紛解決的主要手段。據統計，在邊區民事案件中，1942年以調解結案的案件占18%，1943年增至40%，1944年增至48%。

在邊區民間調解實踐中，勞動英雄是最主要的調解力量。他們長期與群眾共同生產生活，威望高、親和力強，調解方案往往容易被雙方接受。據不完全統計，僅綏德一縣，有名的調解模范就有王德彪、郭維德、劉玉厚、馬相明、曹自讓、王信志、王新正七人。

郭維德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18年，郭維德生于綏德縣滿堂川小窯溝村，后隨父親落戶義合西直溝村。1935年參加綏德東區紅軍游擊隊，曾任副隊長、隊長。1942年7月，他被村民選為西直溝村行政主任，并榮獲“調解模范”稱號。1944年《解放日報》報道：“西直溝村雖發生不少民事糾紛，但從未向政府打過官司，都能在村內適當解決。”

郭維德前后調解80多起案件，沒有一件調解不了或事后反復的。1944年5月8日的《解放日報》和同年6月7日邊區政府發布的指示信，均對他的調解方法作了總結。他的調解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主動介入、就地化解；二是依靠群眾、民主解決；三是客觀公正、以理服人。

調解王懷音與謝永光的行路之爭時，兩家先后經過5次調解仍未化解。郭維德連夜趕到王家坪村，先了解雙方真實意愿，又找群眾了解情況。他召開群眾會議公開調解，在會上說：“老百姓是一面鏡子，誰是誰非都能照見。最終兩家重歸于好。處理李生榮因“墳地風水”欺侮伯父的糾紛時，他請來族中老人，教育李生榮要尊敬長輩，不得借口迷信無理取鬧。面對常向珍因家庭口角持刀鬧事，他先捆后解，巧用“紅臉白臉”之法促成夫妻互諒。租佃糾紛中，他向地主講明勞動者的苦處，又勸說佃農按邊區法令繳納租谷。邊區政府高度評價：“這樣的村子，不僅沒有為爭訟而費錢費時，而且大家必然和睦、肯互助，壞人壞事自然少，生產可以提高。”

1944年11月，郭維德被評為綏德分區民事調解勞動英雄；同年12月出席在延安召開的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表彰大會，被授予“特等勞動英雄”，受到邊區政府傳令嘉獎。

綏德的調解模范不止于此。習仲勛講話中提到的王德彪、劉玉厚、馬相明，均是綏德民間調解力量的代表。其中劉玉厚是郝家橋村著名的勞動英雄，1943年被授予“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郝家橋村因此獲得“農村楷模”牌匾。還有調解模范王新正，僅1945年1至7月間，他調解的糾紛就占全鄉解決民刑事件的14%。

杜良依則是子洲縣的民間調解員，其調解“很少帶行政力量”——不依靠職務施壓，而是完全運用傳統以理服人的方法。在處理張片兒離婚糾紛案時，張片兒多次打老婆導致女方鬧離婚，杜良依向他說明利害關系，又用民間諺語“人前教子，枕上教妻”來教育張片兒，最終張片兒承認錯誤，將媳婦領回家。邊區高等法院綏德分庭評價他善于利用“成套的民間的有利于說服人的民間慣用成語，這些話很有感動力，容易刺激當事人在思想上的轉變”。幾年來，杜良依所在村發生的糾紛，90%經他調解和好。

榆林其他地區同樣涌現出調解模范,如定邊的白玉堂、佳縣的高加紹等。

圖為1944年秋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綏德分庭司法會議的參會通知

1944年深秋，綏德分區召開了一次長達12天的司法會議。從9月26日到10月7日，分庭全體人員、各縣審判員與郭維德、杜良依等調解勞動英雄圍坐一堂。各縣模范調解人員進行經驗交流，推廣典型、反思不足。會議充分肯定了民間調解人在化解基層矛盾、減輕群眾訴累中的重要作用。

時至今日，八十多年前那句“老百姓是一面鏡子”，至今仍照著每一位司法工作者，這份從黃土地里長出來的調解智慧，已在榆林法院生根發芽、枝繁葉茂。

綜合自人民法院報、綏德法院、子洲法院

編輯丨李華菊 校對丨馬欣 審核丨張建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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