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近日，筆者赴歐洲參加一場有關中美歐關系的二軌對話會議，與歐洲多國政府和戰略界人士進行深入交流。一個明顯感受是，歐洲戰略界關于中國和中歐關系的討論焦點，正在從簡單的所謂“降依賴”“去風險”，轉向圍繞國際格局變化、歐洲競爭力重塑、全球角色調整以及對華認知更新等展開更加系統的思考和辯論。

首先是外部環境巨變下的戰略反思。不少歐洲官員和智庫學者認為，歐洲正處于大國競爭的“震中”（epicenter），不得不重新審視冷戰結束以來歐洲賴以發展的戰略邏輯和國際定位。在有關地區安全問題的討論中，與此前過度單一地聚焦烏克蘭危機不同，歐洲戰略界對于外部環境的憂慮擴展至中東局勢對全球能源、航運和產業鏈的影響，以及中美俄關系調整、國際秩序重構等更廣泛層面的議題。

歐方一些人認為，今日歐洲正同時面臨來自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三重擠壓”：一是來自美國的盟友信任危機和經貿脅迫，以及圍繞格陵蘭島主權的激烈斗爭；二是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俄羅斯對歐洲造成的“生存威脅”；三是中國科技和產業崛起給歐洲帶來的系統性影響。在有關中美元首互動和中美關系的討論中，多數歐洲學者認同中美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有助于降低風險，但也擔憂淪為美式交易型外交的“籌碼”甚至“犧牲品”。

這種“三重擠壓”正迫使歐洲反思自身的戰略構想和行為方式。長期以來，歐洲一直是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國際規則的重要倡導者，對美國頻繁發動貿易戰、關稅戰以及退出國際機制持批評態度。但在焦慮心態刺激下，歐盟及其成員國一些人開始研究所謂“美國經驗”，即如何從“實力地位出發”，依托市場規模、科技優勢和金融權力等實現自身利益“優先”。部分智庫和媒體持續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政府補貼”“匯率低估”等議題，呼吁建立類似美國301調查那樣的“歐洲版301工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宣稱“中國出口正在掏空歐洲工業”，鼓吹迫使中國接受新的“廣場協議”式安排。上述由焦慮催生的情緒化政策導向，可能將歐洲帶入“錯上加錯”的軌道。

其次是發展困境催生出的責任外移。雖然歐方部分人承認造成歐洲當前困境的根源是自身競爭力下降，認同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牽頭撰寫的《歐洲競爭力報告》關于歐洲過度監管、創新投資不足等判斷，但主流輿論仍將問題歸咎于外部因素。事實上，無論經濟增長疲弱、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研發投資不足、制造業資本外流，還是人口老齡化、財政壓力和福利體系負擔等等，這些結構性問題大多源于歐洲內部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制度約束，與中國并不存在直接因果關系。

歐洲個別專家在私下交流中也坦言，中國新能源汽車之所以能夠進入歐洲并擴大市場份額，核心原因并非簡單的政府補貼，而是在于歐洲各國政府和汽車制造巨頭在電動化與智能化轉型中的路徑依賴與“守成心態”，以及在關鍵技術迭代與產業重組上的相對滯后。相較之下，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的形成，是長期產業政策引導、持續高強度研發投入、充分市場競爭機制與超大規模應用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保持市場開放、政策穩定、創新生態完善和應用場景豐富，才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電池、人工智能、機器人以及先進制造業領域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這些發展并沒有給歐洲制造“額外麻煩”，而是如同一面鏡子讓歐洲已經存在的問題更加清晰。

然而，這種反思在公開討論中依然屬于少數派。在實踐層面，不少歐洲國家仍傾向于通過提高關稅、強化產業補貼、設置市場準入限制等方式緩解競爭壓力，其中一個令人困惑的理由是：“汽車產業是歐洲工業基礎，大而不能倒。”這種思維反映出典型的逃避心理：承認問題來自內部，意味著必須推進艱難改革；而強調問題來自外部，則能以防御性政策暫時緩解壓力。相比改革自己，限制他人顯然更容易在歐盟層面形成政治共識，即便歐洲人自己也清楚這樣做長期來講有害無利。某種意義上，所謂的“中國沖擊2.0”已經成為歐洲回避自身根源問題的一種心理補償敘事。

再次是角色調整過程中的復雜心態。作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歐洲在安全上長期依賴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框架內的美國保護，在經濟上受益于全球化和產業分工的產業鏈高端紅利、廉價的俄羅斯能源以及中國市場與供應鏈保障，在政治上以“共同發展”加速歐洲一體化進程，在外交上通過多邊議程設置和規則設計能力掌握制度性話語權。這種長期以來的發展環境塑造了歐洲作為“規范性力量”的強烈自信，也形成了歐洲價值觀、制度規則和治理模式具有“天然先進性”的集體認知。

面對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劇烈震蕩，以及內部右翼民粹勢力的加速崛起，歐洲意識到提高自身韌性和適應力的緊迫性，提出建設“地緣政治歐洲”、加強戰略自主和產業競爭力等一系列設想，但歐洲精英階層在心理上依然普遍難以放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意識。例如，面對中美形成各具優勢的人工智能創新生態，歐洲依然相信最終能夠依靠監管標準、倫理規則和制度設計重新掌握規則制定權；面對烏克蘭危機持續消耗歐洲安全資源，部分國家仍堅持遠赴亞太地區展示軍事存在，把有限戰略資源投入地區外安全事務；更加諷刺的是，在近期極端高溫持續席卷歐洲、社會關于改善公共制冷設施呼聲不斷上升之際，一些討論依然圍繞安裝空調是否違背減排目標展開。這種現實與理念之間的反差，折射出歐洲仍未擺脫對于過去優勢地位和制度、話語、價值優越感的心理眷戀。

最后是對華認知更新時的心理障礙。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歐洲戰略界人士的對華認知開始出現細微變化，意識到中國已經不再只是需要被引導的發展中經濟體，而是能夠深刻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體系和國際市場格局的重要力量。對于歐洲而言，中國已不僅僅意味著市場，更是未來技術革命、產業升級和全球治理合作過程中無法繞開的重要伙伴。

但很顯然，歐洲這種心態調適依然需要時間沉淀。在交流中，有關“中美歐三方分別能夠向彼此學習什么”的討論引發廣泛共鳴。不少歐洲專家坦陳，中國在綠色轉型、數字經濟、新能源產業、人工智能應用等方面積累了值得借鑒的經驗，但在如何與中國加深合作甚至“向中國學習”的問題上，歐洲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偏見和心理障礙。例如，當年歐洲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時采用“市場換技術”模式并從中獲得巨大收益，如今歐洲內部已經出現是否可以在引進中國技術方面效仿那種模式的討論。但至少目前看，不少歐洲人心理上還難以接受。

事實上，在過去三十余年，歐洲標準、歐洲規則和歐洲理念一直是包括中國在內眾多國家學習的標桿對象。大量中國企業正是在進入歐洲市場的過程中，不斷提高產品標準、完善公司治理、強化合規經營，逐漸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企業。而今天，當中國部分產業開始在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和成本效率等方面形成比較優勢時，“向中國學習”卻成為歐洲難以啟齒的禁忌話題。

作為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倡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中歐理應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提供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雙方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等領域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合作基礎遠遠大于競爭分歧，產業互補性遠遠大于排他性。

面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和內部發展壓力，歐洲產生焦慮、不安甚至恐慌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病急亂投醫”，效仿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安全泛化等錯誤做法，更不能因為內部改革困難而采取“內病外治”思維，將自身競爭力問題包裝成所謂“中國沖擊”“中國威脅”“中國陷阱”。真正符合歐洲長遠利益的道路，不是人為筑墻設壘、割裂產業鏈供應鏈，而是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共同關切，通過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對歐洲戰略界而言，如何超越焦慮、正視困難，擺脫心理障礙抓住“中國機遇2.0”，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