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3年白江口一戰，唐朝與新羅聯軍將日本打得丟盔棄甲，此后十余年，日本舉國上下大量修筑烽火臺，其戰略焦慮可見一斑。1300年后，一些日本媒體和學者重拾這段歷史作比，聲稱當前來自中國的戰略壓力是自唐朝以來最大的。這種說法難免有些情緒化，但日本的焦慮是真實存在的，而且這份焦慮，是高市早苗政府親手在自己腳下挖的坑。

2026年3月8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連發四問：臺灣事務是中國的內政，日本有什么資格插手？中國的臺灣地區出了事日本有什么權力行使自衛權？所謂集體自衛權是否意味要掏空規定放棄交戰權的和平憲法？日本要向何處去？這四個問題層層遞進，不是外交修辭，是中國在國際場合對日本完整地亮出了戰略底牌。王毅還指出，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已經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和14億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再為殖民張目，為侵略翻案。

再看2026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方在多邊外交平臺上的發聲更為直接。王毅表示，日本現職首相公開聲稱臺海有事就構成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危機存亡事態”，這是日本首相戰后80年來第一次公開發出這種狂言，直接挑戰中國的國家主權，直接挑戰臺灣已經歸還中國的戰后國際秩序，直接背棄了日方向中國做出的政治承諾。王毅還在慕尼黑現場拿德日做了對比：德國戰后對法西斯進行了全面清算，制定了禁止宣揚納粹主義的法律；而日本至今仍然把甲級戰犯供奉在神社里，日本政要絡繹不絕去頂禮膜拜，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這番話當著歐洲盟友的面說出來，意在讓日本的歷史賬簿在國際輿論場曝光。

從經濟維度看，中方的反制手段精準而系統。2026年1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布2026年第1號公告，明確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出口，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最終用戶和用途，包括稀土在內的鍺、鎵等礦產及軍民兩用物項。這不是貿易摩擦，而是精準切入日本軍事擴張的命脈。根據日本能源金屬礦產資源局統計，2024年中國稀土占日本稀土進口總量的71.9%；而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經濟學家測算，若稀土出口管制持續三個月，日本可能蒙受約6600億日元的經濟損失。這個數字只是汽車、電子、航天等產業鏈受損的冰山一角。2026年初，隨著中國進一步優化稀土出口管理機制，多家日本企業陷入原料告罄窘境，三菱重工部分導彈裝配線甚至因關鍵稀土元素斷供被迫暫停運轉。

2026年6月，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上再次明確表態：中方依法依規針對所有兩用物項禁止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的企圖，中方維護關鍵礦產全球產供鏈穩定與安全的立場沒有變化。稀土管制不是臨時性報復，而是結構性反制的長期工具。

在政治外交層面，高市政府的應對既強硬又被動。2026年4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發布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將沿用十年的對華定位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下調為”重要鄰國”，被一些國際媒體視為中日關系持續趨冷的信號，標志著日本對華戰略基調明顯趨于謹慎。外交藍皮書的”降級”，不是主動布局，而是在中方全面施壓下的被動表態。中日關系的溫度從來不是由一本外交藍皮書決定，而是由經濟互補、安全互信、地緣關聯等硬指標支撐；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企業深度依賴中國市場獲取利潤，稀土、半導體等供應鏈深度綁定，所謂”去中國化”不過是空中樓閣。

軍事層面，才是這場博弈中最值得警惕的變量。日本持續增加防衛預算、推動部署遠程導彈、謀求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妄圖修改”無核三原則”，種種動向表明，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赤裸裸的現實威脅。2026年3月8日，日本陸上自衛隊將遠程導彈發射裝置運抵首個部署目的地——熊本市的健軍駐屯地；這標志著日本戰后安全政策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日本一直堅持”專守防衛”原則。

日本防衛省同月還正式接收美制”戰斧”巡航導彈和挪威研制的”聯合攻擊導彈”，這是日本首次裝備外國研制的進攻性導彈。面對這些動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指出，日本右翼勢力打著”加強防衛”“被動應對”的幌子，實際上大肆發展主動進攻的強力中遠程武器，妄圖將軍事擴張和備戰深度嵌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一步一步突破日本憲法和國際法規制，背棄自身背負的國際義務，挑戰戰后國際秩序。

截至目前，高市早苗既未收回涉臺錯誤言論，也未對中日關系破裂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兩國政府間交流幾乎陷入中斷狀態，許多交流活動被迫取消或延期；在許多重要國際活動中，“排除日本”的情況持續出現。高市政府的政治算盤，是用國內選舉的勝利來”翻篇”，讓中國不得不與新政府重新打交道。但這種如意算盤打錯了方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明確表示，中方對日政策始終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會因日本某一次選舉而變化，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涉臺錯誤言論，以實際行動展現維護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基本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