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張用清
當前日本國會正陷入嚴峻的功能性癱瘓。隨著7月17日會期結束日益臨近，日本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對立急劇升級。首相高市早苗6月26日透露，決定依靠執政聯盟在眾議院的絕對多數，強行啟動眾議院議員定額削減法案及“副首都構想”相關法案的審議。作為回應，各主要在野黨擺出“全面抵制”姿態，宣布拒絕參與眾議院所有法案的審議流程。日本國會運營幾近停擺。
這場沖突背后，折射出的是在缺乏朝野共識的情況下，日本執政黨單方面以“數量優勢”碾壓協商民主議事規則的強硬做派。被強行抬上議程的兩項法案，均深度捆綁著自民黨執政伙伴維新會的核心政策訴求，相關內容已明確寫入兩黨的聯合執政協議。有自民黨高層毫不掩飾地表示：“首相高度重視與維新會的關系，即使在野黨不參與審議，執政黨也會強推眾議院通過。”如此直白的“硬推”姿態，立即引發在野陣營的強烈反彈，不僅日本共產黨等政黨明確反對，就連此前在某些議題上與高市政權有過合作的國民民主黨，其代表代行古川元久也公開痛斥此舉是“破壞政治穩定環境的暴行”。
此次國會僵局的棘手之處在于朝野雙方均態度強硬。高市團隊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妥協選項，擺出一副“無論在野黨如何反應，法案必須過關”的姿態。而站在在野黨的立場，參議院中執政聯盟未過半數的格局，以及僅剩兩周的會期，構成他們手中為數不多的籌碼。日本在野黨一方面在眾議院擺出全面拒絕審議的對抗姿態、在程序上癱瘓議程推進，另一方面持續要求高市出席參議院預算委員會集中審議，以圖繼續在“抹黑門”上做文章。自民黨資深人士私下坦言“前路迷茫，無計可施”，這番感嘆折射出的正是日本朝野對話空間的日益收窄。
這場國會危機可謂高市政權日益偏離民主協商軌道的縮影。從制度層面看，執政黨強行推動的眾議院議員定額削減法案，意在大幅削減比例代表制議員名額。這一改動對小政黨構成直接打擊，將進一步壓縮少數派政治力量在國會的生存空間，削弱國會對多元民意的代表性，客觀上增加自民黨的優勢，造成日本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
從政治邏輯看，這起事件處在高市早苗打破政治慣例、推進個人集權的延長線上。回顧高市執政以來的軌跡，這一趨勢清晰可辨。去年10月剛剛當選日本首位女首相、執政聯盟在議會中處于少數時，高市頻繁表態要“與在野黨通力合作”以謀求政權穩定。今年2月眾議院選舉獲勝后，自民黨擺脫了“少數執政”困局，高市不再強調與在野黨合作，轉而全力闡述自己的政治目標。隨后，她大幅減少赴國會現場接受質詢答辯的頻次。有在野黨議員批評稱，“在國會堂堂正正接受質詢，是首相的憲法職責，沒有哪位首相像高市早苗一樣漠視職責”。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過內閣決議完成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這一重大決策事前并未與在野黨進行任何協商，事后面對批判也未作出妥協或解釋。4月底，高市操縱眾議院迅速通過旨在將情報權集中于首相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又在5月底不顧大部分在野黨反對，以拉攏分化的方式獲得參議院多數票、通過該法。6月初，“抹黑門”事件曝光后，面對在野黨連番質詢，高市多次回避核心問題、否認提前知情，始終未作出完整說明，甚至在參議院公然拋出“不想花錢成媒體付費會員”“不想在這種問題上浪費時間”等說辭。
當“數量優勢”取代協商民主，當“強行通過”碾壓朝野共識，日本國會的分權制衡能力正被逐漸掏空，高市政權在內政外交中的極端行為，越來越缺少來自立法機構的合法約束。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趨勢的負面影響存在外溢風險。高市政府加速推進的擴軍議程，無一不是在為其打造“新型軍國主義國家”鋪路。而國會作為日本國內唯一能夠對行政權力構成實質性制約的機構，其功能越是癱瘓，日本在外交安全領域的激進轉向就越是缺少剎車機制。對于東亞地區而言，一個失去國內合法制衡、日益極端的日本，無疑代表著地緣政治風險的進一步加劇。這場危機何時化解、如何化解，不僅關乎日本內政走向，也關乎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者是內蒙古師范大學中國北疆史研究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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