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大國崛起”和“血濃于水”有什么用？

作為近現代歷史的過渡階段，“民主自由”早在大陸中華民國時期試驗過，結果失敗了。

在中國文化里，歷時2300多年的王道政治是民生主義，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所以人民的生計權、受教權、發展權、社會保障權、生活質量權等國家能力的成果，才是中國人的民主待遇。

今年元旦，賴清德講什么“韌性之島與希望之光”。可希望從來不存在于對沖突的韌性，而存在于終結沖突的能力。韌性只是證明還有人民撐著問題，而希望只能來自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烏克蘭教過全世界最悲慘、也最寶貴的一課，但臺灣不是烏克蘭。

臺灣不是烏克蘭，因為臺灣有祖國兜著，自230年，自1281年，自1662年，自1684年，自1945年，說法不同，答案唯一。靠的不是韌性，而是能力；靠的不是代理制政客，而是責任制政府。

2025年10月25日，在紀念臺灣光復80周年大會上，大陸公開描繪了和平統一的愿景，包括臺灣的經濟發展、能源保障、基礎設施、社會安全、對外來往、民生福祉與精神生活等，都會更好。其體現的是基于“血濃于水”，共享“大國崛起”的治理成果和文明供給能力。

與此相反，賴清德當局卻制造“抗中保臺”──比如“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劃”，增加8年1.25兆新臺幣的軍購和大約3倍數的維持作業費。以這種天價軍費和小橘書來麻痹臺灣人的和平意識，進而將全島卷入焦土化、豪豬化的思考暗井。

其實在大陸揭示的統一框架中，并沒有創造一個新問題，而是要終結上一個歷史悲劇的尾聲。換句話說，兩岸統一旨在歷史修復和文明復興，而不是制造新的悲劇。

在統一的文明框架下，兩岸可以用溝通對話探討合理的“兩制臺灣方案”，來取代用戰爭解決制度差異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不僅超越了“民國路線”的統一，更是開創了人類政治史上的文明新范式。

大陸提出的七個“更好”，是因“大國崛起”而大規模長期穩定地提供公共品、杜絕戰爭風險和提升人民福祉的能力。臺灣問題產生于民族弱亂和中華文明相對衰落時期，經過130年來包括臺灣同胞在內全中國人民的奉獻犧牲，由于“血濃于水”的資本，才有可能超越內戰仇恨來談和平統一。

2025年10月25日，紀念臺灣光復80周年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并講話。 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 攝

但面對這種文明新范式，為什么政客代理型體制的“懼統”神經反應反而加劇了呢？為什么“兩岸一家親”“血濃于水”“同胞”“祖國”這些用語，在當代臺灣社會被視為異類、虛假、肉麻，亦或“統戰”話術？

不是因為話語不真誠，而是因為政客代理型的過渡體制，根本不承認那種關系的存在。這不是政治修辭的問題，而是文明主體結構的問題。

在責任型文明體制里，“臺灣”和“人”一樣，都是被安放在一個先于個體選擇的關系網絡中。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一家親”“同胞”“血脈”“兄弟鬩墻”等語言來描述存在事實。因為“中國(人)”這個共同體先于個體，關系先于契約，不需要說服，也不需要投票證明，所以沒有違和感。

生活在這種體制里，常聽聞的是“家人們”“親”，或者自稱“哥”“姐”，能體現“四海之內皆兄弟”這種一家人的用語文化。任何讀過中文書、記得中國史的臺灣人，也多明白稱兄道弟意味著“承擔”與“共同體”的文化意涵。

可在政客代理型的過渡體制看來，“一家親”意味著權利不清、“同胞”暗示著義務先于同意、“血緣”被理解為對自由的侵犯。

在這種體制里，政治主體是可更換的代理人與任期制的管理者，社會被理解為個體利益的集合與可撤回的契約結果。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臺灣”和“人”先于共同體，契約先于關系，這種價值觀要求臺灣人拒絕“情緒操控”或“道德綁架”。

這就是2010年8月龍應臺在北京大學演講《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既不在乎大國崛起，也不在乎血濃于水，讓人聽來倍感矯情的緣故。

“文明的力量”在龍應臺看來，是指在大陸實驗失敗、又在臺灣轉型異化，“從鄉愁到美麗島”的民國遺習過渡體制路線，也就是政客代理型的“民主自由”。在信奉契約先于關系、個體先于集體的語境和思維中，自是不在乎“大國崛起”和“血濃于水”。

臺灣人不承認中國人身份，因為在不需要承擔關系成本的情境結構中，所有的親屬語言只是文明噪音──這就是個體主義契約論的智力與道德型態。

五千年中國融合型文明發展模式的生存焦慮是分裂、內耗、外侮，因此偏好整體性、延續性和責任集中；五百年歐美掠奪型文明發展模式的生存焦慮是權力濫用，因此偏好分權、契約和權利防御。前者是集體主義演化論，后者就是個體主義契約論。

2016年10月，龍應臺在香港大學演講，期間提到啟蒙歌曲，當她無知地問道“《我的祖國》怎么唱”，臺下觀眾開始大合唱。

龍應臺的文明論不同于島上的民國派或偽統媒體，她越過行為后果、體制操作和制度模型的層面，直接在哲學的高度論政治：用個體契約來質疑集體演化，以權利防御來挑戰責任集中。換句話說，就是用“文明”來包裝“民主自由”，以營銷歐美制度的個體主義“普世價值”。

但客觀來說，新時代對個體基本權利的保障和對公權力的有效約束，無論在歐美還是在中國，都已被普遍視為文明的指標。去年以來，美國對境內反猶挺巴言論的權利保障，或者對境外他國元首實施夜襲綁架的公權力約束，世人都領教過了。如果那也算文明，那么臺海兩岸的文明就更判然了。

“民國紀年”在臺灣，是遺留體制的人工呼吸器

在過渡體制下，其實沒多少臺灣人記得真正的民國史，就連最值得紀念的抗戰勝利日，也被錯置為歐戰勝利日。“民國紀年”在臺灣，只不過是“遺留體制合法性”的人工呼吸器。

相較于大陸基于主體自信而采行公元紀年的文明型治世思維，臺當局無法承認現實世界的秩序，只能用“民國紀年”來撐住一個殘存的政治身份。這種既要“民國紀年”，卻又無法兌現所謂“民國主權”內容的懸置型“建國”思維，其服務對象只是等待歷史終局的選舉輪替，而不是填入全球運作框架的中華文明。

圓鑿方枘的時間感，其實只是民國遺習和加工體制對島內民眾智力上的耗損。

于是經常看見臺灣人跟風批評大陸破壞文字、使用簡體字云云，卻無視“廢除漢字”的最早主張出現在民國時期，更不知道蔣介石在1935年就同意教育部發布第一批簡體字。

1946年，臺灣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再通過“簡易漢字”議案。到了1950年代，蔣介石在第十七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上，還是贊同提倡簡體字。【1】

蔣介石自稱贊同簡體字的初衷，是“為教育、為大眾的便利”，“在‘國家’的立場上”。后來中共繼承漢字簡化，他卻在同一個立場上退卻下來。雖然民國體制最終沒能實現漢字簡化，但在1935年第一批簡體字的基礎上，由共和國實現了簡體字的普及，并以漢語拼音的方式推行國際，并形成今日的全球中文熱。

這就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改朝換代并未阻卻中文的發展。反而是自縛“簡繁之爭”的臺灣人似乎從沒仔細想過，由于“民國未完成”的遺習和體制加工，將來自己的孩子會不會是面對全球漢語拼音的文盲？

同樣的，這類臺灣人經常以一知半解的“文革”“紅衛兵”等陳詞濫調來拒統抗中，但這恰恰是文明與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犯過錯，而在于是否具備終結偏誤、修正路線、完成制度轉型的能力。

相較于臺灣對白色恐怖的平反，比如改名、立碑、拆銅像、補償金等所謂的“轉型正義”，往往因為過渡體制的片面性影響，而成為沒有終點的道德敘事。相反，正是大陸“民與國共和”的文明自身結束階級斗爭路線，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成歷史反思，并推動持續四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才有今日中國。

可悲的是創傷凍結型政治人格，其否定歷史演進的體制本身就是文明停滯的證明，也是智力和道德雙重萎縮的病灶。

這種體制病灶導致理盲自大的夜郎心態、落伍陳舊的慕強思維、自宮主體的戀殖情愫、以及欺軟怕硬的群氓式激情等，導致臺灣成為拒統政學媒共構的孤島。

從大眾輿論來看，在島內便利超商隨手可買的四家中文報紙中，只有星云法師創辦的《人間福報》還堅守中國人的主體性，認為“和平統一并非‘被統’，而是民族復興的歷史必然”【2】；其他三家依附過渡體制的中文報，凡提及中美，一律使用“美中關系”“美中問題”“美中談判”“美中博弈”“美中元首”來報道。

這些拒絕歷史演進、自我殖民地化的構詞方法，來自民國遺習無法代表中國主體性以后，藍綠政學媒全面移植歐美制度與價值觀改造臺灣的結果。

中文怎么產生“天然獨”？

在中文的封面上，兩岸的區別既不是繁簡字體之異，也不是被臺灣政客有意誤導的文白之分，而是文字背后思維與體制傳統的興廢存亡──“臨時條款”與“增修條文”這種后綴、例外、補充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手段，就是典型的印歐語系構詞方法。

中文是獨立語，是高度整合性、集中性、內斂性，重視結果的語文；英文是屈折語，是高度發散性、補充性、例外性，重視過程的語文。當歐美國家驚嘆于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造成諸多“中式英文”現象時，卻不知“英式中文”在臺灣竟柳暗花明。

客觀來看，造成中、英語文的差異，未必因為民族氣質或智慧高下，但確實是兩者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被用來承載不同的文明體制使然。中文“含糊其詞”，那是因為已經替責任留好位置；英文“治絲益棼”，則是因為必須先確認責任歸屬或存在。

因此，中文的模塊化組合與整體性思維指向意合，較適合承載集體主義演化論的責任型體制；英文的屈折式變位與線性式思維指向形合，則適合承載個體主義契約論的政客代理型體制。這是語文、制度和文明相互形塑的結果，不是偶然，也不是先天。

所以沒什么“天然獨”，只不過是民國遺習在臺灣加工改造的“香蕉人”，是島上政學媒借用中文為面具，移植歐美制度和思維方式的“非中國”成果罷了。

這種“英式中文”并不難辨識。以2026年賴清德的元旦講詞為例，每個字都是中文，但結構與組合方式卻是歐美化：“臺灣的民主自由，是得來不易的……我們不會因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面對考驗，臺灣未被擊倒。”他使用“未被擊倒”來強調受動狀態，是標準的西式敘事風格，旨在強調主體的韌性。

又如“我愿意在‘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所揭示的‘合憲’方式下，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這句話使用了極長的條件前綴（在……下），先明示自己的權利規模，再將責任極小化。這是典型的“法律英語”翻譯腔，為了契約邏輯而犧牲中文句法的簡潔性。

再如，“民主給我們彼此爭辯、不同意彼此的權利。”在標準中文，權利通常是由法律或國家“賦予”，或是人“擁有”權利。賴清德將“民主”這個抽象概念擬人化作為主詞，是鮮明的英式中文，把權利看成比責任還重要。

照妖鏡──“正義使命-2025”年終軍演

需要強調的是，綠營和藍營在臺灣對立統一的獨占體制，同為上世紀90年代借用民國遺留進行西化加工改造的結果。在文明層級上來看，藍綠同屬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的產物，差別只是“延宕式過渡”與“切斷式過渡”之分。

藍營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兩岸“主權重疊、治權分立”──【3】通過“重疊/分立”這種結構式嵌入，試圖在空間上切分主體。這種線性式思維是在為代理型體制尋求合規性卸責：只要治權分開，政客就無需為文明演化的成敗負責。

藍綠相同處在于，他們共同否認統一是中國人的倫理義務，都不把統一定義為內戰尚未終結的歷史責任；他們與“天下─國家─正統—責任”的中國文明連續性不同，都使用現代西方法理主權語言：認為主權是可宣告、可切割、可并列的。

所以，藍營話語的焦慮表現在統一局勢逼近時，他們無法回答“誰代表中國完成終局”。因此，針對“正義使命-2025”年終軍演，偏藍媒體說那是“反效果”【4】──把文明責任敘事轉向政策成效分析。

正義使命-2025環臺軍演 中國軍號

在政治文明上，“英式中文”的穩定特征是：責任被拆解為多方主體，各自表態，卻沒有終局承擔者；政治被理解為選項管理，而不是倫理義務；語言功能是評論、建議、平衡，而不是承擔、接管、兜底。

比如“對臺灣社會而言……”，“對激進臺獨勢力而言……”，“對民進黨而言……”，“對美、日而言……”，“這四重反效果……”──主體被拆分為多個“利益相關者”，每一方都是理性算計者，卻沒有任何一方被設定為“最終負責者”。這就是利害關系人分析，而不是文明的責任鏈。

“軍演……卻被反向操作，成為民進黨在歷次選戰屢建奇功的助力。”所有行動者都變成被動反應者，沒有人對升高局勢負“終局責任”，表現為代理型體制最典型的卸責敘事。

“兩岸必須走向和平，無論從歷史統合論、地緣政治，還是人民的生存利益，都沒有其他選項。”和平被描述為選項最優解，統一則被完全抽空，僅剩和平管理。所謂“沒有其他選項”，指的是風險管理選項，而不是文明終局。這是自由主義和平論，不是中國歷史責任論。

“臺灣固然有責任，北京也應該克制”，則是把不對稱文明責任處理成對稱道德責任，把國家完成內戰遺留的責任降格為“情緒管理問題”。這是典型西方契約倫理的公平幻覺，而不是文明的“責任不對稱原則”。

“為政者真正的責任，是降低風險、管控危機、守護人民安全”，語氣冠冕堂皇，實則將政治責任定義為降低風險、管控危機，卻毫無完成歷史使命、終結遺留問題、承擔世代責任的成分──這是經理人語言，而不是文明承擔者的語言。

在契約論世界觀看來，政治是各方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單一責任主體的履約：北京應克制，臺北有責任，民進黨借機操作，美國是霸權存在，人民只能受害──所有人到齊在場，卻沒有人站到終局位置上──這就是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人格的核心特征。這樣的人，精通程序算計，但拒絕承擔結果。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潛臺詞

把“中國人”拆解成“一種中國人不打另一種中國人”的防御工具，其本質是“沒說兩國論的兩國論”。“隱性兩國論者”不是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人，只是以“中國人”為話術資產的契約型個體。“中國人”三個字是他們與大陸來往套利時專用的保險密碼，他們用“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框架”來應對中國統一的文明新范式。

然而在中國文明的語境里，辨識當代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首要規準是：支持國家統一，終結歷史遺留。

如果說，去年九三閱兵是昭告世人中國有保障和平的能力；那么，去年年終的聯合軍演就是針對外部勢力與內部代理人的雙重警告──中國完成統一的和平終局即將到來。換句話說，圍臺軍演的真正對象是“臺獨決策鏈條”。這就決定所有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的組成，必然齊聲反對內戰歷史提速走向終局。

鄭麗文既以身為中國人自豪，又被“統左派”肯定胸懷兩岸、志在和平，就該揚棄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的語境，摒棄“國家可以分裂，但民族認同卻是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思維，【5】共襄終局統一的和平大業。

因為在中國文明的語境里，長期分裂本身就是文明失序的表現。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任人自由選擇的文化標本，而是追求完成現代民族國家型態的文明體。所謂“中華民族基本人權論”“國家可以分裂論”，只是歐美自由主義契約論的中文版。在中文語境里，民族不是權利單位，而是命運和責任存續的共同體。

正是基于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才有“正義使命-2025”年終軍演，來及時針對臺灣無法承受的后果踩下煞車。

然而，一旦臺灣地區承認大陸使用強制手段阻止風險的正當性，就等于承認自己是分裂民族共同體的代理人，而不是最終的風險負責人。對過渡體制來說，那比圍臺軍事壓力本身還致命。

所以，島上不分藍綠白，各色政學媒的主要人物一致提高聲量譴責軍演，卻避免承擔任何實質風險的調整。唯獨鄭麗文將疾言厲色的矛頭指向綠營，而非圍臺軍演，這是她有別于那些過渡體制政客之處。

2026年4月8日上午，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領國民黨訪問團拜謁中山陵。新華社記者 邢廣利 攝

聯系到鄭麗文親赴反共刑場參加秋祭追思慰靈的作為，可見得她回復習近平總書記的賀電說“為民族復興開辟宏偉前程”，所言大致不虛。

臺灣作家藍博洲在“連胡會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表示，鄭麗文以行動證明了推動國共和解的誠意，但也把臺灣社會的反共病癥都爆發出來。臺灣若不超越國共內戰的遺留，若不顛覆反共意識的制約，兩岸就不可能真正和解。【6】

注釋：

1.何應欽編著《整理簡筆字提案的回顧與前瞻》，國防部印制廠出版，1979年12月，第5頁。

2.〈大陸的和平倡議〉，《人間福報》社論，2025年10月29日，第2版。

3.〈一中保臺 兩岸融一〉，《旺報》社評，2025年11月17日，AA2版。

4.〈圍臺軍演反效果 兩岸交流不交鋒〉，《中國時報》社論，2025年12月31日，A2版。

5.〈中華民族認同的自由〉，《中國時報》社論，2025年12月26日，A2版。

6.〈紀念連胡會20周年：臺灣須再次集結主流民意推動兩岸和解〉，《兩岸犇報》，2025年12月29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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