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南開大學校園里，偶爾會見到一位六旬先生，拎著一個大袋子，里面裝滿了他從北京帶來的各種書籍、雜志。只要見到自己的學生，老人定會從袋子里拿出幾本送給他們。

有時先生會在課上興致勃勃地給學生講起一本好書，說下次一定要給大家帶來看。也許臺下的學生課后早就忘了這茬兒，而先生等到再上課時卻真的把書帶來了。

有時先生會直接帶著學生到天津古文化街的舊書店淘書，而且出手十分大方，只要是好書，他會同時買上好幾本，只是買完以后他一本也不會留，而是全都送給學生。“尋書忘歲月，莫笑人蹉跎”胡妍妍還記得先生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詩。

這位真誠、質樸的先生就是史樹青，八十年代時雖然已經是譽滿國內文博界的名家， 但他卻說：“在南開大學執教才是我博物館教育事業真正的開始。”

南開大學歷史系于1980年首開文物博物館專業，與世界史、中國史專業并行成為歷史系的三大專業。 新設專業之初從校外聘請了多位文博界教授，助力南開文博學科建設和學生培養，史樹青先生即是其中的一。

作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員的史樹青，助力于南開大學的文博專業教學，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自1981年—1987年，他共帶了5位碩士研究生，并且同時給本科生上課。在他的帶領和影響之下，南開文博學子不僅形成了敏而好學、腳踏實地的學風，還在日后紛紛投入到了文博事業、教育出版事業中。

8月16日下午，南開大學文博校友會組織了一場座談會，曾受教于史樹青門下的南開大學校友們齊聚一堂，共同紀念史樹青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分享在校學習以及日后工作中與先生有關的點滴往事，同時也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史樹青，了解他真實不假修飾的人生。

北京座談會現場與會嘉賓合照，左起：

潘守永、胡健、吳十洲、孫彥、朱鳳瀚、陳烈、胡妍妍、 雷虹霽

天津座談會現場與會嘉賓合照，左起：

黃春雨、 盧永琇、 楊東明、施琪

1

入學要記5000個人名

他是一部活的“資料庫”

跟著史樹青做學問，無疑是件“較勁”的事情。因為史樹青要求學書畫的同學入門第一步就是記5000個人名。不光是人名，還有字、號、別號、齋號、祖籍、師承、社會關系等等都要爛熟于心、張口便來。不少學生聽到這個“嚴苛”要求后，學書畫的積極性瞬間“打對折”，有的甚至被直接“閃退”。

盡管如此，史樹青卻十分堅定：“這是搞鑒定的基本功，記不住5000個人名，就做不了鑒定工作。”

史樹青與南開師友合照，左起：

朱鳳瀚、鄭克晟、王敦書、史樹青、馮承柏、傅同欽、黃春雨及南開學生

作為史樹青的學生，現任中國嘉德拍賣董事總裁、南開大學文博校友會會長的胡妍妍，在1982年剛進入南開大學歷史系讀研的她也被老師的“入學要求”嚇到了。

“一開學，史先生就給我買了一本畫家辭典，里面有2萬個人名，讓我記5000個。還有字、號、別號、齋號、祖籍、家世、師徒傳承、社會關系等等都要爛熟于心、信手拈來。當然，我沒自我考試過，想來我是沒有記住5000個名字。但還是盡量向老師的要求‘靠攏’”。

胡妍妍在日后從事書畫拍賣的征集、鑒定工作，也深刻體會到老師的要求至關重要，每天的日常工作確實離不開與這些古今書畫家的作品打交道，有“人名基本功” 才能夠應對和完成工作。

北京座談會現場 胡妍妍

史樹青常引用孟子的話來說記人名有多重要，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史樹青說：“我們在鑒定工作中，也應熟知相關的歷史人物，不然你打開一幅畫，連作畫的人是誰都不知道，還怎么鑒定真偽呢？如果你能看明白是誰作的，知道這個畫家的生平、畫風特點，對鑒賞這幅畫就太重要了。”

據曾跟著史樹青一起去博物館、古玩商店鑒定書畫的學生回憶：“先生看畫時的反應極快，很多時候字畫還沒完全打開，就能迅速做出判斷：‘卷起！假的。’”

但是這并不是武斷輕率，史樹青的這份自信從容是建立在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書畫的熟知了解上。成千上萬書畫家的名字、別號、齋號、稱謂及簡單生平，他都爛熟于心；歷代書畫的紙張絹品特征、名家印章布白、署名落款的字體和風格習慣，他也如數家珍。

除了“人名學”，史樹青對學生還有自己的一套“書皮學”。嗜書如命的史樹青在讀書方面涉獵極廣，除了對書畫、碑帖和古籍版本的研究頗深外，在歷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銅雜項等方面也都有研究。因此，他的博聞強記在熟人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好友、學生都把他稱為活的“資料庫”。

北京東堂子胡同55號是史樹青住了40年的家，這不大的平房藏了他多年積累下來的3萬多本書，幾乎成為了他的個人圖書館。他個人生活非常節儉簡單，但買書卻相當大方，有限的工資都讓他用在了買書上。

對于史樹青買書、送書這件事，天津博物館、天津文博院研究館員劉渤回憶道：“史先生雖然是全國知名學者、史學家、文物鑒定專家，一點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與我們談他過往的鑒定經歷，談古論今，娓娓道來。周日還帶我們幾個男生到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淘書，他認為的好書，一次買5到10本，不只是自己看，還常常送人，我們幫他提到館里。”

史樹青在東堂子胡同老宅

史樹青經常對自己的學生說，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多讀書才能清楚地知道該查哪種書，往哪個方向使勁兒。有次，學生周美芬（現任中國駐肯尼亞大使館文化參贊）在寫論文時遇到疑問，向史樹青請教。

可誰知周美芬剛說出自己的問題，史樹青張口便說：“可以去歷史博物館資料室找某雜志某一期上的文章作為參考，里面可能有你想要找的答案。”半信半疑的周美芬按照老師提示的線索，果然找到了。而此事也讓她對老師的學識、記憶力敬佩至極。

天津博物館研究館員、天津美術館副館長盧永琇說：“在南開大四實習時史先生給我們上課，后來在工作中對我們進行指導，體現出讀書破萬卷、博物通達的大家風范，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嚴謹治學態度和作風令人印象深刻。”

天津座談會現場 盧永琇

作為南開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專業首批學生之一、現為天津博物館研究館員的涂小元也說：“我畢業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畢業實習，親眼看到史先生對新征集來的一批青銅器進行鑒定工作。史先生旁征博引，對這批青銅器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鑒定，其淵博的知識讓人嘆為觀止。”

史樹青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楊東明說：“大道至簡的文化追求，大愛無疆的人文情懷，大智若愚的生活智慧是史先生留給同學們一生的精神財富。”

天津座談會現場 楊東明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物與博物館碩士教育中心主任吳十洲教授所言：“盡管史老師學識淵博，但作為一位傳統的中國學者，他始終堅持‘述而不作’（語出《論語·述而》）。”的確，史樹青雖然一生編著過許多大部頭的書籍，卻很少自己寫書，更多的是繼承前人留下的學問，這何嘗不是一種智慧呢？

“博物館的工作面對紛繁復雜的實際問題，不論是田野考古的成果，還是傳世文物，到了博物館，第一關是定名，要斷代，要斷事物，要斷人物 。初次定名后不是一勞永逸，還要長期研究，不斷發掘文物內涵。溫故知新，不斷更新補充對文物的認知是博物館學術工作的要義。與院校科研機構的學術風格有點區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史樹青先生的學術理念，應該也是源自他長期的博物館實踐工作。”胡妍妍補充道。

史樹青著作以及紀念文集

從南開歷史系畢業后，史樹青的高足們也先后投入到了國家文博事業中。而身為長者的史樹青，對于后學的提攜和幫助，讓這些后輩們在數十年后依舊念念不忘。

史樹青與學生合影

1983年，吳十洲成為了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第一批文博系統專業培訓班的學員，專門學習書畫創作。有時他會將自己的臨摹、創作，拿給老師請教。

北京座談會現場 吳十洲

史樹青欣賞虛心好學的年輕后輩，不但對吳十洲表示肯定，在畫作上為他題詩，還鼓勵他把畫拿給啟功先生看，啟功也為吳十洲題了引首以表鼓勵。如今吳十洲依舊保存著這件四十年前的滿含老師殷切期待和鼓勵的作品。

吳十洲《白描絲路唐俑廿品》啟功引首，史樹青題跋

1991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方接受毛澤東主席秘書田家英“小莽蒼蒼齋”的捐贈，這些作品共104件，有條幅、手卷、對聯，具有很高的學術、藝術價值。

館方覺得有必要把包括這批捐贈在內的一系列書法作品結集出版，因此當時的館長俞偉超考慮到史樹青精通古代書畫、碑帖拓本，對重要器銘寫過大量題跋，學術功底有口皆碑，于是就請史樹青擔任主編，由史樹青的學生陳烈等人協助編寫。

但編寫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遠比想象中多得多，由于古人書法識讀困難，尤其是書札作品，書寫隨意性大，涉及到的內容冷僻復雜，有時連句讀都是個問題，往往在這個時候，編寫小組的成員第一選擇就是去請教史樹青。史樹青常常脫口而出。編寫成員之后再查證資料，其所言大多都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史樹青對編寫成員提出的高質量要求，也是擺在陳烈和同事面前的一個“挑戰”。

現已為國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員、中國國家博物研究館員的陳烈回憶：“在編寫過程中，史先生要求我們每一位撰寫具體詞條的成員都要對所寫作品追根溯源，檢閱詳實，一一寫清楚作品的款識，尤其是對作品的上款更要認真查閱，查找出處，做好卡片。這個要求，在當時沒有電腦搜索引擎的年代，簡直稱得上‘苛刻’至極。因此除了上班，我剩余的時間都泡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部，一查便是一天，一干便是幾年。現在想起來，那幾年的鍛煉于我而言受益良多。”

北京座談會現場 陳烈

事實證明，只要用心做事，過程雖然艱難但終會得到滿意的結果。1995年，《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的出版，不僅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也受到熱愛書法藝術的普通讀者的歡迎。

《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書影

作為史樹青的學生，現任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審的孫彥并未從事文博方向的工作，一直在出版界。但因為一次國家項目，再次與老師有了聯系。

2001年，年屆八旬的史樹青被邀請參加國家圖書館主持的中華再造善本試制品專家評議會。會上，史樹青對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弘揚傳統文化、使古籍化身千百服務社會的做法深表贊同。

北京座談會現場 孫彥

就在眾人看得津津有味時，史樹青對于一些書籍的書名文字、印刷用紙以及裝幀形式等方面出現的問題，直率地提出了批評和建議，他認為古籍影印一是要尊重傳統，符合“再造”的宗旨；二是要盡量節省資金，為國家省錢。

后來出版社接受了史樹青及各位專家的意見，最后采用樸素大方的宣紙印刷、傳統線裝并藍色函套裝幀。2002年史樹青受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首批圖書發布會，看到正式影印出版的成品，史樹青很高興。

盡管多年不見，孫彥覺得老師并沒有變，還是那么真實。在他的身上依舊能見到中國傳統學者的樣子。

北京座談會現場 雷虹霽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雷虹霽也說：“史先生特別反對浪費，當他看到別人只用過一面的復印紙，他就挑出來然后用背面寫東西。這大概就是老一輩學者值得我們敬佩的地方吧，真實且沒有架子。”

2

解開成吉思汗畫像 “謎底”

書畫鑒定要三個“結合”

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中國國家博物館常務副館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的朱鳳瀚說：“史先生對于青銅、瓷器、玉器等都有研究。但我認為他最精的還是書畫。”史樹青對于書畫事業的熱愛幾乎無人不知。而這種熱愛在年少時就已埋下了種子。

史樹青的父親史思齊喜歡收藏，會經常帶著兒子到琉璃廠的古玩店溜達。當父親和古玩店的掌柜、伙計談論字畫時，史樹青就在旁邊豎耳聽，有時遇到不懂的還會問上幾句。因此，敏而好學的史樹青無論是看字畫的眼力還是知識的積累都長進得很快。

史樹青鑒定書畫

史樹青鑒別書畫的眼力和直覺，第一次真正發揮作用是在他三十歲出頭的時候。

眾人皆知，成吉思汗生前曾立下了“四不”遺言：不允許別人為他做傳記，不允許為他畫像，不允許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體上，以及不允許其死后為他建陵墓。

因此，成吉思汗的模樣長期以來都是個“謎”。唯一可以參考的便是清宮南熏殿舊藏明人摹《元代帝像冊》中的成吉思汗畫像。而將這個“謎底”解開的人正是史樹青。

明 佚名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953年9月，史樹青從小學同學崔月榮處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畫像。雖然并非文物鑒定界的“具眼”，但初見到這幅成吉思汗像時的直覺告訴他，此畫非同一般，便勸說崔月榮把這幅畫像以三塊五的價格賣給了歷史博物館。

十年后的一次校驗證明了史樹青的正確性。

1962年，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先生等鑒定小組專家對館藏書畫作品進行鑒定時，見到這幅畫像后立刻抖擻精神。經過幾番交流討論后，從畫像的紙地、墨色、人物形象、題簽文字和用筆幾個方面來看認為這是一幅確鑿無疑的元畫。

后來內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會會長巴拉吉尼瑪聽聞此作后深入研究后，認為這幅畫像是成吉思汗去世50年后才繪制成的，雖然不能完全反映出成吉思汗的原貌，但已經與本人十分接近。

史樹青征集的這件成吉思汗畫像，不僅突破了當時歷史博物館藏品中成吉思汗文物零的記錄，還成為成吉思汗目前已知最早、最標準的肖像，使人們才對“一代天驕”有了具體的形象認識。

元 佚名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由于長期在博物館工作，閱“寶”無數，再加上深厚的文獻歷史知識，讓史樹青見到東西，就能鑒定真假，并形成了一套自己鑒定書畫的理論體系。在史樹青看來，鑒定書畫一定要做到三個“結合”。

首先是文物要和文獻相結合。作為曾有幸跟隨史樹青鑒定文物的學生，周美芬在多年后回憶當時都不由得感慨：“他（史樹青）見過的文物和相關的文獻都裝在他的腦子里。而他的腦子就像儲存文物‘數據庫’的電腦，可以隨時把眼睛實際看到的和腦子里面的‘數據庫’進行比對，并做出迅速且準確的判斷。”

這看起來很神奇，實際上就是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據說當年就連郭沫若都曾寫文章稱贊史樹青的這手考證功夫。

1995年，史樹青在中國嘉德春拍中見到了一件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羅聘繪制的紅袍長髯，頭戴戟冠人物《胡吏》一件。畫上僅題寫了5個字；揚州羅聘臨，并沒有說畫中的人物究竟是誰，只知道這是一位“胡吏”。

不過，史樹青卻從畫的詩堂上程晉芳、博明、周厚轅三人的題詩中分析出人物線索。這些題詩無一例外地都在褒獎像主政事、文章。

清·羅聘

臨耶律楚材像

立軸 紙本設色

中國嘉德

1995年春拍·中國書畫

程詩中有“吾圖撒合里”詞，博聞強記的史樹青明白這指的就是蒙古語長髯人。接著他又扒疏史料，發現《元史》有“曳刺中書兀圖撒罕”之名，“曳刺”中書就是“耶律”中書之另一種翻譯，而“兀圖撒罕”或譯“吾都撒罕”，或譯“吾圖撒合里”，都是同詞多譯。史樹青認為可能因為楚才多髯且長。才得到這個稱號。因此程詩中所提到的“吾圖撒合里”就是大名鼎鼎的耶律楚材。

孤證不立，史樹青又發現博明詩中提到“少讀湛然集，私心切仰止。后拜公祠墓，儀容瞻咫尺”之句。而《湛然集》就是耶律楚材所寫的《湛然居士集》。

博明詩中還說“拜公祠墓”也與事實相符，因為楚材祠墓就在京西香山東五里甕山下，即今天的頤和園內，乾隆時建祠并設塑像。因此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楚材的像多為以明代《三才圖會》為底本演變而來的半身像，史樹青憑借著自己扎實的史學功底，從畫上不起眼的題詩內容入手，考證出像主正是耶律楚材。

其次是傳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結合，做比較研究。近年來國內的書畫鑒定專家學者對這點愈發重視，逐漸將考古美術的成果運用到書畫鑒定之中。

最后便是“眼學”和科學相結合。史樹青推崇的“眼學”，就是書畫鑒定中經常講的“經驗之學”要憑看畫的累積的經驗、做比較，多看、多鉆研，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鑒定水平。正如史樹青所言：“看的東西多了，慢慢就琢磨出門道了，這點有時候連科學檢測儀器都不能取代。”

朱鳳瀚說：“現在所說的文物鑒別，過去多是靠‘眼力’。史先生除了長年累月練就的‘眼力’之外，有一點是如今所謂的文物鑒定家所缺乏的，那就是讀書。史先生讀的書確實多，他打開一卷畫，張嘴就能說出來，作者的出身、官職 ，這點是現在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北京座談會現場 朱鳳瀚

不過在史樹青看來，鑒定只是研究的開始。若是只滿足于“真假鑒別”，那就無異于書畫古董鋪里的伙計。要想成為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必須要在作品真偽的基礎上，通過文物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這才是真正的學問。

3

一心為公，光明磊落

一生致力國家文博事業

提起史樹青，第一個聯想到的關鍵詞便是“國家博物館”。

1945年畢業于輔仁大學中文系，后入輔仁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陳垣先生研究史學，1947年畢業后25歲史樹青進入當時的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做秘書，并兼顧一些文物的保管、登記、研究工作。

等到49年解放，史樹青又被調到庫房做保管員，并由此正式步入其長達五十五年的文博生涯，直到2002年作為研究館員從國家博物館正式退休。

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進入博物館之前史樹青可以說是“專攻文史和書畫”，但自從1949年被調到庫房做保管員后，史樹青開始逐漸接觸到了包括陶瓷、玉器、石刻、青銅器、雜件、絲織品等在內的不同門類的文物古器。他不僅要填寫總賬項目外，還要填寫文物鑒定意見、銘記題跋、科學記錄摘要和流傳經歷......

史樹青先生多次回憶，在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軍管會設文物部，尹達任部長，王冶秋任副部長。在接管北平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前身）、故宮博物院時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全體工作人員留任。二是清點全部藏品。三是為人民服務，做新的展覽重新開放。

史樹青深深記得博物館人應盡之責，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藏品管理制度，即有名的“制度健全、賬冊清楚、鑒定確切、編目詳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24字方針，并被列入了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

只要是去過國家博物館參觀的人，大都會去館內地下一層的“通史陳列”展廳走上一圈。作為國博的重要常設展覽，“通史陳列”前前后后持續了六十多年。而展廳的建設以及展覽的籌備，有相當一部分功勞都要歸于史樹青。

1958年8月，國家決定在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基礎上建設國家級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史樹青主要負責新館基本陳列中文物藏品的征集和保管，并擔任明清陳列組的副組長。

當時從故宮借調到歷史博物館，負責通史陳列藝術設計的楊伯達曾在文章中回憶往事：“每次在陳列展廳現場見到史樹青，他總是忙得滿頭大汗，在施工現場進進出出，弄的灰塵滿身也毫不在意。史樹青和同事們加班加點地籌備通史展覽，工作非常辛苦卻從無怨言，反而樂在其中。如果不是出自對文博事業的衷心熱愛是絕對做不到的。”

北京、天津座談會現場與會嘉賓合影

對于這點，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主任的黃春雨老師也說：“跟著老師在歷史博物館實習的那段時間，一把年紀的史先生給前來參觀的學生們作講解時的認真和熱情，仿佛把展柜里的文物講‘活’了，當時在場的不少學生都深受鼓舞。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都說如果史先生不在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好多藏品就說不清楚了。因為先生記憶里儲存了太多有關中國歷史博物館各個文物的來龍去脈和故事。”

天津座談會現場 黃春雨

經過了緊張籌備，1959年10月1日，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通史陳列”展對外開放，這不僅是建國10年來全國各地考古成果的重要展示，也是中國文博史上第一次系統全面的通史展覽，而史樹青就是其中默默付出的那個人。

1959年9月19日，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成為獻禮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

正如天津博物館黨委書記、館長陳卓說：“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績都和我們的老師，和我們的先生分不開。是他們把我國的文博事業推向了高潮。”

天津座談會現場 陳卓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王儷閻說：“我覺得很有幸能與史先生同時在國家博物館工作，史先生的為師、為業、為人，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在他身邊工作的每一個人。”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研究員胡健，雖沒有跟隨史樹青先生學習，但作為國博的工作人員，會經常聽他人說起老先生在工作期間做過的事情，為國博建設所作的貢獻。史先生淵博的學識，至今也鮮少有人可以與之比齊。

北京座談會現場 胡健

胡妍妍說史先生除了在國家歷史博物館工作外，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86年3月，有54人組織成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在北京成立，設書畫碑帖組、陶瓷組、銅器組、玉器組、貨幣組、古籍組和雜項組，做好全國博物館藏品的定級工作是委員會的重要工作之一。

身為副主任委員的史樹青先生負責山東、河南兩省的鑒定工作。年過花甲的史樹青不僅要親自當地博物館、過眼成千上萬件文物，遇到爭議問題還要和小組成員共同商量討論，十分耗神。但由于是率先開展的試點工作，史樹青帶領的工作小組進行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更加謹慎、反復衡量，這樣才能起到標桿作用。

史樹青與朱家溍先生（右）、耿寶昌先生（左）一起鑒定文物

作為國內最高權威鑒定機構的負責人之一，史樹青的話可謂是一言九鼎。在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的十幾年中，他不知主持過多少次重要文物的鑒定，但史樹青從未濫用手中職權，正如他總是掛在嘴邊的那句：“一心為公，光明磊落”。

到了晚年從國家博物館退休，本應該是享受悠閑人生的他，只要身體條件允許，就會堅持參加各種學術和社會活動。只要是重要的鑒定活動，不辭辛苦也要遠道而去。

正如楊東明所說：“不管誰來找史先生，史先生都一視同仁，‘你熱愛文物我就傾心相對’。史先生真正把大愛做到實際中，他是我們那個年代文博行業里面最好的表率。”

盡管身體每況愈下，但史樹青卻像個老小孩，心態依舊樂觀。他還會像從前那樣，得空就去琉璃廠的地攤淘寶，有時間就寫點文章。

史樹青出席書畫鑒賞活動

2007年深秋，史樹青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采訪，那次采訪中他不僅聊了文博、聊了收藏鑒定，還回憶起了在南開大學任教時的經歷，提到了他帶過的研究生，談到了為人師的二、三事......也許這就是史樹青真實且純粹的一生。

圖片信息來源丨中國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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