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佛山，不像一座被“講述”的城市，更像一座正在被重新拼裝的系統。

2026年7月4日，佛山粵劇院A廳，這場從上午延續至中午的對話，在不斷發酵的討論中展開——“共振·定義：當制造進入城市，再造一個新佛山”，成為它被命名的方式。

詞語在現場不斷重組：制造、美學、主理人、非標商業、共生、流動、菌群、快與慢——它們原本屬于不同世界，卻在同一空間里發生了短暫的“共振”。城市不再以單一身份出現，而是以多重接口同時在線。

當制造業不再只是工廠的邏輯，而開始進入生活、空間與審美，問題也隨之變得更直接：

一座制造之城，

是否還能重新發明

自己的表達方式？

佛山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杰在致辭中表示，盛會當前，誠邀大家共悟嶺南文脈之美，走進佛山街頭巷尾，探訪古灶名園，讓嶺南文化走出博物館、走向大眾、走向世界；誠邀大家共拓文產融合之路，期待各位企業家、行業專家、創意主理人深挖佛山文化IP，推動“制造+文創”雙向賦能；誠邀大家共筑創意共生之場，佛山將持續完善政策，開放公共空間，搭建常態化交流平臺，努力讓每一份有巧思、有闖勁的創意都能落地生長。

在劉杰常務副市長的發言結束后，SMART度假產業智慧平臺創始人、文創周創始人王旭的發言把整場對話帶回到一個更“操作層”的系統框架中。

他開場沒有直接進入佛山，而是先拉出一條更長的時間線。

過去六年，文創周連接了5000家企業、500多組政府代表團，并在張家界全球旅創周、三亞海灘露營節、昌平城市更新季等多個場景中持續運行。對他而言，這些不是案例，而是一套不斷遷移的“文旅系統實驗”。

但當系統進入佛山，

一個問題被放大：IP太多了。

醒獅、龍舟、西樵山陶藝、制造業、功夫——每一個都成立，卻缺少一個共同入口。

他的壓縮很直接：

所有IP之后，只有一個字——“勁”。

功夫有勁，陶藝有勁，

龍舟、醒獅亦有勁。

“勁”因此成為這一屆

文創周的底層邏輯。

在此之上，他重新定義文旅的方法論：以賽代招、以會提質、以展帶商、以節促旅，形成一個可循環的產業系統，讓活動不再是事件，而是生態接口。

進入佛山后，變量變成制造業本身。問題也隨之改變：不是做多少活動，而是如何讓“制造+文化”成為真正的雙輪驅動。

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引入全球灣區“2號位城市”對照框架，奧克蘭、鹿特丹、釜山、橫濱被置于同一坐標系中，但重點落在橫濱。

在他的敘述里，橫濱不是案例，而是提前30年的路徑。

它經歷了與佛山相似的階段：制造主導、服務更大城市體系，隨后完成轉向：

從“制造之都”走向“創新之都”；通過YOXO創新節建立年度創新機制；以YOXO BOX連接學生、企業與全球創新力量，形成產教融合平臺；并構建“創新教育—產業研發—市民生活體驗”三位一體結構。

城市由此不再只是生產空間，而成為持續生成內容的系統。

回到佛山，他的判斷很清晰：問題不在項目，而在敘事。

文創周因此被重新定義為一個“敘事生成器”。

在這個系統里，幾個結構同時發生：

市集升級為展集融合，

攤位即展品；

工作坊覆蓋46個城市空間，讓城市成為開放課堂；150多位主理人進入流動網絡，形成跨場景共創。

他特別強調，這些攤主并非普通商戶，而是產業的發起者本身。

敘事隨后進入“產業菌群”模型。

佛山被視為一個生命系統：制造業是強菌群，文化與創意相對失衡。因此文創周的意義，不是展示文化，而是引入新的“菌種”。

全國主理人、設計師與文旅創作者被視為“益生菌”，進入本地系統，促成再融合與再生長。

在這一邏輯下，關鍵不再是空間，而是系統是否具備持續混合能力。

制造與文化不再是疊加關系，而是共生關系；主理人與本地創作者，也從輸入輸出變為共同生長。

最后，

他將這一切收束為

“有機教育”。

阿云朵倉、跳海living是最小實驗單元，陶溪川與東郊記憶是大型孵化系統，而文創周本身則是一個高密度的臨時課堂。

在這里，學校、企業、政府被壓縮為三個現實問題：就業、人才與空間活化，而答案只有一個——讓城市成為課堂，讓場景成為課程，讓實踐本身成為教育。

最后，他拆解FOCUS：

FO CONNECT US

佛山連接我們，

我們也連接佛山。

佛山市禪城區副區長梁錦棠的發言，把整場討論從宏觀結構拉回到城市日常。

她用四個粵語詞，迅速把禪城拉入語境：

得閑、有料、好玩、禪。

“得閑”是一種生活狀態。

在禪城，節奏是被重新調過的。白天在茶樓，晚上在夜市，嶺南天地古今交錯，創意產業園煙火與潮流并存。

兩年來了超過2500萬游客，年均雙位數增長。而更具象的變化是——2025年結婚登記近1.4萬宗，同比增長82%。

年輕人不是路過，而是在這里停下來，真正開始生活。

“有料”是城市底氣。

禪城曾是明清四大名鎮之一，商貿鼎盛；今天GDP超2400億元，人口持續增長，每四個人里就有一個創業者；

而高鐵時代的到來，讓它19分鐘直達廣州中心城區，全面接入全國路網。

歷史、當下與未來，在這里疊加成一座正在加速的城市。

“好玩”

則是它面向未來的表達方式。

文化在這里不是陳列，而是持續生長：醒獅進入時尚門店，龍舟、武術、粵劇不斷跨界更新；

城市美學成為治理語言，“不美不改、不美不建”被寫進更新邏輯；

產業同樣在場，“有家就有佛山造”背后，是兩大萬億級產業集群與完整制造體系，讓創意始終有落點。

在她的描述里，禪城的關鍵不是某一種優勢，而是三種力量的同時成立：

生活有松弛感，

發展有硬支撐，

城市有審美方向。

如果說前面的發言更多是在解釋“佛山的結構與機制”，知名文旅品牌策劃人田海成的切入，則直接轉向一個更底層的問題：城市如何被重新理解。

他的判斷非常明確

城市競爭正在從“產業競爭”

轉向“生活方式競爭”。

在這一邏輯下，城市不再只是生產效率的集合，而是情緒密度與生活體驗的系統；不再只是GDP的承載容器，而是可被反復進入的日常場景。

他延續了對阿那亞的長期觀察，但并未停留在案例層面，而是抽離出一套方法結構：一個地方如何從“被參觀的目的地”，變成“可以持續生活其中的系統”。

在他看來，關鍵不在建筑與空間，而在三件事——是否形成足夠高的時間密度（人是否愿意反復回來）、是否建立真實的社群關系（人是否在此發生連接）、以及是否具備持續內容生成能力（這個地方是否始終有事情發生）。

在這個框架里，城市的評價標準被徹底改寫：不再是“來過多少人”，而是“同一批人是否愿意不斷回來”。

他據此提出一個更具沖擊力的判斷：

未來城市的競爭力

不在于流量規模

而在于關系的復利能力

當話題回到佛山，他進一步把討論推向一個更具想象力的方向——制造業城市的表達方式需要被重寫。

在他的設想中，工廠不應只是生產空間，而可以成為內容發生地；制造過程可以被場景化、敘事化；非遺與工藝也不應停留在展示層面，而應重新嵌入日常生活與當代體驗之中。

城市因此不再只是“被看見”

而是“被持續生活”

自然造物創始人張書雁的發言更像一次時間的回溯。他剛剛從腳傷中恢復，便來到了佛山——一個在他的記憶里始終與功夫電影綁定的城市：《詠春》《葉問》、無影腳，以及那種被濃縮成一個字的氣質——“勁”。

但真正讓他產生觸發的，并不是影像，而是現實中的反差：這座制造業極強的城市，擁有豐富的在地文化，卻長期缺少被外界清晰感知的入口。

他提到，13年前開始做的一件事，是逆著時代的方向行走。

進入中國的村落、

工坊與手藝現場，

把正在消失的日常重新記錄下來。

在他的敘述里，這13年更像一場“搶救性記錄”：上千位手藝人、數百個村落、380部影像資料，把那些曾經不被稱為“非遺”的生活方式重新帶回當下。

他強調，所謂非遺原本不是展品，而是生活本身，只是被時代的加速甩到了背后。

由此逐漸形成的方法論是三步：

再現、再造、再生

先梳理一個地方真實的文化底盤，再轉化為當代表達，最終進入新的產業與生活系統中持續生長。

在更具體的實踐中，這一方法被擴展為一個覆蓋8000多位手藝人的網絡，構成一個“民間材料與工藝的基因庫”。他反復提到一個現實張力：手藝如果沒有訂單，就無法成為產業；但如果完全標準化，又會失去手工的價值。如何在“非標”與“可交付”之間找到平衡，這是他長期面對的問題。

從禮品系統到材料研發中心，從企業定制到縣域產品協作，“自然造物”逐漸變成一個連接設計、工藝與地方制造的流通系統。上海的3000平方米門店，則被視為這個系統的一個外化界面：

將產品拆解為可自由組合的模塊，讓選擇權重新回到使用者手中。

他也提出一個更具延展性的設想：未來希望帶著100位合作伙伴來到佛山，不只是展示，而是尋找可以協同的“部件”。在這種邏輯中，城市不再是完整的作品，而是一個可被嵌入、可被拆解、可被重組的生產系統。

在這段發言的收束處，佛山的意義被重新打開

它不只是制造重鎮，

也可能成為手藝、

供應鏈與當代生活

重新連接的關鍵節點。

在張書雁關于“手藝如何回到當代系統”的發言之后，現場的討論隨即從產業方法論，轉向另一個更具結構意義的議題：城市如何被重新講述。

如果說產業需要的是深耕與體系，那么傳播提供的，則是抵達公眾的路徑與速度。平臺與媒體的結合，并不只是資源疊加，而是在重寫一種城市文化的表達方式

讓佛山不止被看見，

更被理解。

圍繞這座嶺南制造與文化交織的城市，與會各方試圖從街巷肌理與歷史斷層中，重新梳理佛山的敘事線索，用更當代的傳播語言，把“文創佛山”從行業概念轉化為公共認知。

在這一背景下，“文創中國·城市敘事”SMART平臺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正式達成戰略合作，并完成現場簽約。

簽約由 SMART度假產業專家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劉昕女士，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佛山分社社長陳捷生先生共同完成。

落筆的一刻，更像一次明確的確認：

城市敘事不再只是內容生產，

而是一種需要長期共建的

公共工程。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葉·問》融媒體工作室主理人葉潔純的發言，從一個跨國調研的畫面切入。

2019年在荷蘭代爾夫特，一家年營收并不高的陶瓷廠，讓一眾來自佛山的企業家沉默良久。60名員工的小廠，卻以“青花瓷”的東方元素打動全球市場，產品直供皇室，一只盤子可以賣到300歐元。

同一行業的中國陶瓷之都企業家，在現場被重新上了一課：文化并非附著于產品之外的裝飾，而是可以直接轉化為市場價值的核心變量。隨行學者拋出的提問——“佛山有這么多故事，為什么沒有進入產品”，至今仍構成一個開放命題。

長期媒體觀察顯示，佛山始終存在一種認知分層：在外界視角中，它是制造業強市，是工業邏輯清晰的“理科生城市”；而在內部肌理中，則是功夫、陶藝、醒獅、龍舟與日常市井共同構成的高密度文化場域。這種反差，使佛山文化長期處于“可感知但難傳播”的狀態。

變化正在發生。十四萬字的調研報告背后，是對“文化富礦尚未被系統表達”的重新確認。更具象的觸發點來自一場企業交流——當人形機器人企業表達對佛山的興趣時，唯一提出的條件竟是“去學功夫”。文化吸引力已然存在，但尚未完成現代傳播語言的轉譯。

在這一結構中，佛山企業長期依賴“價格與品質”的工業邏輯，形成制造優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品牌敘事空間。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代工能力突出，而文化型品牌相對稀缺。

但轉折已在發生。隨著消費結構升級，文化不再是附加值，而逐漸成為基礎設施。

企業也開始從功能競爭

走向審美與情緒表達

天安新材、小熊電器、蒙娜麗莎等案例，正在嘗試從“產品邏輯”轉向“文化邏輯”，將制造體系嵌入內容表達之中。

在這一過程中，媒體角色被重新定義，不再只是傳播通道，而是連接機制：連接年輕人、創作者與全球語境中的文化受眾。尤其在全球出海背景下，

“根在佛山、業在全球”

本身即可構成文化敘事路徑。

這些年，文商旅體融合正在加速，城市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結合對佛山的持續觀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長聘教授、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錚有三點直觀感受：

其一，

文化正在

從“厚”走向“薄”

厚重的歷史與傳統不再以整體敘事呈現，而是被提煉為可識別、可轉譯的文化基因，嵌入當代生活與產業結構之中。

其二，

文旅行業正在

從“重”走向“輕”

傳統依賴大體量開發與景區建設的模式，逐漸讓位于內容運營與用戶連接，城市吸引力更多來自持續性的互動機制，而非單點式工程投入。

其三，

城市傳播正在

從“短”走向“長”

節慶事件驅動的瞬時流量逐漸轉化為可持續的城市關注度，城市開始形成更穩定的長尾傳播結構。

但在平臺化傳播環境中，新的問題隨之出現：流量可以瞬時抵達，也會快速消散；算法偏好情緒極端與視覺沖擊，使城市容易被標簽化與片段化呈現，一個復雜城市往往只被看見極小比例。

因此關鍵問題轉向：

如何讓城市從“被看見”

走向“被記住”

城市傳播不應依賴單一爆點，而需要建立系統性的敘事結構。可從三條軸線理解：價值錨定的X軸，使所有傳播指向統一的城市精神；時間延展的Y軸，使歷史成為持續生長的敘事根系；空間體驗的Z軸，使城市本身成為可進入、可感知的敘事現場。

當三者形成交織，城市傳播將從碎片化內容競爭，轉向結構化敘事能力競爭。政府、平臺、市民與創作者分別承擔不同角色，在共識框架下共同完成城市敘事的長期建構。

最終，城市競爭的核心不再是流量獲取能力，而是能否建立一套可持續的敘事系統，使文化從符號轉化為日常經驗，

并推動城市完成從“被看見”

到“被選擇”的躍遷

城市更新的真正落點，往往不是宏大的空間重構，而是微觀層面的再組織與再激活。城市如何變化，本質上不僅是形態更新，更是人與地方關系的重新生成。

“地方記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區別于“歷史”或“文化”的宏大敘事，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真實片段與個體經驗。

當城市長期依賴“古都”“陶都”“瓷都”等標簽化表達時，反而容易遮蔽真實的生活肌理，使地方變得抽象而單一。

以西安為例，歷史影像與當下城市景觀的對照顯示出強烈斷裂感。城市在高速演進中不斷更新空間結構，但同時也在重寫記憶路徑：熟悉的街區與生活軌跡被替換，個體經驗與城市敘事之間逐漸脫節。

城市仍在生長，

但“被記住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圍繞地方記憶的實踐逐漸展開，從影像整理、口述歷史到街區與社區的微更新實驗，其核心并非建立統一敘事，而是重新捕捉被忽略的日常細節——小店、街道、攤位與普通人的生活網絡。

方法也隨之清晰：

城市更新不再是

單一主體的規劃行為，

而是多元參與的共建過程。

本地經驗與外部設計力量在同一空間中交織，形成“本地+外地”的協同結構，使地方既保持開放性，也避免被單一視角定義。

在這一過程中，三種關系被持續強化：參與行為、文化連接與消費發生，共同構成更具韌性的地方系統，使空間不僅可觀看，更可進入、可使用，并在日常中持續生長意義。

城市更新的關鍵不在于“創造新空間”，而在于讓空間重新承載記憶、連接人群，并在日常生活中持續生成地方的可理解性與生命力。

時間是否可以回到過去，或通向未來？“時間的螺旋”由此展開。

初到佛山，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終身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特聘教授、藝術與科技專業主任Tony Brown 認為這座城市呈現出強烈的復合性：現代酒店與密集街巷并存，旅游空間融合自然、設計與文化遺存，日常生活則在更深層的社區結構中持續展開。

城市的差異也在行走中顯現。類似巴黎，佛山同樣擁有歷史街區與現代生活的張力，但路徑不同：巴黎以嚴格保護限制現代設施介入，而佛山選擇讓生活與歷史空間共同存在，形成另一種現實融合方式。

文化遺產修繕現場的腳手架提醒著一個事實：

遺產保護不僅是審美問題，

更是技術、資金與系統協作能力

的綜合工程。

這種融合邏輯也延伸至陶瓷與制造領域。法國陶瓷機構長期將工藝傳統與當代設計結合，邀請藝術家參與創新，使手工藝持續更新。這與佛山以制造業與陶藝為基礎的產業結構形成呼應。

在一次陶瓷創作實驗中，數字表情被轉化為陶瓷語言，經典笑臉在手工工藝中發生變形，體現出藝術與工匠之間“控制與偏離”的張力。

同樣的融合也發生在技術層面：機器人與醒獅文化的結合，顯示出技術正在成為文化的延展，而非替代。

從法國工業到中國制造，可以看到共同路徑：從標準化生產走向設計驅動與定制化，創新與設計形成閉環，推動產業持續進化。

在佛山的城市日常中，國際元素與本土生活共存，形成一種持續協商的開放結構。

“時間的螺旋”，最終指向一種理解：

傳統并未消失，

而是在當下持續重組；

未來，也在這種融合中

被逐步生成。

鄉村在當下的舞臺上，正處在一個快速收縮的窗口期。相比城市的持續擴張，鄉村更像是被忽略的一端。

但正是這一端，

決定了人與自然、

人與自身關系的底層結構。

隱居鄉里創始人在長期鄉村實踐中發現，現代社會的城市與工業發展是線性邏輯，強調效率、增長與迭代；而鄉村則提供了另一種非線性結構，它更接近循環與回返，提醒人重新理解“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如果失去這種回返機制，人很容易在工業邏輯中被異化。

大量鄉村建筑的衰敗，正是這一結構變化的結果。城市對勞動力的持續吸納，使鄉村出現空心化與斷裂。但當重新審視這些被廢棄的院落，會發現其中隱藏著中國傳統居住智慧：室內、檐下、院落與院外，構成一個完整的空間系統，分別對應安全、日常、社交與自然連接四種生活狀態。

尤其是“檐下空間”，它介于室內與自然之間，是中國鄉土生活最具溫度的場景，也是家庭關系與日常生活最真實的發生地。

這種空間邏輯

本身就是一種高度成熟的

人與自然共生模型

鄉村更新的關鍵，不在于大拆大建，而在于對這種低成本、高密度生活智慧的重新激活。通過最小干預保留原有結構，讓空間重新回到生活本身，而不是被過度設計所覆蓋。

在實踐中，另一個被驗證的重要經驗是人的回歸。大量鄉村項目的核心運營者并非年輕人，而是留守的中老年群體。他們在經過培訓后，反而呈現出更穩定、更有溫度的服務能力。

鄉村由此不再只是空間改造

而成為“人重新成為主體”

的過程

進一步擴展后形成的鄉村運營模式，本質是一種共生結構：政府提供基礎條件，村集體持有資源，企業負責設計、運營與市場導入，村民成為實際的經營主體。外部力量的作用，是引入方法與系統，而非替代本地主體。

當這種結構成立之后，鄉村不再依賴單一旅游邏輯，而逐漸形成穩定的生活與經營系統。客人進入的是生活本身，村民經營的是自己家園，淡旺季的波動被生活邏輯所緩沖。

鄉村的價值

也因此從“被開發的資源”

轉向“可持續生活系統”

在這一意義上，鄉村不是城市的附屬，而是另一種更基礎的存在方式，它提供的是關于生活如何成立的底層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