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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智庫專家解讀城市基層黨建:從哪里來,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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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層黨建,是基層工作中的高頻詞。街道在講,社區在講,商務樓宇在講,新興領域也在講。然而,若追問一句:城市基層黨建到底是什么?為什么非它不可?它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

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起點:中國式現代化究竟是怎樣走過來的?靠什么把億萬分散的個體凝聚成一個有機整體?靠什么在城市這個最復雜、最多元的空間里,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組織、不同的訴求串聯在一起?答案只有一個——把人民組織起來。而組織起來最核心、最持久的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覆蓋城鄉的基層組織網絡。

城市基層黨建是黨的組織體系扎根城市社會的“毛細血管”,它把城市中分散的力量重新組織起來,讓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都與國家建設的整體目標連接在一起。

今天,人工智能時代加速到來。超級個體、一人公司、AI原生組織等新形態不斷涌現,算法治理、數字鴻溝等新問題接踵而至。城市基層黨建能不能跟得上?又該往哪里去?這既是歷史的追問,也是現實的課題。

本文試圖從四個維度展開:為什么需要城市基層黨建?它的形態如何演變?它為什么能持續發展?人工智能時代面臨哪些新課題?貫穿其中的主線,始終是“扎根城市社會的“毛細血管””——這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深層邏輯:只有把人民組織起來,城市才能真正屬于人民、為了人民。

為什么需要城市基層黨建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把目光拉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國。

那時,古老的中華文明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傳統封建王朝的組織體系隨之瓦解,新的現代國家機器和治理體系尚未形成,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盤散沙”的狀態。如何把億萬分散的、孤立的個體重新組織起來,成為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必須跨過的第一道門檻。

歷史最終給出了答案:中國共產黨用嚴密的組織體系,把人民組織了起來。

黨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支部的組織網絡。正是靠著這張網絡,黨才能深入農村、深入工廠、深入學校,喚醒民眾、動員群眾,最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靠的就是這張無處不在的組織網絡,把各方面力量凝聚到中心任務上來。

可以說,沒有黨的組織力量,就沒有統一的新中國;沒有把人民組織起來這個前提,一切現代化都無從談起。而組織起來的關鍵,在于黨的組織觸角扎進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這就是基層黨組織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城市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中心。與農村相比,城市是人口密集、分工復雜、流動性強的陌生人社會。工廠、學校、機關、商店……各種機構林立,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工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需求日益多元。如何圍繞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將各類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群眾個體快速有效組織起來,就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城市建設的一項基礎任務。

靠什么來整合?光靠政府的力量,覆蓋面有限,成本高、反應慢。靠市場?市場講利益,講交換,但解決不了公共品供給和矛盾調解。歷史的選擇是:靠黨的基層組織網絡。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街居制,到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和街道黨組織,再到改革開放后的社區黨組織、樓宇黨支部、網格黨小組——不管形式怎么變,基層黨組織的本質功能始終沒有變:把城市中分散的、多元的力量重新組織起來,通過黨的組織網絡,將每一個機構、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個體,與國家建設的整體目標連接在一起,使整個城市社會形成有機的、一體的生命體。

這正是城市基層黨建之所以“必須存在”的第一層邏輯:沒有基層黨組織,城市社會就會重新走向碎片化。

想象一下,如果一棟居民樓沒有黨員樓組長,沒有黨小組,矛盾誰來調解?困難群眾誰來幫扶?政策信息誰來傳遞?如果一條商業街沒有黨員經營戶、沒有商圈黨支部,商戶之間的糾紛、消費者投訴、治安隱患,全靠市場自發調節或政府疲于奔命,效率和公平如何保證?黨組織就是城市的“黏合劑”和“主心骨”。

更深一層來看,城市基層黨建回答了一個現代治理中的根本性問題:如何既守住初心,又講究方法。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但僅有理念不行,還得有辦法、有路徑。基層黨組織恰恰是這兩者的結合點。

一方面,黨支部建在小區、建在樓宇、建在網格,黨員就在群眾身邊,能第一時間聽到群眾的呼聲、看到群眾的困難,讓“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掛在墻上的口號,而是落到增加停車位、安裝充電樁、加裝電梯、課后托管這些具體事上。

另一方面,每個歷史時期,黨中央都會根據發展大局確定中心任務,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化建設,到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再到新時代的城市治理現代化——這些任務怎么落到基層?靠的就是黨的組織體系自上而下的傳導,以及基層黨組織自下而上的動員回應。基層黨組織把群眾組織起來,圍繞中心工作一起干,這就是“組織起來”的力量。

這里內嵌著一個更深層的理念——“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城市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民。而基層黨組織正是“人民城市”理念最直接的踐行者:它把分散的居民組織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主體,讓每個人都能在城市發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常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障,而組織路線最深厚的基礎就在基層。

沒有堅強的基層黨組織,再好的路線也落不了地。這其實就是“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核心邏輯:黨建不是懸浮在治理之上的,而是通過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服務優勢。

城市基層黨建扎根于城市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把千頭萬緒的群眾訴求梳理成治理清單,把宏觀的國家戰略轉化為家家戶戶的獲得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城市越發展,人口越流動,社會越多元,就越需要基層黨組織充當“定盤星”。

總結起來,回答“為什么需要城市基層黨建”,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就是“組織起來”,而組織起來必須依靠黨的基層組織網絡。沒有它,城市社會就會碎片化;沒有它,以人民為中心就會落空;沒有它,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到不了“最后一公里”。這就是城市基層黨建不可替代、必須加強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鄭長忠近照

城市基層黨建形態如何演變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黨的組織形態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形態、發揮作用的方式,必須根據中國式現代化不同歷史階段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生產關系變革不斷進行調整。不是為黨建而黨建,更不能簡單地把黨務工作等同于黨建。黨建的本質,是通過黨的自身建設,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進而引領社會治理、經濟治理等各項城市工作。基層黨建的實現形式、組織網絡的構建方式和運行機制,都要順應不同時期城市基層社會的發展變化持續優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最緊迫的任務是把一盤散沙的社會快速組織起來,投入現代化建設。當時,我國生產力水平落后,需要通過高度集中的體制動員資源、推進工業化。為此,國家在宏觀上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以國家政權為主導,按照現代化建設所需工業門類,統籌組織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生活。

在微觀層面,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構建起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于一體的微觀社會共同體——“單位”。在單位體制下,黨組織居于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組織體系從中央到基層全面嵌入各類單位。工廠設黨委、車間建支部、班組有黨小組,機關、學校、商業網點亦是如此。

宏觀計劃經濟體制與微觀單位社會體制協同發力,推動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現代化的積累,建立起獨立且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單位黨建成為這一時期城市基層黨建的基本形態,其核心功能是將全體勞動者納入生產與管理單元,依托黨的組織網絡確保國家意志全面落地。

然而,計劃經濟與單位社會雖能夯實現代化建設的組織基礎,卻難以持續激發生產力發展的內生動力。面對這一深層矛盾,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從農村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變革。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落地。在此進程中,國有企業減員增效、事業單位深化改革,大量“單位人”脫離原有組織依托轉變為“社會人”。這些群體連同海量流動人口,最終匯聚到社區。

社區成為承接社會轉型的基礎性組織空間,承擔起組織居民、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繁重任務。黨組織力量隨之向社區延伸強化,街道黨工委職能不斷完善,社區黨支部(黨委、總支)成為轄區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

一段時期內,社區黨建幾乎等同于城市基層黨建。依靠扎實的社區黨建工作,我國平穩實現從單位制向多樣社會的轉型,有效避免了社會管理出現真空與混亂。

社區黨建工作內涵不斷拓展,從最初的黨員管理、組織生活,逐步延伸至便民服務、矛盾調解、精神文明創建,又發展出網格化管理、“紅色物業”、黨群服務中心建設等新載體。社區黨組織始終發揮引領作用,統籌轄區各類組織,主導公共事務決策執行,廣泛動員居民參與,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強大合力。社區黨建也成為市場經濟背景下,城市基層黨建最基礎、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隨著社會轉型逐步完成,城市治理呈現出新特征:社區之外,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蓬勃興起,商務樓宇、商圈、產業園區大量涌現;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建也需要適應市場經濟要求迭代升級。僅依靠社區黨建,已無法覆蓋城市全部領域,城市發展呼喚全方位、一體化的黨建格局。

于是,城市基層黨建開始從“點”走向“面”。

在這一轉型浪潮中,上海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窗口,最先直面社會轉型帶來的治理挑戰,也率先開展一系列基層黨建創新實踐。從20世紀90年代長寧區華陽路街道打造以“了解人、關心人、凝聚人”為核心的“凝聚力工程”,到21世紀初陸續建成全國首家社區黨員服務中心、全國首個商務樓宇黨員服務點,創新推出“支部建在樓上”的樓宇黨建模式;從2005年楊浦區探索“知民情、解民憂、聚民智、聽民意”的“一線工作法”,再到2014年起實施“班長工程”建強基層帶頭人隊伍,一系列單點探索有效應對社會轉型挑戰,補齊了各領域黨建短板。

但分散化的點狀實踐,也暴露出傳統治理條塊分割、各類主體各自為政的突出問題。為破解這一困境,上海在21世紀初率先提出并探索推行區域化黨建,以黨建為紐帶整合各方力量,依托多元一體的組織架構打破行政壁壘、化解治理風險。經過多年實踐深耕,上海形成成熟完備的城市基層黨建模式,積累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既為全國推廣相關工作筑牢根基,也直接推動2017年全國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在上海召開。

此次全國會議系統總結各地尤其是上海的實踐成果,正式確立“城市基層黨建”完整概念,明確要健全市、區、街道、社區黨組織四級聯動體系,推動傳統社區黨建與駐區單位、新興領域黨建融合發展。

橫向維度,區域化黨建成為主流發展方向,將社區、駐區單位、商務樓宇、商圈市場等主體有機聯結,徹底打破條塊分割、體制內外壁壘。縱向維度,各領域黨建持續規范完善,非公企業黨建、社會組織黨建被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依托區域化黨建平臺,各類主體實現資源整合、力量聚合、工作協同,黨組織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持續拓展,城市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顯著增強。這一階段,城市基層黨建不再局限于社區范疇,成為街道社區、駐區單位、新興領域黨組織共同擔當的責任。

步入新時代,面對城市基層黨建全新的形勢與任務,黨中央立足黨建發展內在規律、直面基層治理現實難題,在全面總結各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于2019年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對新時代城市基層黨建工作作出全方位系統部署。

一系列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輔相成,充分表明城市基層黨建已經從適應市場經濟的點狀生成、局部探索階段,邁入整體建構、系統推進的全新發展階段。其核心特征是:以街道社區黨組織為核心,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為抓手,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持續夯實黨在城市基層的執政根基。

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持續向縱深推進。在市場經濟轉型帶來社會結構變革之外,網絡社會、數字文明的到來再次引發深刻變局。數字技術催生大量新業態與新就業群體,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自由職業者等群體規模龐大、流動性強、組織化程度偏低,傳統黨建模式難以實現有效覆蓋。

如何在新興領域建強黨組織,如何組織、服務、引領新就業群體,成為當下城市基層黨建必須解答的時代課題。近年來,各地借鑒成熟經驗不斷探索創新,打造“支部建在云上”“流動黨員驛站”等新載體,推動黨建觸角向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延伸。新興領域黨建受重視程度不斷提升,新就業群體也成為基層黨組織聯系服務的重要對象。

回望整個發展歷程,城市基層黨建的形態演變,始終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

從單位黨建到社區黨建,從區域化黨建再到新興領域黨建,每一次形態調整,都是對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社會結構轉型的主動適配。組織形式、工作方法不斷迭代,但黨組織團結人民、服務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使命始終未變。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邁入全新發展階段,城市基層黨建也迎來新的使命與任務。

城市基層黨建為什么能持續發展

梳理完形態演變,一個更深的問題來了:城市基層黨建為什么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保持活力、不斷適應新的要求?這里面有內在的邏輯和基本的規律。

首先,城市基層黨建始終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而展開,從來不搞“自娛自樂”。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化建設,到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再到新時代的城市治理現代化,每一個歷史階段,黨中央都會根據形勢任務確定工作大局。城市基層黨建始終自覺地把自身融入這個大局之中,跟著中心任務走、圍著中心任務轉。

中心任務變了,黨建的重點和方式就跟著調整。這種“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定位,使基層黨建永遠有方向、永遠有抓手,不會因為時代變化而被邊緣化。

其次,城市基層黨建始終植根于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從來不搞“空中樓閣”。

計劃經濟時期,單位黨組織管分房、管就業、管看病,群眾離不開單位。改革開放后,社區黨組織管養老、管托幼、管物業糾紛、管環境整治,群眾離不開社區。現在,面對外賣小哥、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這些新就業群體,基層黨組織正在探索怎樣幫他們解決進門難、充電難、維權難等現實問題。

正是這種“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導向,讓城市基層黨建始終有溫度、有黏性,群眾愿意靠近、愿意參與。

再次,城市基層黨建始終注重組織形態的創新,從來不搞“一成不變”。

組織形態不是僵化的,而是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單位社會時期,黨支部建在車間、建在科室;社區興起后,黨支部建在小區、建在網格;樓宇經濟發達了,黨支部建在樓上;互聯網企業多了,探索“支部建在云上”;外賣小哥流動性強,就建立流動黨員黨支部、線上黨小組。每一次組織形態的創新,都是為了讓黨的組織覆蓋不留空白、工作覆蓋不留死角。這種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使城市基層黨建始終保持著對社會的敏感性和適應力。

第四,城市基層黨建始終依托嚴密的組織體系,從來不搞“單打獨斗”。

中國共產黨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再到街道、社區、網格,縱向到底;從機關到企業、學校、醫院、社會組織,橫向到邊。這套組織體系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實現“全國一盤棋”。

當一個社區遇到難題,街道可以協調資源;當一條商業街需要治理,商圈黨組織可以聯動各方;當新就業群體需要服務,黨組織可以聯合工會、共青團、婦聯一起發力。正是這種上下貫通、左右聯動的組織體系,讓城市基層黨建有了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和動員能力。

第五,城市基層黨建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從不“偏離方向”。

如果說組織體系是“骨骼”,工作機制是“肌肉”,那么價值追求就是“靈魂”。城市基層黨建的持續發展,最深層的力量來自它始終堅守的初心——為人民服務。

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黨建,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區黨建;無論是區域化黨建,還是新興領域黨建,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基層黨建在每一個歷史關口都不會迷失方向,讓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清楚自己“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

此外,城市基層黨建還有一個重要的“動力源”——來自上級黨組織的持續推動和制度保障。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始終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1990年代開始推行的街道社區黨建,2000年代以后不斷加強的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黨建,2017年全國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的系統部署,2019年中央專門出臺文件,再到近年來對新業態新就業群體黨建的密切關注——這些頂層設計和制度供給,為城市基層黨建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有力的支持和持續的動能。

沒有上級黨組織的重視和推動,基層黨建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

回顧起來,城市基層黨建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可以概括為“五個始終”:始終圍繞中心任務、始終植根群眾需求、始終創新組織形態、始終依托組織體系、始終堅守價值追求。這“五個始終”,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未來發展的基本遵循。

當然,持續發展不等于自動發展。城市基層黨建之所以沒有成為“一陣風”,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它已經嵌入到中國城市治理的結構之中,成為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城市基層黨建不是外加的“裝飾品”,而是城市運行的“必需品”。它不是靠行政命令硬撐起來的,而是靠著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組織價值、服務價值、穩定價值、發展價值。

展望未來,中國式現代化還在深入推進,城市還會變得更加復雜多元。

但只要城市基層黨建堅持這“五個始終”,不斷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它就一定能夠繼續發展下去,始終成為城市治理的中堅力量、人民群眾的溫暖依靠。這既是歷史給出的答案,也是規律指明的前景。

城市基層黨建面臨哪些新課題

新質生產力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這也給城市基層黨建帶來全新挑戰。人工智能時代來了,城市基層黨建面臨哪些前所未有的新課題?

人工智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場社會關系和組織形態的深刻變革。對于城市基層黨建而言,以下幾個新課題值得前瞻思考。

第一,如何適應AI原生組織的興起?

AI原生組織從誕生之日起就以AI為核心運作邏輯,人員高度彈性、邊界高度模糊,沒有固定場地和科層結構。傳統的“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樓上”思路力不從心。黨組織如何嵌入這種流動性極強的組織?需要探索依托平臺、項目或社群的新模式。

第二,如何面對“超級個體”與“一人公司”?

AI工具讓一個人可以完成過去一個團隊的工作。自由職業者、獨立開發者、AI創意師等“超級個體”越來越多,“一人公司”成為常態。他們不依附于傳統單位,黨員組織關系常常“懸空”。如何通過線上社群、專業平臺聯系和服務他們?這是組織覆蓋的新盲區。

第三,如何應對算法治理帶來的倫理與權力問題?

AI算法正深刻影響城市治理——交通調度、社區安防、資源分配、信用評估等。算法背后有價值觀,算法決策可能出現不公平或“黑箱”。基層黨組織作為群眾的“主心骨”,能否代表群眾對算法規則提出意見?這涉及數字時代群眾路線怎么走的新命題。

第四,如何在AI時代帶來的社會分化中發揮黨組織的整合作用?

AI發展不均衡,會帶來產業、區域、人群的新分化。高科技園區與老舊小區、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數字鴻溝可能加劇。市場解決不了整合問題,政府力量有限。歷史證明,最有效的整合力量是黨的基層組織。如何讓社區黨組織鏈接科技公司與老年居民?如何讓區域化黨建打破圍墻、共享資源?這考驗基層黨組織的整合能力。

第五,如何用AI賦能黨建,避免形式主義?

AI可以幫助政策宣講、需求分析、智能服務,減輕基層負擔。但要警惕“為了AI而AI”,把黨建變成數據留痕、算法考核,反而增加負擔、疏離群眾。如何讓技術真正為黨建賦能、為群眾服務,是必須把握的邊界。

以上新課題沒有現成答案。面向未來,城市基層黨建不能停留在老路上,必須主動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組織變革和人群變化,以開放姿態去探索、去試錯。只要堅持“把人民組織起來”的初心,就一定能在新的浪潮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足人民立場、善用數字技術、持續守正創新,便是破解時代考題的根本方向。

守組織之本源,應時勢之變,答時代之問

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文章開篇的核心追問:何以城市基層黨建?從百年前破解近代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歷史困境,到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同階段黨建形態的迭代適配,再到數字智能時代直面全新治理挑戰,貫穿城市基層黨建發展全過程的核心主線始終未曾改變。

時代浪潮更迭,社會結構重塑,技術范式革新,城市基層黨建的組織載體、工作模式、服務場景一直在順勢應變,但“把人民組織起來、依靠人民推進城市現代化、服務廣大市民”的初心使命始終堅定不移。

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宏大征程,城市基層黨建始終是聯通國家治理與基層社會的關鍵紐帶,是踐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理念最堅實的組織底座。守組織之本源,應時勢之變,答時代之問,方能持續以黨建凝聚民心、整合社會、賦能治理,讓城市治理始終扎根人民、服務人民,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筑牢最堅實的基層根基。

(作者系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標題:《復旦大學智庫專家解讀城市基層黨建:從哪里來,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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