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之后，“網紅校長”的標簽依然跟隨著唐江澎。

日前，唐江澎以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教育研究所所長的身份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如果我的那些話，確實讓學生多些機會運動了，能多閱讀經典了，高三也能放聲高歌了，哪怕只是讓教育朝著我們期待的方向有了一點點變化，我心里就滿足了。”

2021年，他在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關于“好的教育”的發言意外走紅，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番話會引發如此巨大的反響。幾年后，有朋友給他發來一張照片：在新疆一所偏僻的小學里，墻上赫然寫著“好的教育就是要培養終身運動者、責任擔當者、問題解決者、優雅生活者”。這句話，正是出自唐江澎之口。那些他說過的話，已經傳遍大江南北，飛入偏遠山鄉，最終落進了教育者和孩子們的心里。

談及高考的意義，唐江澎認為，高考是我國人才選拔的基礎性制度。他至今仍無法想象，還能有什么方式能被全民共同接受來選拔人才。因此，未來高考改革最不能丟掉的核心價值，就是公平性原則；最大的問題是，突破唯題唯分評價模式的力度，尚不足以讓“指揮棒”發揮出預期的積極導向。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教育研究所所長唐江澎。受訪者供圖

談高考：沒有比為夢想奮斗更痛快的事了

澎湃新聞：每年高考期間，大家總會被一些感人的畫面或故事戳中，尤其是那些來自普通家庭孩子的努力。您覺得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樣的社會情緒和心態？

唐江澎：我自己也是從落后地區走出來的，在我教學和當校長的過程中，也遇到過許多感人的情景。有一個孩子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學校給他發了一個大大的地球儀作為獎勵。頒獎時，是一位老父親來領獎。結束后，我在操場邊發現他沒辦法把地球儀放到他的小電瓶車上，他就一邊抱著地球儀，一邊推著電瓶車向前走。我很感慨，問了他家在哪里，安排了學校的車把他連帶地球儀都送回了家。

還有一個孩子，成績提升幅度特別大，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學。學校給他發了一個大拇指的雕塑。他的母親是位單親媽媽，對我說：“校長，這個獎杯記載著我們母子倆這三年的奮斗。今后無論搬多少次家，我們都會把它放在家里最顯眼的位置，告訴下一代，不管起點怎樣，只要奮斗終會被點贊。”這句話讓我非常感動。

澎湃新聞：就像您剛剛說到的，家長很重視孩子的付出和取得的榮耀，這也是一個家庭共同的奮斗。

唐江澎：有一位雜文家曾說過一句話：“沒有什么比在18歲的時候，為自己未來的前程辛辛苦苦付出一場更痛快的事了。”高考其實是為自己爭取一個更大的發展平臺，是件好事。人都是在一步步走上更大的平臺中得到發展的。沒有比為夢想而奮斗更痛快的事了，我還是非常欣賞這句話的。不止是為升學，為心中一切所愛、所夢去努力都會收獲痛快的體驗。

澎湃新聞：您認為，在不同的時代，高考的意義有什么不同？

唐江澎：高考作為中國人才選拔的一項基礎性制度，當我們今天討論它還有值得改進的地方時，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恢復高考的巨大價值和意義。那種全民精神振奮、人人向往夢想的場面，堪稱一個偉大的歷史性事件。

6月1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簡稱“港中深”）和許多教授、專家、院士交談，他們回憶起往事，都會由衷贊嘆是高考改變了他們人生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國家整體的命運。前些日子，徐揚生校長也脫口而出：“沒有高考，我可能不會成為港中深大學教授。”我想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民族發展的重大轉機。

所以每次想到這個問題，我都在想：高考制度是我們國家人才選拔的一項基礎性制度，曾經并且正在為人才培養和選拔發揮著巨大作用。如果現在說高考需要改革，那是對考試方式、選拔標準、錄取形式的一種完善，而不是要把這項制度拋棄掉。我到現在仍然無法想象，還能用其他什么方式，能為全民共同接受地來選拔人才。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談文憑：更多指向學習的能力

澎湃新聞：大家也會討論，是不是高考對上幾代人的改變會更大一點，對現在這一代人改變沒那么大了？您覺得當下高考的功能有沒有發生哪些細微的變化？

唐江澎：這是應該看到的。我們也注意到，有一些頭部企業，以自己技術認定的方式直接錄用人員，不以學歷為門檻，這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考那種“固定評價、固定門檻、固定職業”的模式。它的靈活性事實上將唯學歷變成了重才能，這種模式對現行高考制度是有意義的“破局”。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高校專業設置和培養模式的問題，導致一些大學畢業生就業不順利，只能去選擇那些其實不需要上大學也可以就業的崗位。但這不能說明高考制度的失敗，只能說明這種人才選拔的標準和人才培養的模式，不適應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和變化。

我是這樣看的：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標志你能力的憑證。當這種憑證過去依托文憑時，它的含金量主要指你學習的經歷。而今后文憑的含金量，可能更多指向你學習的能力。就像現在國際上有許多證書，它設置的門檻不以你是什么大學畢業為前提，更多是看你是否達到了行業應有的專業標準。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學歷。這張文憑會因為不斷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提高它的學力含量，而依然閃閃發光，不至于黯然失色。

澎湃新聞：現在大家可能會用一種更平和、更多元的心態來看待高考，也可以說是“平常心”，您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唐江澎：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當那種“固定分數-固定大學-固定職業-固定薪酬”的路徑被市場破解了之后，人們對高考那種寄托全部希望的執念是會消解的。同時，一人公司、自主創業，就業的多元化、多路徑，也會讓人們更看重能走通的那條路。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原有體制的存在，在許多職業場景中，仍然有學歷門檻的存在，這其實也是在推高學歷在就業中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我看到一個觀點，說受教育不是僅僅為了更好的就業和發展，不是為了高人一等。您認同嗎？

唐江澎：受教育的全部目的有兩條。第一，是獲得個人的幸福。你經受了良好的教育，人格得到提升，而優秀的人格便是在為你幸福的人生奠定基礎——幸福是以優秀人格為前提的。第二，教育可以使你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去創造社會價值。我在兩會委員通道上也說過，“以優秀的人格贏得個人幸福，造福國家社會”。

其實，這句話一方面講的是，教育的個人目標是贏得個人幸福；另一方面，你要有社會價值的創造，要建功立業，服務于他人、貢獻于社會，在服務與貢獻中獲取報酬，贏得尊重。

如果有人說，一個沒有經過相當教育、沒拿到文憑的人，就不能獲得個人幸福或創造社會價值，那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但同時也得說，如果你沒有這些，你為獲得幸福或奉獻社會，可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辛苦。

談好的教育：AI時代，“四個者”更凸顯價值

澎湃新聞：您之前關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觀點火遍全網，這幾年對于何為“好的教育”，您又有哪些新的補充和理解呢？

唐江澎：網上有很多視頻讓我非常感動。特別是天津的一個視頻，視頻中，一群將近百歲的老者在談教育，每人說了一句，說的就是“四個者”（終身運動者、責任擔當者、問題解決者、優雅生活者）。還有一個朋友發來的照片：在新疆一所偏僻的小學，墻上就赫然寫著“好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四個者’”。這讓我很感慨，我并不覺得這是由我個人提出的什么主張，而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全民在思考“培養什么樣的人”時所形成的一種定義與認同，體現了一種社會共識。

進入AI時代，當機器越來越智能化時，人要挺立于AI的前面，就必須具備人的關鍵品質。在AI徹底參與社會分工后，許多崗位被替代，人會更關注自身精神的豐盈和完好。這種情況下，“四個者”更凸顯它的價值與意義。

比如成為“終身運動者”，有這幾層含義和意義：

第一，讓運動成為生命的一種狀態、一種方式，而不只是為健康而做的鍛煉。運動是行走于“三山五岳”，去攀登、去跨越，讓生命在廣闊的世界里游歷。

第二，運動所累積的身體資本，是人的最大資本。

第三，運動所形成的自信，是人所有自信的來源——身體自信是了不起的自信。

第四，運動勃發的生命活力，是最動人的魅力。

所以終身運動不是被逼著天天鍛煉，而是一種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狀態。什么樣的學校是好學校？讓學生生命舒展、精神蓬勃；讓學生在運動比賽中，面對挫折、贏得挑戰。

“責任擔當”，主要是培養一個人的責任感。現在責任缺失是個大問題。一個人的道德起點是感恩與善良，基于此構筑他的利他心，讓他在服務他人中感受“被需要”，在“被需要”的過程中擔當家庭、社會、職業的角色，并實現個人價值。我們現在的教育話語很多指向利己性，比如“要考好大學，找好工作，得更多報酬”。這些不能否定，但也必須加上：我們獲取好工作，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他人、貢獻社會、造福人類。一個人如果格局太小，境界太低，心里只想著自己，沒有他人、國家、天下，就不會考慮該擔什么責任。

在錫山高級中學，我們把學校模擬為一個城市，設置成學生們必須面對的崗位情境，具體設定你要擔什么責，比如分發報紙、擔任食品檢驗檢疫員等等。一個家庭培養孩子也是一樣，只讓孩子學習，啥家務都不讓做，只要分數拿回來就行，這便是在培養極端不負責任的人。

至于“問題解決者”，我想說，在AI時代，首先要把學生培養為“終身閱讀者”，用閱讀來為學生構筑強大的精神支持系統。一個人閱讀的品級，決定他生命的精神層級。當然，現在也開發AI閱讀，構建專屬的精神財富大模型。但長期以寫作文為導向的閱讀，或以做閱讀題為目的的閱讀，都不是真正的閱讀。真正的閱讀是讀者與作者通過文本，進行關于人生、天地、世界的對話與交流，獲得思想的啟發與人生的智慧。這是培養“問題解決者”的基礎，你必須有世界觀、眼界和格局。

第二要強調動手實踐。以刷題為主的學習方式，使學生的動手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我們說的教育，包括“脖子以上的教育”和“脖子以下的教育”。手不協調、缺少創造力，無法成為問題解決者。更大的問題是，做題給學生設置了虛假的成長環境，讓他們誤以為解得出試卷上的題就能解決了人生難題。這是極大的錯誤。所以我們要推進科創教育，以工程為核心，提高學生動手實踐和創意創制的能力。“問題解決者”，就是一事當前，不是怨天尤人的抱怨者，也不是一籌莫展的無為者，而是用智慧創造方案的問題解決者。

培養“優雅生活者”，實際上是對人的豐沛情感的培養，關注審美，更關注情感。有教授談到現在一些大學生存在一些問題，“不社交、不激動、不戀愛”，歸結于高中的培養模式。深層問題是精神的或情感的冷淡、麻木。這種問題的背后，是我們的學習是為了周考、月考、期末考，中考、會考、高考一個個階段具體目標的達成，長此以往學生會變得極端功利和短視，把生活分成了“有用的”和“沒用的”，這樣人生的趣味就沒了。

當你把生活中的物物事事、時時處處都與成績分數關聯，這個世界對孩子就只有那種簡單的意義。例如，到大學里，績點是有價值的，其他是沒有價值的。我到很多大學里看到，許多大師、學者精彩的講座，不再是座無虛席，而是處處空位。這說明，一些大學生的生命沒有開“無用的花”，而是處處與功利相關聯，這是情感冷漠的重要原因。所以培養“優雅生活者”，就是要培養一個有激情、有興趣，能知道并享受生活之美與快樂的人。這在AI時代恐怕更為重要。

澎湃新聞：確實，現在很多人工作后也在反思，要做一些“無用”的事情去尋找意義，而不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得那么“有用”和“無用”。

唐江澎：跟你講個有趣的事。我退休后也挺忙，經常全國各地參加學術活動或講學。但在匆匆忙忙的行走之間，我總得尋找點生活的樂趣，不然，老是坐高鐵飛機，身心疲累不堪。所以我常常到一個城市，常從住處走出來，去尋找有煙火氣的街巷，品嘗一下當地的特色美食，去那種小攤小店“蒼蠅館子”享受一下，滿足你對生活豐富性的向往，這種體驗就覺得挺好。

談“網紅校長”：凝聚教育的共識是好事

澎湃新聞：很多潛在的變化在發生，在一些偏遠地區都能看到您對教育理解的標語。語言和思想的觸達，改變了許多人。您在這里說的一句話，可能連很偏遠地方的孩子都能聽到，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前幾年大家習慣叫您“網紅校長”，頂著這個頭銜，您會覺得身上有什么壓力或者責任嗎？

唐江澎：我起初比較反感“網紅校長”的稱呼。校長要安靜地辦學，不要刻意制造話題，也不必去扯什么“網紅”。但既然已成事實，就想著用這種影響力讓人們接受、認可或是討論一種教育理念，去凝聚社會關于教育的共識，這未必不好。現在許多學校領導對我說，想來想去還是你提的育人目標好。如果借助網絡影響力，確實讓我們的學生運動多了，參加公益活動多了，閱讀多了，高三也能放聲高歌了，哪怕有一點點變化，我都覺得好的。對此，我也沒什么太大的心理壓力或負擔。如果大家愿意朝這個方向努力，學校的狀態和孩子的狀態都會更好一些，是一件很好的事。

澎湃新聞：卸任錫山高中校長后，您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教育研究所。從大學的視角回看基礎教育，您覺得還有哪些積極的調整空間，可以更好地引導中學教育走向健康發展？

唐江澎：港中深是一所國際化的大學，他們的管理模式、學術體制都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發。這兩天我們研究所就在大學里辦優秀高三班主任的研討會。我請了鄭永年教授來給中學班主任講中美關系，除了擴展班主任的視野之外，我還有另一個用意：讓班主任們真切地感受，知識生產、構建人類精神體系，永遠是大學的使命，也是學習文科的價值所在。

我還請了唐本忠院士，他來談“AI產業五層蛋糕模型”，談理工科的學科發展。其實，現在中學老師對大學的專業，特別是現代學科體系和未來發展前景并不很了解。老師可能就教那幾個知識點，但這個知識點在人類科技歷史和未來社會發展中到底有什么價值與地位？我們通過他來介紹，就給老師們構建、呈現了一個完整的圖譜。我們常說的理論聯系實際，“實際”更多應在科技發展的前沿當中。

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是全人教育的一個范式。在書院文化的熏陶下，或許能讓我們的高中教育從“更關注分數”轉向“更關注育人”，帶來有益的啟發。所以站在大學角度看，我們的中學教育可能要更強調關注前沿科技發展，更強調對人類知識創造歷程的回望，也要更強調通識教育來奠定個人發展的基礎。

澎湃新聞：我們也要說一個現實的情況，就是可能很多家長和老師認同您的教育理念，但是現實中他們做不到，他們不敢放松，您覺得是什么原因？

唐江澎：這個很正常。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有時候我們在談理想的時候談得太茫遠、太空泛，或者只有批評指責，而你自己在實踐中都做不出來。你在倡導那些過于茫遠的東西，就會讓人覺得不切實際。二是我們有一些極端的對立思維，使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對行為的判斷，往往呈現出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情形。

多年來，我一直在談“平衡的哲學和兼顧的策略”。其實，我們都是生活在一種平衡和兼顧當中，在無法求得某種最優解時尋求近似解的。我們每天都要平衡家庭生活與工作，統籌時間分配精力投入，教育也是如此。肯定需要有良好的學業表現，但不能說我不睡覺了，連運動都拋棄了，歌都不唱了，什么都不要了，如果是這樣，那我的學習肯定也會受影響。

所以我說，“單打一”思維和“二元對立”思維，是制造我們教育焦慮的根源。教育的終極價值是為了人的幸福。分數是通往幸福的一條重要路徑，但不是唯一路徑，也不是獲得幸福的充分必要條件——有它就一定有幸福，沒它就一定不幸福。不是這回事。我們現在既不能制造價值次序的顛倒，把教育的工具性價值置于最高；也不能制造價值之間的對立，以為提人的全面發展便不能提分數，提分數便不能提人的全面發展。這都是非常有害的思維，它缺少理性，看似是實踐中沒辦法，其實它不符合生活邏輯。生活就是在諸多矛盾中尋找平衡點，所以，生活才艱辛并美好。教育也是如此，平衡的教育才是家長們想要的教育，成績要不錯，身體也要棒，與人溝通交流能力也要強。

談高考新變化：從重知識積累轉向重思維考察

澎湃新聞：一邊是全社會對“唯分數論”的反思，另一邊卻是許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把高考看作改變命運的主要出路。在理想的教育和現實的生存邏輯之間，您認為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唐江澎：我們一定要看到變化在發生，包括高考命題也在發生變化。也就是高考的命題不那么依靠過分地刷題和過分地死記硬背，更多強調人的智慧和創新能力，更強調和社會生活的聯系。

我是參加過高考命題的，我能感受到這種變化。今年高考，命題的立意逐漸從重知識積累轉向了重思維品質的考察。過去的人坐進去考場答卷子，和今天的孩子坐進去答卷子已經不是一回事兒了。今年高考作文的命題點，是在時間流變與個人體悟中談“詞語”。看到今年的高考語文試題，很多老師說，只做題、不讀書、無體驗考不出高分。這就是變化！我樂觀地期待，再過幾年，它會更適應時代對人的發展的要求。

澎湃新聞：高考制度運行了這么多年，積累了很深的社會信任，您覺得未來高考改革最應該維護、絕對不能丟掉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唐江澎：最不能丟掉的是公平性原則。不過，在AI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們一定要看到，AI賦能將為高考變革提供強大的技術動力。過去大規模考試要確保公平，得投入大量人力，改變起來不太方便。而當AI能參與面試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過去那種僅以紙筆為全部模式的考試測評方式就可能發生變化。特別是6G技術與元宇宙場景，高考考試方式應該發生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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