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

2026年6月中下旬，國際局勢依然風云激蕩。從美國國會重提限制總統戰爭權力，到俄烏沖突在七國集團峰會后再度升溫；從英國首相頻繁更迭暴露西方制度困境，到多國央行大規模將黃金從美英運回；從美以伊沖突引發全球能源秩序震蕩，到中國全球治理理念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一系列重大事件接連發生，深刻折射出變局中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演進。

一、美以伊沖突：單邊主義和霸權行徑的又一次挫敗

（一）美國國會圍繞戰爭權力的罕見拉鋸

6月23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通過一項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決議，要求總統特朗普結束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并在今后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前必須獲得國會授權。這一決議此前已由眾議院通過。雖然該決議并非法案，只有象征性意義，但這是自1973年《戰爭權力法》頒布以來，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首次共同通過此類決議。更具標志性意義的是，有四名共和黨議員投下了贊成票，使得該決議得以通過。特朗普隨即在社交媒體上予以抨擊，指責該表決“不合時宜”、“無異于在為敵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不過，在白宮持續施壓下，事情很快出現反轉。24日，該決議最終以50票反對、47票贊成的結果未獲通過。

盡管如此，這一次“拉鋸”仍釋放出值得關注的信號。首先，美國國內圍繞對伊軍事行動的分歧已跨越黨派界限，部分共和黨人也對戰爭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其后果提出質疑。其次，它折射出美國行政權與立法權分支之間的深刻矛盾，總統的戰爭權力再次成為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重要議題。

還需指出的是，美國社會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裂痕愈加明顯。特朗普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后，全美多地爆發反戰示威活動，大批民眾表達對戰爭升級的擔憂。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52%）的美國民眾認為發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4%，為其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反映出美國國內圍繞外交、安全和戰爭政策的社會分歧仍在持續擴大。

（二）一場沒有真正贏家的沖突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6月16日刊文認為，美國和以色列雖然在戰術層面短暫取得優勢，但未能實現發動軍事行動時所設定的主要政治目標。伊朗政權保持穩定，國家治理體系并未出現根本性動搖，地區戰略格局也未按照美以設想發生改變。同時伊朗圍繞霍爾木茲海峽采取的一系列舉措，使其在后續談判中獲得了新的戰略籌碼。

伊朗議長卡利巴夫6月24日表示，伊朗和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表明“美國戰敗”，這是伊朗奮起抵抗的結果，標志著“試圖以武力將自身意志強加于獨立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場沖突再次說明，現代戰爭中軍事優勢并不必然轉化為戰略勝勢，而技術優勢和武器優勢難以替代政治解決路徑，也難以真正改變地區復雜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現實。

戰爭對全球經濟的外溢影響更是深遠。美國《紐約時報》網站6月16日的文章指出，美以伊沖突進一步沖擊全球能源市場。中東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的近乎中斷以及價格的飆升，毫無疑問將造成全球能源格局的轉變。從海灣到美洲，能源生產國運用各種手段維持或加強其市場主導地位，能源消費國則在努力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并增強自身能源供應。除中國外的亞洲、歐洲和其他地區依賴進口能源的國家的軟肋再一次暴露出來，被迫加緊尋找替代能源。

與此同時，這場沖突也進一步凸顯海灣地區面臨的發展挑戰。長期以來，海灣國家積極推進經濟多元化，希望建設國際金融、物流、旅游和科技中心。然而，地區局勢持續緊張使這些國家深刻認識到，安全穩定仍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前提。如何在復雜地區環境下維護安全、促進發展，成為海灣國家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三）中東格局開啟深度重塑

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6月22日刊文指出，美國與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結束長達15周的沖突。這項由巴基斯坦和卡塔爾斡旋達成的協議使得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并為雙方就伊朗核計劃及解除制裁等問題展開談判設定了60天的時間表。然而，其最深遠的影響不僅在于一場戰爭的結束，更在于該地區未來戰略格局的重塑。

文章援引外交政策專家埃爾達·馬梅多夫的觀點，將這一備忘錄與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提出的“尼克松主義”相提并論。“尼克松主義”設定的戰略框架是“離岸平衡”，即面對美國無法再充當“世界警察”的現實，將地區安全的主要責任移交給當地盟友。在波斯灣地區，當年的“尼克松主義”落腳為“雙支柱”政策，即將沙特和伊朗作為美國利益及地區穩定的保障。美國提供支持，但維護該地區秩序的重擔落在地區大國自身肩上。

備忘錄表明，類似的戰略轉變正在發生。這種新秩序并非由單一附庸國或兩大支柱主導，而是圍繞著區域大國之間的協同合作來形成。巴基斯坦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土耳其、埃及和阿曼也積極參與。一個重要信號就是：美國似乎正在回歸其作為“離岸平衡者”的傳統角色，一方面鼓勵地區大國在維護區域秩序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另一方面由美國從遠處提供外交、經濟和軍事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勸和促談，支持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近日，王毅外長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話時，肯定巴方斡旋的關鍵作用，提出下階段應重點做好三件事：鞏固停火、恢復海峽通航、探討地區安全新架構。這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不僅關注停火本身，更著眼于構建長期穩定的地區安全機制。

綜合來看，美伊開啟和談不僅是一場地區戰爭的終結，更是單極霸權時代進入衰減通道的標志性事件。武力、制裁、單邊行動這三件美國慣用的“法寶”，在此次美以伊沖突中同時失效，且相互疊加產生了反噬效應。這再一次印證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判斷：安全必須是共同的、綜合的、合作的、可持續的，任何將自身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之上的做法，任何動輒訴諸武力或制裁的單邊行徑，最終都將陷入“越打越亂、越壓越反彈”的惡性循環。美伊雙方最終回到談判桌前，恰恰印證了這一理念的前瞻性與正確性。中國在此過程中的建設性介入——支持地區國家自主斡旋、推動從停火向安全架構升級——恰恰提供了一種不同于霸權治理的替代路徑：不是從外部強加秩序，而是賦能地區主體性；不是追求零和操控，而是構建共贏機制。這一路徑的可行性，正隨著美國單邊模式的式微而日益凸顯。

二、烏克蘭危機：僵局中的博弈較量與政治解決的現實期待

（一）戰事持續膠著，政治解決仍是根本出路

6月下旬，烏克蘭危機進入新階段。隨著烏克蘭通過加大無人機襲擊力度企圖“封鎖”克里米亞地區，俄羅斯也在頓巴斯地區打響“堡壘帶”之戰。七國集團法國埃維昂峰會后，烏方認為獲得了來自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新一輪支持，遂得以“更大膽”地對俄采取行動，以迫使俄接受烏方和歐方提出的談判方案。

然而，戰場局勢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俄新社6月24日分析稱，烏軍對俄無人機攻勢無法使其擺脫困境，俄軍在頓巴斯地區正“進入最后沖刺階段”。6月2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次表示，俄方愿在2022年伊斯坦布爾談判框架、2024年他有關俄羅斯安全關切的重要表態、美俄領導人安克雷奇討論的模式以及當前戰場現實基礎上，同烏克蘭展開和平談判。在俄烏雙方希望取得更多戰果、為未來和談爭取優勢之際，此前曾致力于推動俄烏和談的美方的態度是否有變，引發多方關注。

（二）七國集團峰會的“挺烏”姿態與俄羅斯的強勢回應

6月中旬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發表了關于地緣政治問題的專項聲明，其中涉及烏克蘭的措辭尤為強硬。聲明開篇即指出，“我們，七國集團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團結一致，堅定支持烏克蘭捍衛其自由、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重申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七國領導人還同意對烏克蘭增加額外的防空能力、系統和攔截器以及遠程能力的供應；向烏克蘭發放增加軍事生產的許可證；強調能源韌性的重要性并基于烏克蘭確定的需求和優先事項，同意為烏克蘭提供額外支持，幫助該國應對即將到來的冬季；承諾將加大對俄羅斯戰爭經濟的壓力，增加包括針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制裁。

俄羅斯予以強勢回應。普京6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宮向軍事院校畢業生發表講話時，嚴厲指責北約和歐盟各國此前僅限于支持烏克蘭，但如今已公開談論“為對俄開戰作準備，并增加軍事和戰備預算”。普京指出，為了給軍事化行為辯護，北約和歐盟各國捏造了所謂來自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他表示，莫斯科致力于建立一個多極化的國際關系體系，以確保每個國家的軍事安全。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表示：“我甚至不愿去懷疑，（俄美）阿拉斯加峰會以及歐洲國家的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給基輔政權爭取補充軍備的時間。但事實就是如此。”他指出，美方曾在安克雷奇提出了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案，俄方表示同意。該方案原本計劃就政治調解的細節展開談判，但始終未能得到落實。俄方多次表示，愿基于俄美兩國總統在阿拉斯加峰會上達成的共識，包括消除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威脅這一沖突根源，尋求通過談判途徑解決烏克蘭危機。

6月26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聲稱，美俄兩國領導人在安克雷奇會晤期間并未就烏克蘭問題達成共識。對此，拉夫羅夫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國，在談判桌上提出了調解建議和化解這場危機的方案，同時另一方對這些提議都表示贊同，那么再說‘沒有達成共識’，多少有點不夠體面。”魯比奧的言論又一次反映出美國國內政治對俄烏和談的干擾。

6月28日，普京向媒體表示，俄方建議俄烏雙方均停止攻擊對方領土的縱深目標，否則俄方對烏縱深地區的打擊將更具威力，后果將更嚴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羅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話題繼續進行討論。

（三）政治解決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烏克蘭危機持續四年多，給俄烏兩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對歐洲乃至全球安全與穩定造成了嚴重沖擊。

本次七國集團峰會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表態與舉措，一反特朗普政府稍早前的“勸和促談”主張，排除了“逼迫烏克蘭妥協停戰”的所有可能，強調西方援烏周期不限于當前戰場沖突，任何和平方案必須符合西方標準，從而徹底否定了俄方要從根源上尋找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核心訴求，更不接受俄方有關根據戰場現實進行談判及確定被占領土的解決方案。這意味著，西方在全面升級此前的對抗框架，從軍事援助、經濟制裁、政治捆綁、輿論譴責四大維度，加固針對俄羅斯的全方位遏制網絡。這標志著西方對烏支持、對俄制裁進入了長期化、體系化的新階段。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復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辦法。烏克蘭危機的最終解決之道，還在于對話談判，各方應共同致力于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在當前復雜形勢下，國際社會應當為此創造有利條件，而不是激化矛盾、擴大對抗。中國始終站在和平一邊，堅持勸和促談，這一立場是明確且一貫的。總體來看，烏克蘭危機要真正得到解決，尚需時日。一場需要各相關方付出巨大代價的博弈與較量，還遠未看到盡頭。

三、西方政治困局：治理挑戰與制度反思

（一）英國政壇持續震蕩折射治理困境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辭職，這距離他率領工黨贏得議會選舉剛過去不到兩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月22日刊文指出，斯塔默未能擺脫困擾不少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執政魔咒”——競選期間承諾推動改革、改善民生，但執政后卻難以有效回應經濟增長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等現實挑戰，公眾對傳統政治的信任持續下降。

文章認為，從英國、德國、法國到美國，領導人往往利用選民的憤怒情緒贏得選舉并承諾恢復繁榮。然而一旦上臺，他們就發現根本兌現不了承諾。因為他們無法打破根深蒂固的政治體制，甚至掌控不了本黨和議會的局面，無法就發展經濟和實現社會穩定做成哪怕一點實事，也難以克服社交媒體時代的政治喧囂。社會制度的種種缺陷加劇了公眾對民主政治的懷疑和不滿情緒，愈發助長右翼政黨和民粹主義的興起，為極端分子趁機制造社會混亂創造了空間。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22日刊文分析了英國為何頻繁更換首相的五大因素：英國“脫歐”、經濟疲軟、個人之失、議員倒戈、媒體影響。文章指出，自2016年以來，沒有哪位首相能妥善應對其所面臨的挑戰。卡梅倫發起“脫歐”公投，特雷莎·梅因舉行一場不必要的選舉而自毀威信，約翰遜則因個人失誤垮臺，特拉斯采取了魯莽的經濟政策導致市場崩盤。里希·蘇納克和斯塔默均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執政目標，并接連犯下一系列錯誤，于是呈現出首相“走馬燈”的局面。

（二）單邊主義加劇國際治理赤字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6月21日刊文指出，單邊主義是美國戰略的核心弊端。文章認為，特朗普一心想讓美國“再次偉大”，卻沒能認清，讓美國偉大的從來不是靠單邊手段實現自身訴求的能力，而是擁有體現自身價值觀和利益并能吸引各國主動加入美國創立的國際制度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奉行“本國優先”，在國際事務中采取單邊主義做法，退出或削弱部分國際合作機制，頻繁實施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這些做法不僅削弱了國際制度的權威性，也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

美國政府推行的單邊經濟政策，也對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產生沖擊。長期以來，這套體系推動了美國戰后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確立。這些國際機制不僅體現了美國對全球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承諾，也鞏固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借助這一地位，美國得以低成本舉債，還能將美元打造為別國無法企及的制裁工具。如今，美元霸權等一切舊機制都在日漸式微。

（三）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面臨新挑戰

西班牙《國家報》網站6月14日刊文指出，歐洲社會民主黨曾主宰20世紀后半葉的整個歐洲，但如今它們卻陷入一場漫長的“減肥療程”。在右翼和極右翼浪潮沖擊下，加上自身陣營內部出現嚴重政治分裂，歐洲中左翼政黨目前只能勉強維持著中等規模的力量。但這股政治力量正在明顯衰落，在近些年來的選舉中屢戰屢敗。這種衰落在法國和德國尤其明顯，兩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僅略高于10%。

社會民主黨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走下坡路的？多位學者援引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也經常提到柏林墻的倒塌，認為這讓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原本不可分割的結合開始瓦解。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曾給過社會民主主義短暫的推動力，但最終卻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帶來的災難和失敗的經濟政策沖擊下陷入困境。隨后，沉重的打擊一個接著一個：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后的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新冠疫情以及俄烏沖突。巨大的能源和安全壓力，還有美國在貿易、防務分擔上的反復折騰，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和貧富分化等，都讓歐洲各國中左翼政府不得不奉行緊縮政策。這在民眾中引發了巨大的不安，并被民粹主義和極右翼力量所利用。

西方政治困局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無論是英國的政壇更迭、美國的單邊主義，還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衰敗，都指向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的系統性危機。這種治理模式讓原本存在的“斷裂”變成了無法彌合的“深淵”，即政治精英與人民群眾無法彌合的深淵、國際規則與霸權行徑截然對立的深淵、經濟發展成果與社會公平訴求完全脫節的深淵。尤其2008年后的多重危機疊加，讓傳統中左翼政黨全面失信，右翼和極右翼力量占據上風。英國10年間換6任首相，暴露出代議制民主的程序空轉，政黨輪替淪為資本利益再分配的“遮羞布”。美國單邊主義極大地破壞了戰后國際秩序，從撕毀《中導條約》到濫用金融制裁，最終導致SWIFT支付系統武器化，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進程。歐洲社會民主黨在“第三條道路”破產后，既無法調和全球資本與本土福利的矛盾，又無力阻止民粹主義吞噬傳統政治光譜。這種政治失信與經濟失衡的惡性循環，印證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已經喪失系統性改革的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西方的制度對比，不應再是簡單地用一種主義否定另一種主義，而應看誰能更好地回應人民的期待、解決實際問題、促進國家發展，為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對西方選舉民主困境的一種超越。

四、全球金融變局：黃金回流與國際貨幣體系新變化

（一）美元信用從“無風險資產”變為“需要對沖的風險”

西班牙《經濟學家報》網站6月17日刊文指出，多國正大規模將黃金儲備從美國和英國等海外金庫運回本國。多年來，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主要存放于紐約和倫敦。兩地憑借成熟的金融市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較高的國際信譽，成為全球重要黃金保管中心。

有評論指出，黃金回流不是簡單的資產搬家，而是國際信任格局的重塑，深層邏輯是美元信用的動搖。2025年底，黃金在全球官方儲備資產總額中的占比歷史性地攀升到了27%，一舉超越美國國債（22%），坐上了全球官方儲備資產的“頭把交椅”。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寫道：“地緣緊張局勢持續助推各國央行大舉配置黃金。”

這一變化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第一，美債的“信任赤字”在擴大。到2026年6月，美國國債總額已達39.2萬億美元。在高負債侵蝕經濟信心的背景下，黃金被視作有效的對沖手段。

第二，制裁風險改變了儲備邏輯。2022年俄羅斯海外資產被凍結的“前車之鑒”，讓各國央行意識到，存放在他國的資產，政治風險遠高于市場風險。黃金作為“無主權信用風險”的終極支付手段，其“物理可控性”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第三，央行購金已從“戰術調整”升級為“戰略重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累計凈購入黃金超過8000噸。2022年至2024年連續三年購金量超過1000噸，黃金作為長期儲備資產的重要性持續攀升。

第四，美元信用的“新支柱”面臨考驗。美國推翻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引發的關稅對峙，動搖了“國際經濟秩序穩定”這一美元信用的支柱。而2026年，人工智能相關資本開支能否持續，將成為美元的另一根支柱——有分析認為，若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失速，美元指數可能跌破90關口，黃金將再次成為主角。

（二）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呈現更加多元的發展趨勢

黃金回流與美元信用危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多國央行運回黃金，表面是“資產保管地點”的變化，實質是對二戰后美元霸權的“無記名反對票”。當多國大規模將黃金儲備從美國和英國等海外金庫運回本國時，它們傳遞的信號遠比會計賬本上的數字更為深刻，即在一個貨幣體系逐漸碎片化、經濟制裁武器化和債務貨幣化的世界里，“物理可控”比“賬面擁有”更重要。

黃金超越美債坐上全球儲備資產“頭把交椅”，標志著國際儲備格局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到來。這不是短期投機，而是持續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中長期戰略重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元的終結。美元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約58%，其流動性、深度和網絡效應短期內無可替代。黃金回流更像是一種“去風險化”，而非“去美元化”。各國央行在減持美債、增持黃金的同時，并非尋找一個取代美元的單一新錨，而是向一個多極貨幣體系過渡的過程。

真正的變局在于“信用錨”的多元化。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呈現“多錨并舉”的格局。美元繼續主導貿易結算，黃金作為終極價值錨定，數字貨幣（包括數字美元和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爭奪支付通道，而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和特別礦產）可能成為新的計價基準。未來是否如此“四分天下”，有待進一步觀察。

五、中國方位：全球治理的新理念與新作為

（一）中國全球治理理念彰顯“新外交哲學”

哈薩克斯坦《實業報》網站6月18日刊文指出，中國政府發布《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其重要意義遠不止于一份官方文件。它實際是在試圖回答國際社會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在從舊國際體系轉向新國際體系的背景下，世界應當呈現一種什么樣的面貌？

文章認為，中國方案的獨特之處在于，北京并未提出要徹底顛覆現有世界秩序。相反，中國提議對全球治理體系進行漸進式現代化改革，其基礎是擴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更公平地分配國際決策責任。世界正在見證中國新外交哲學的形成。今天的中國正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文章特別指出，多年來，世界多極化更多停留在國際政治概念層面，如今中國不斷賦予這一理念更加豐富的時代內涵。在中國看來，多極化既不意味著建立新集團，也不意味著將世界劃分為相互對立的陣營。它指的是承認不同文明、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的存在權，不把通用模板強加于人。人們可以贊同或反對這一理念的某些方面，但無法否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世界已經厭倦了沖突。

（二）堅持辦好自己的事，不斷增強發展主動權

法國《回聲報》網站6月17日刊文指出，中國正在以市場力量回應歐洲壓力。對自身實力從來都深信不疑的歐洲，過去曾力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首先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時的想法可能很簡單：一個更強大的歐洲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標準和政治理念強加于中國。然而時代已經改變。2019年3月，歐盟將中國定性為“系統性競爭對手”。此后，歐盟落后于中國的距離日益加大。這體現在一連串的指標中，而最具象征意義的是2026年第一季度創紀錄的830億歐元貿易逆差。

文章分析了中國應對外部挑戰的三個策略：一是“以不變應萬變”，堅守既定方針。面對貿易戰，中國不亂陣腳，而是“邊打邊調”，但發展的大方向始終不動搖。簡單說就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二是“練好內功”，持續推進自身戰略。不論外部形勢如何復雜，中國始終把發展的主動權攥在自己手里。通過“十五五”規劃，明確列出要攻克的突破性技術、優先發展的產業領域和所需的資源，把“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干成”串成一條線，把意愿、決心和落實三者擰成一股繩；三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必要時堅決反擊。中國不主動挑事，但也絕不任人拿捏。一旦核心利益受到損害，反制措施果斷有力，絕不手軟。

（三）中國方案重要價值更加凸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6月18日在美國“訂閱堆棧”網站發表文章指出，經歷一年多的關稅戰，一個事實已經浮出水面：美國遠沒有特朗普想象的那么強大。克魯格曼的基本判斷是，貿易戰打到現在，勝負不在“誰的市場更大”，而在“誰的供應鏈更硬”。誰把稀土和關鍵性工業原材料攥在手里，誰才真正擁有話語權。中國在這方面的主導地位，讓美國手里的籌碼相形見絀。更致命的是，美國反復無常、出爾反爾的行事風格，正在快速消耗其最寶貴的戰略資產——國家信譽。

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舊秩序松動、新秩序孕育”的關鍵期。中國在這一變局中的優勢，不是某一方面的領先，而是“理念+實力+策略”的系統性優勢。理念上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力，實力上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關鍵性原材料等重要環節的把控力，策略上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靈活性和“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決斷力。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優勢不等于勝勢。歐洲830億歐元的逆差，體現得更多是經濟上的結構性失衡，但也可能催生更激進的保護主義；美國信譽的損耗，不意味著它會自動退出競爭，反而可能促使其采取更極端的手段。中國越是接近舞臺中央，越要保持戰略定力，越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發展才是硬道理，實力才是硬底氣。只有把“十五五”規劃中的突破性技術真正拿下來，把產業鏈上的薄弱環節和短板一個個補齊，才能在這場百年變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六、把握大勢：在挑戰中開創未來

綜合以上分析、評論、觀察與思考，當前國際形勢呈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特征：

第一，美國霸權體系加速衰落，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越來越不得人心。無論是美國國會對總統戰爭權力的制約，還是西方聯盟在解決烏克蘭危機時出現的裂痕，抑或是多國央行大規模運回黃金，都表明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以及美國動輒訴諸武力、濫用制裁、破壞國際規則的行為，在國內外都正加速喪失信譽。

第二，多極化趨勢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中俄等大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聲音和影響不斷擴大。英法德意等歐洲大國與美國分歧增多，對美國日漸不滿。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尼、韓國、巴西、墨西哥、南非、埃及等中等強國群體性崛起，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總而言之，當前世界多極化格局持續深化，正從傳統大國主導的多極形態，加速向大國、中等強國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多元制衡的新型多極格局演進。

第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加速，中國理念獲得廣泛認同。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破解當前全球性挑戰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利益，得到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支持與擁護。

第四，西方制度困境凸顯，中國道路展現強大生命力。英國頻繁換相、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衰落、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世紀之問”——在21世紀，一個國家究竟該如何治理，才能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西方制度困境凸顯了其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而中國道路則展現了強大生命力，為世界提供了另一種現代化選擇。

第五，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變亂交織，熱點沖突不斷，大國競爭更加復雜激烈，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合作，共同應對挑戰。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是世界穩定因素的增強。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歷史主動，也必將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審核：李小華 戚易斌 時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