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10月第1版

撰文｜劉鈍?

拙著《格致丹青：美術作品中的科學與文化》有幸面世，筆者自擬的“內容簡介”坦言：“本書如果有幸被列入藝術類著作的話，那也是一本不入正統之流的異類作品。作者采用科學史與文化史的視角，嘗試對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美術作品提供一些比較新鮮的觀感。”又在“作者題記”內聲稱：“作者略曉數理，粗通文墨，少年涂鴉，壯游四海名博藝苑。然而他既非專業美術人士，也缺乏藝術史和美學的深厚修養；唯其業余，或許能在專家們論述的光影與色彩變幻之外、構圖與風格流變之余，做點補苴罅漏的事情。”下面就圍繞著這兩段說辭，分六個方面說明自己嘗試“圖像敘事”書寫科學史的點滴心得。

01 侃體育

以體育和軍旅競技開篇出于兩個考量：第一，西方藝術對人體美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體育活動，早期奧林匹亞競技者都是裸體的，文藝復興以降的大師們則借助希臘神話展現人體的雄健與美麗；第二，體育和軍旅反映了希臘人生活的另一個側面——除了老生常談的自由、理性和城邦民主制外，他們也重視競爭與規則，更有征伐、殺戮與仗劍行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每一位城邦護衛者，從童年起就應該接受嚴格的體育訓練。”德加的《斯巴達少年的訓練》就描繪了裸體少年男女進行嚴苛體能訓練的場面。法國著名藝術史家艾黎·福爾（Jacques-élie-Paul Faure, 1873-1937）在其名著《世界藝術史》中寫道：“阿波羅像實際上不過是運動員的形象。在希臘，全民性的體育運動是必須施行的教育。......藝術家對民族盛大集會趨之若鶩，如同聽見海倫的名字，人人都想一睹芳容。在他們眼里，體育盛會是人體骨骼運動的精彩表演，也是肌肉的復雜游戲。肌肉在人體皮膚下滾動，褐色皮膚傷痕累累，堅硬如殼。”

圖1 德加《斯巴達少年的訓練》（c.1860） 現藏英國國家美術館

希臘人的體育生活與科學何干？書中言及兩個例子，一個是物理長度。最早的奧運競技只有賽跑一項，傳說半人半神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奧林匹亞修造一個運動場獻給父親宙斯，沿著直線行走200步作為賽道，這一距離被稱作“斯塔迪昂”。這個詞后來演變成今日的“體育場”（stadion或stadium），也成了希臘人慣用的度量單位，例如士兵每日行軍要達到150個“體育場”，希羅多德的《歷史》稱凱爾索涅索斯地峽的寬度是36個“體育場”，亞里士多德估計地球周長大約相當于40萬個“體育場”，數學家阿基米德假定不超過300萬個，同時代的另一位數學家埃拉托色尼借助實測并依比例推算大約為25.2萬個。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羅馬帝國早期，8個“體育場”的長度相當于1個羅馬里。

現藏雅典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

圖2 邁錫尼遺址出土的雙耳噴口瓶（公元前13世紀末）

第二個例子關乎時間或者說紀年。由于不存在統一的中央政權，每四年舉辦一次奧運會的傳統，導致古希臘人采用“奧林匹亞德”（Olympiade）紀年法，首屆奧林匹亞運動會舉辦的公元前776年就成了希臘紀年的基準。希羅多德說雅典將軍亞西比得率軍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時間是“第90屆奧林匹亞賽會后的第二年”，推算起來就是－776+(89×4+1)=－419，即公元前419年。在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之前，羅馬人也采用“奧林匹亞德”來協調帝國紀年，著名學者瓦羅就用奧運會的舉辦時間作為歷史紀年的參照。制成于公元前2世紀的安提凱希拉（Antikythera）機械裝置上，也有顯示“奧林匹亞德”紀年的功能。

現藏現藏雅典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

圖3 安提凱希拉裝置殘件(約公元前2世紀)

02 講科學

“格致”是前近代中國人對自然知識的統稱，揭示畫面背后的科學內涵是本書的一大旨趣。意大利畫家德巴巴里的一幅雙人肖像中的主要人物是方濟各修士帕喬利，畫中的所有道具都表明他是一位數學家，筆者特別對懸掛在人物左上方的一個類球狀水晶體進行分析，其表面由18個正方形和8個正三角形構成，是阿基米德發現的13種半正多面體之一。有趣的是，帕喬利與大畫家達芬奇曾同時效命米蘭大公，其間他為畫家講解數學，后者則為他的數學著作《神圣比例》繪制插畫，其中就有這種48等邊半正多面體。更有趣的是，筆者發現，1968年河北滿城出土的西漢竇琯墓中的錯金銅骰、1981年陜西旬陽發現的北周獨孤信印，以及一件唐代玉珠，在幾何上與畫中的水晶體完全同構。筆者在《數學文化》上發文介紹之后，2019年全國理科數學試卷中出了一道相關的填空題，被網友們戲言“獨孤信上了數學高考卷”。

現藏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宮

圖4 德巴巴里《帕喬利及其弟子像》（1495）

拉斐爾在梵蒂岡宮留下的《雅典學園》名聞天下，畫中50多個人物多已被驗明正身，其中一位哲人腳前小畫板上的圖案卻鮮有人關注，連大名鼎鼎的同代藝術史家瓦薩里都未曾言及。百年之后的另一位藝術史家貝洛里，憑借其教皇文物管理員身份的便利，首次給出畫板上的清晰線圖，包括和聲理論與幾何形數的圖示無疑義地指向畢達哥拉斯。與這個形象大致對稱的另一位人物，是歐幾里得還是更偉大的數學家阿基米德，從古至今聚訟紛紜，筆者也是通過其筆下的圖形，以及身邊四位年輕人的身姿與神態，斷定他是宣稱“幾何學中無王者之路”的歐幾里得老師。

畢達哥拉斯及其周圍人物，梵蒂岡宮簽字廳濕壁畫

圖5 拉斐爾《雅典學園》（1511）局部

歐幾里得與青年學生，梵蒂岡宮簽字廳濕壁畫

圖6 拉斐爾《雅典學園》（1511）局部

英國國家美術館中一幅小霍爾拜因的《大使們》，常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參觀者，兩位畫中人中間的臺案分為兩層：上層屬于天界；下層代表大地與人間。天界的左端是一個天球儀，向右依次擺放著五種與時間及方位測量相關的儀器，通過天球儀上的時間環與多種日晷，筆者討論了畫家作畫的時間和地點。相應于臺案上層的天球儀，下層左端有一個地球儀，球面可見的地理標識則透露了畫中人丹特維爾爵士的國籍與封地位置。畫面前端的一個怪物，乃是畫家借助非正交投影法“炫技”的結果。

現藏倫敦英國國家美術館

圖7 小霍爾拜因《大使們》（1533)

透納《被拖去解體的無畏號戰艦》，以浪漫手法描繪了特拉法加海戰中的英雄艦悲壯謝幕之景象，歷來為藝術史家稱道，然而畫中日月同框的天象以及戰艦的航向均有瑕疵，筆者考證認為畫家的構圖并非實地寫生，而是在泰晤士河面觀摩基礎之上、或依據媒體報導進行藝術加工的結果。

現藏倫敦英國國家美術館

圖8 透納《被拖去解體的無畏號戰艦》（1838）

03 掉書袋

出于職業習慣，筆者在陳述史實或用典時定要核驗出處，避免過于迷信記憶而犯張冠李戴的錯誤。舉個例子，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肆虐時，有人在網上發布了一篇透過名畫介紹人類歷史上大瘟疫的美文，堪稱應時應景的佳作；美中不足的是，該文稱法國畫家普桑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實描述了公元2世紀中葉，古羅馬安東尼大帝執政時期，突然爆發的‘安東尼瘟疫’”。其實阿什杜德（Ashdod）是以色列瀕臨地中海的一座城鎮，中文《圣經》譯作亞實突，古代曾為猶太人仇敵非利士人的居住地。根據《舊約·撒母耳記》，非利士人將猶太人珍藏十誡與其他神器的約柜擄到阿什杜德，震怒之下的耶和華摧毀了他們的達貢神廟，又降下瘟疫來懲罰他們，全城悲號，哀鴻遍野。普桑的畫又名《達貢神廟中的約柜奇跡》，與前述羅馬時代的安東尼瘟疫毫無關系。

現藏巴黎盧浮宮

圖9 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1631)

另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是特洛伊木馬，有人聲稱出自荷馬的《伊利亞特》，其實現在流傳下來的《伊利亞特》講到赫克托耳戰死就結束了，木馬計與特洛伊城陷落的事情都是荷馬在另一部史詩《奧德賽》中交代的。類似，特洛伊祭司拉奧孔的故事根本不見于荷馬，而是羅馬詩人維吉爾通過《埃涅阿斯紀》敘述的。還有著名的馬拉松信使的事跡，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出自專門記述希波戰爭的希羅多德，然而他的《歷史》中僅提到一位名叫披迪披戴斯的雅典士兵，在戰役爆發前被派到斯巴達人那里去送信；至于為了傳送捷報長奔氣絕的士兵故事，則是公元2世紀生活在敘利亞的詩人琉善（盧西安）杜撰的。在介紹相關名畫如《奧德賽在阿爾基努斯宮廷》《馬拉松戰士》時，筆者都翻檢出中文譯本并注明故事的準確出處。

圖10 梅爾森《馬拉松戰士》（1869） 私人收藏

巴洛克畫家創作了大量宗教題材作品，訂單幾乎都來自教會，最有名的當屬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他的《朱迪斯斬殺赫羅弗尼斯》《捧著施洗約翰頭顱的莎樂美》《圣彼得殉道》《圣彼得的否認》《大馬士革途中的皈依》《以馬忤斯的晚餐》《圣多馬的懷疑》等等，都是《圣經》相關文本的極好圖注。對于不熟悉天主教事典的多數中國讀者，最好的閱圖指南就是提供相應的文本。舉例來說，畫作《召喚圣馬太》就濃縮了使徒馬太蒙恩的一瞬：幾名稅吏正在一間昏暗的房間里分錢，突然門外闖進兩個人，其中一人的身體大部分隱沒在黑暗里，只露出側臉和前伸的右臂，光從他的頭頂瀉下，照亮了桌前的稅吏們，來人就是耶穌基督，他目光炯炯，神情嚴峻，手指其中的一位說道：“跟我來，撇下你所有的。”（《路加福音》第5章）。被召喚的正是馬太，畫面中的他驚訝無比地抬頭望著來人，用手指著胸口，仿佛在自問：“是我嗎？一個卑賤的稅吏。”讀了這段福音書并對照《馬太福音》第9章、《馬可福音》第2章的相應片段，即便是“化外之徒”恐怕也能生出一些宗教感情，同時對猶太人、稅吏和早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境遇，以及巴洛克畫風在宗教改革時代大行其道的原因多一些認識。

現藏羅馬圣王路易孔特雷利禮拜堂

圖11 卡拉瓦喬《召喚圣馬太》（1600）

04 蹭名著

筆者曾是小說迷，書中多處借助文學名著蹭流量，這一點從某些章名上就能看出來。講述開啟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事跡，筆者斗膽給他們戴上毫不相關的“花帽子”（第7章—葡萄牙帝國的“海上花列傳”）。為了突出都鐸王朝英格蘭在歐陸兩個天主教大國之間的微妙地位，在欣賞法國使節肖像時祭出《三國演義》的大旗（第12章—《大使們》幕后的“三國演義”）。荷蘭眼鏡匠發明望遠鏡的時間正值尼德蘭革命的短暫休戰期，最早用于軍事目的“察諜鏡”能夠很快傳到意大利并在伽利略手中成為一件觀天利器，筆者獨出心裁地借用托翁的巨著來突出這一時代背景（第13章—望遠鏡視野中的“戰爭與和平”）。

現藏美國弗吉尼亞藝術博物館

圖12 大勃魯蓋爾《瑪麗蒙特城堡周邊的風景》（c.1611）

第11章涉及英王理查三世遺骸被發現及相關傳說的公案，筆者恰好讀過英國女作家約瑟芬·鐵伊的推理小說《時間的女兒》，內中的葛蘭特探長從一幅肖像開始，剝繭抽絲，條分縷析，最終推翻了理查三世殺侄的謠傳，并點出真相被歪曲的原因及可能的元兇。筆者沿襲這一思路講述相關的畫作，是為“蓋棺未定論的理查三世”。

現藏英國利物浦 Walker美術館

圖13 霍加斯《卡里克扮演的理查三世》（c.1745）

最后一章專論當代畫家丁一林的杰作《科學的春天》，畫面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后科學家和國家領導人步出人民大會堂東門的虛構圖景。在未結識畫家之前，筆者師心自用，根據當年參會者的名單以及有關報刊雜志發布的圖片，指認出畫中的近百名科學家。聯想到《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福爾摩斯根據家族先人肖像猜測嫌疑人的情節，筆者自詡“當一回福爾摩斯”。遺憾的是，出于肖像版權方面的考慮，原稿中科學家畫像與真實照相并排的安排未能實現。

現藏北京中國美術館

圖14 丁一林《科學的春天》（2006-2009）

05 說故事

為了增加趣味性，筆者不吝筆墨加入一些相關的故事。講到達利的超現實主義畫作，筆者將他的藝術天才與怪異行徑結合起來敘述，特別是他對科學新成就的關注，從早年的弗洛伊德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到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相對論時空觀，以及微觀世界的組成，突變論描述的運動與變形等等，直到生命之物質基礎的發現，都被他以超現實主義的視覺形象表現出來了。特別有趣的是，自命不凡并幻想永生的達利，1963年完成了《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的大型油畫，26年后還是難逃一死，希望有朝一日復活的他把后事托付給未來的生命科學家。如同古埃及的法老王一樣，達利的尸體被涂滿防腐劑和香料，至少可以保持300年不腐。不料又過了28年，嚴密封存的墓穴被人打開，但是召喚他的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科學家，而是來自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的一紙法令，一位自稱達利私生女的女靈媒提出遺產訴求和親女驗證，這段當年轟動西班牙和國際藝術界的新聞也被筆者收入題為“達利邂逅DNA”的一章之中。

圖15 達利《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1963）

現藏美國佛羅里達圣彼得堡市達利美術館

1485年8月22日，理查三世率領的約克大軍與亨利·都鐸麾下的蘭開斯特聯軍在博斯沃思原野展開決戰，結果理查三世陣亡，死后尸體遭到羞辱蹂躪并被草率埋葬。經過托馬斯·莫爾和莎士比亞等人的渲染，理查三世成了個十惡不赦的暴君，名畫《塔中王子》《決戰前夜的理查三世》都是同一路數。600多年后，理查三世的遺骸在古戰場附近萊斯特城一座廢棄停車場的地下被發現，為其辨誣的小說《塔中的王子們》和電影《遺失的國王》一時走紅，理查三世的大本營約克城與萊斯特城為其重新安葬地爭得不可開交，而在以國王規格隆重禮葬理查三世的當年，名不見經傳的萊斯特城足球俱樂部奪得2015/16季英超冠軍，不啻一支乙級升班馬某年突然成了中超聯賽冠軍，當地的球迷則認為是金雀花王朝末代國王的亡靈在護佑他們。喜歡足球的筆者自然不會漏掉這一橋段。

圖16 博斯沃思悲歌與萊斯特城“藍狐”的生死之戰

圖源：新浪微博萊斯特城俱樂部平臺

06 科學史

作為科學史工作者，筆者不失時機地推薦了幾位前輩的研究成果。前述《大使們》畫面中出現的一件赤基黃道儀（torquetum），筆者推測是中世紀晚期穆斯林天文學家將托勒密“曷捺楞馬”（Analemma）方法儀器化的產物，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提到此畫此物，書中寫道：“歐洲現存最古的赤基黃道儀，是1444年庫薩的尼古拉所購得的儀器之一。尼古拉在其故鄉庫薩建立了一所慈善醫院，這件儀器就保存在該醫院的圖書館中。其他赤基黃道儀可能保存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內，小霍爾拜因的名畫《大使們》的背景中也出現了一個。”

臺案上層的天球儀與多種天文計時儀器

圖17 小霍爾拜因《大使們》（1533）細部：

希臘化時代托勒密一世的御醫希羅菲盧斯曾獲準對死刑犯進行活體解剖，通過這種可怕的實踐認識人體結構及各種器官的功能，促進了希波克拉底醫學和亞里士多德生物學的融合。談到中醫與東方之人體圖像，作者引用了中日醫史專家的研究工作：上個世紀60-70年代，醫史專家王吉民曾提到“王莽頗有意于解剖，若得久其位，或能于此學多所發明，而為吾道光。”可惜只是點到為止，沒有深入發揮。日本學者山田慶兒則在1991年提出，《黃帝內經》中的人體骨骼知識，是建立在真實的人體解剖基礎上的。他提到《漢書·王莽傳》中一段令人怵目驚心的記載，內容是王莽抓獲反對他的叛黨首領之后，讓太醫和屠夫一道行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班固本欲亟書王莽的殘暴，不經意留下了活體解剖用于醫學的記錄，這與前文所述希羅菲盧斯的活體解剖相差無幾。山田慶兒還認為，這次解剖所獲得的人體知識，后來被傳本《靈樞》和《難經》保存下來。

圖18 維薩里《人體構造》全身骨骼第一圖

圖19 維薩里《人體構造》全身骨骼第三圖

這一章的附錄提到揚州八怪之一羅聘創作的《鬼趣圖》，內中一個畫面是林木疏影中交談的兩具骷髏。比利時漢學家與科學史家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經過詳細考證，提出這兩個形象的來源是維薩里《人體構造》中的插圖，又指出原圖經法國醫生帕雷的解剖學著作和明清稿本《人身圖說》傳播到中國的路徑。

圖20 羅聘《鬼趣圖》八段之一 香港私人收藏

以上介紹了筆者在科學史與文化史框架內探索“圖像敘事”的若干努力，或許能為前述“比較新鮮的觀感”與“補苴罅漏”的妄言做點辯解。

本篇文字稿原刊《書屋》，2026年第6期（總344）,49-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