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訪“四大隊”：永不褪色的忠誠）

來源：6月20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馮冰 張京品

黃土高原上，溝峁層巒疊嶂，山間的微風帶來遠方的回響。

走進陜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村，一座座聯(lián)排窯洞映入眼簾。79年前，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期間，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在這里戰(zhàn)斗生活4個多月，留下了在小窯洞指揮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紅色傳奇。

與寶塔山相對、坐落在清涼山上的新華通訊社舊址（6月16日攝）。除標注外組圖均為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邵瑞攝

在這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偉大決戰(zhàn)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始終緊隨黨中央和毛主席。他們以筆為刀戈、以文作槍炮，雖不臨陣殺敵，卻在輿論戰(zhàn)場上橫掃千軍。這就是代號為“四大隊”的新華社工作隊。

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新華社老黨員、中央縱隊“四大隊”隊員張連生回信，由衷褒揚他真摯深厚的信黨愛黨之情，向他和全國的老黨員、老同志致以誠摯問候，對新時代共產(chǎn)黨人提出殷切期望。

“四大隊”是一支怎樣的隊伍？是什么樣的力量讓新華人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前堅如磐石？

在歷時1年有余，轉戰(zhàn)2000多華里，途經(jīng)12個縣的轉戰(zhàn)陜北征程中，“四大隊”緊緊跟隨黨中央和毛主席，不畏艱險、攻堅克難，在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中與敵人周旋，用紅色電波將黨中央的聲音傳遍全國，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新聞戰(zhàn)歌，為推進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

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作過一個精辟的概括：“中央留在陜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斗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斗轉星移，山河巨變。循著“四大隊”的足跡，我們踏上一場追尋初心使命之旅。

俯瞰延河邊的清涼山（6月16日攝）。

一支特殊的隊伍：

當好黨中央的喉舌耳目

革命圣地延安，延河之畔，清涼山巍巍聳立。這座被世人稱作“紅色新聞山”的地標，在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是新華社、解放日報、新華書店等新聞出版單位所在地。如今，延安新聞紀念館坐落于此，每年都有大批新聞從業(yè)者前來尋訪根脈、感悟初心。

延安新聞紀念館展出的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稿件（6月16日攝）。

走進延安新聞紀念館一樓展廳，新華社緊緊跟隨黨中央的紅色歷史鋪展開來。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1937年1月，紅中社在延安更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

1947年初，解放戰(zhàn)爭進入第二個年頭，國民黨軍隊進犯延安的腳步越來越近，中央決定新華總社從延安疏散。為確保黨中央的聲音不間斷傳播，周恩來親自布置了新華社的戰(zhàn)備工作。他強調，新華社的廣播（包括中文廣播、英文廣播和口語廣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中斷，而且對外廣播的功率還要加強。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在全面進攻受挫的情況下，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qū)改行重點進攻，國民黨胡宗南等部大舉進犯延安，中共中央機關主動于3月18日撤離，開始了轉戰(zhàn)陜北的偉大歷程。

臨行前，毛澤東對前來送行的西北野戰(zhàn)兵團的領導干部們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

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播音員錢家楣回憶，1947年3月11日，國民黨空軍開始轟炸延安，窯洞頂上的土被大塊地震落下來，但電臺播音沒有中斷，直到國民黨進占前一天即3月17日，她才從延安撤退。19日傍晚，錢家楣趕到瓦窯堡好坪溝村一座破敗的小廟里繼續(xù)工作。3月28日，敵人相距只有30多里，錢家楣播完最后一個節(jié)目后撤離。

3月29日，中央在陜北清澗縣召開會議。隨后，中央機關分為三部分，由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干機關，繼續(xù)留在陜北，指揮全國各戰(zhàn)場作戰(zhàn)；葉劍英、楊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員會，轉移到晉西北統(tǒng)籌后方工作。新華社兵分兩路，大部由社長廖承志率領東渡黃河到太行，還有一支精干隊伍跟隨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

位于榆林市靖邊縣的小河會議舊址（資料照片）。

延安新聞紀念館館長高延勝介紹，留在陜北的中共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的工作人員以及警衛(wèi)部隊共約800人，按軍事編制組成中央縱隊，下轄4個大隊，其中四大隊就是新華社工作隊，負責新聞通訊聯(lián)絡。于是，新華社開始以“四大隊”這個神秘的代號，穿梭在陜北高原的溝峁梁塬。

新華社研究院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研究室主任萬京華介紹，“四大隊”由編輯、翻譯、電務和后勤工作人員組成，最初40多人，后來發(fā)展到100余人。大隊長為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

延安新聞紀念館展出的新華社在延安時期的英文打字機（6月16日攝）。

轉戰(zhàn)陜北期間“四大隊”的主要任務，一是抄譯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路透、美聯(lián)、合眾等外國通訊社的部分英文電訊，供中央領導人及時了解國內外情況。二是同太行總社保持電臺通訊聯(lián)絡，一方面?zhèn)魉腿嗣窠夥跑娍偛康膽?zhàn)報和中央領導為新華社撰寫的評論、社論、新聞等各種文稿以及黨中央對宣傳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黨中央轉報太行總社有關宣傳報道的請示報告。三是抄收總社的文字廣播和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編輯出版《新聞簡報》和《參考消息》，供中央縱隊干部閱讀。四是代表總社就近指導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和西北野戰(zhàn)軍記者的報道業(yè)務工作。

這是“四大隊”編印的《新聞簡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副教授楊文翔說，在轉戰(zhàn)陜北的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進行決策時，需要研究大量的資料，但當時很難看到報紙，即使能看到，也往往嚴重滯后。因此，“四大隊”每天抄收的新聞外電就成了黨中央了解外界情況的重要渠道。“從退回的電訊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中央領導同志用毛筆、鉛筆畫的圈、點、線等各種符號，有的還有批注，說明中央領導同志看這些材料很仔細。”

一次艱苦的轉戰(zhàn)：

黨中央走到哪里，“四大隊”就跟到哪里

陜北的路，是數(shù)不清的溝壑，望不盡的土坡。79年前轉戰(zhàn)陜北，共產(chǎn)黨人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了中國革命的乾坤。

米脂縣楊家溝，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期間駐留時間最長的地方。從1947年11月中央機關進駐起，到1948年3月，這座偏僻的黃土高原小村莊，成為中國革命斗爭的“總指揮部”。“四大隊”也在此留下了一段難忘的歲月。

走過一段土路，我們來到山坡上，一座擁有獨立院落的窯洞閃現(xiàn)在眼前。

陜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村“四大隊”舊址（6月16日攝）。

“這里就是‘四大隊’在楊家溝辦公生活的舊址！”楊家溝紀念館原館長常天民興奮地說。

循著常天民的指引，我們走進大院。土坯墻面帶著歲月的斑駁，木格窗欞透著時光的質感，地面坑洼不平，處處透著一股歲月的厚重感。站在這片土地上，我們遙想那段革命年代的崢嶸歲月——當年新華社前輩們，就是在這里日復一日戰(zhàn)斗工作。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提交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書面報告。報告闡明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jīng)濟綱領，提出十大軍事原則。報告經(jīng)新華社向全國播送，傳達了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chǎn)黨的聲音。

陜北的窯洞關系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也刻錄著“四大隊”書寫歷史、記錄歷史的印記。

“這本書里收集了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章，是‘四大隊’在楊家溝編印的。”常天民展示了他淘到的一本《陜北集》影印本。這部落款“一九四八年三月于陜北米脂”的書籍，收錄了1947年3月至12月間中共中央領導人撰寫的文件、社論、時評等45篇。

常天民感慨道：“這本書現(xiàn)在很稀缺，是‘四大隊’緊緊跟隨黨中央的重要見證。作為楊家溝時期黨的宣傳出版工作的標志性成果，《陜北集》彰顯了‘四大隊’在艱苦條件下忠誠履職、堅決執(zhí)行中央決策的政治品格，在黨的新聞出版史上具有獨特地位。”

陜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村“四大隊”舊址（6月16日攝）。

在那個物資匱乏、條件艱苦的年代，“四大隊”緊緊跟隨在黨中央身邊，住窯洞、吃粗糧，同野戰(zhàn)部隊一樣，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在槍林彈雨和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堅持工作，不斷創(chuàng)造新聞史上的奇跡。

曾任新華社電務處三科副科長的杜牧平等人回憶，每到一地，“四大隊”就迅速架設天線、安裝機器，用老鄉(xiāng)家的門板當桌子，有時就趴在炕沿或者灶臺上，抄收電訊、編譯稿件。他們還要同敵軍無線電測向定位作斗爭，因為電臺的信號和位置一旦被測定，就會招來敵人，威脅到毛主席和黨中央安全。當時的同志采取各種措施加強無線電偽裝，使敵人不易迅速辨別出電臺地點。發(fā)送千字以上電報時，電臺就移至6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發(fā)報，“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萬京華介紹，在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四大隊”跟隨黨中央經(jīng)歷的大轉移就有8次。途中，同志們不僅需要克服工作生活條件簡陋等問題，還經(jīng)常要在生死考驗中完成工作任務。

已過期頤之年的張連生，在烽火硝煙中跟隨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是“四大隊”負責報務工作的第二中隊成員之一，也是目前新華社唯一健在的“四大隊”成員。他在回憶文章中講述了在延安志丹縣的一次驚險行軍——

當時，隊伍駐扎在一座小山下，夜里11點鐘的時候，司令部傳來命令：“立即準備出發(fā)！”深夜又逢大雨，山中路滑難行。趕牲口的報務員為了保護機器，把自己的被子打開蓋到機器箱上。一夜腳步不停，直到第二天凌晨6時，隊伍才到達橫山的一個村莊。據(jù)司令部的偵察兵說，敵人就在距離我們隊伍四五里遠的山坡上。當時，為了不暴露目標，800余人的大隊被壓縮在長不過兩里、寬不過百十來米的山溝里。

這樣生死一線的緊急情況，“四大隊”遇到過不止一次，但是沒有人感到害怕。張連生在采訪中堅定地說：“無論多么危險，只要我們和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就無所畏懼！”

這種“緊緊跟隨”，不是簡單的空間上的伴隨，而是政治上的絕對忠誠。

1947年6月的一天，“四大隊”的電臺搜索到國民黨中央社的消息，說毛澤東正在馬蹄溝一帶活動，范長江立刻報告毛澤東主席。當時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駐地在王家灣，而這正是國民黨部隊襲擊馬蹄溝的必經(jīng)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大家向山上轉移，最后轉危為安。

張連生回憶說：“當我們走近山口時，看見毛澤東、周恩來站在雨中，正在等我們呢！他們說，由于情況緊急，其他大隊都已進山了，因為怕新華社的同志們走錯了路，就在這里等我們。見到我們都趕上來了，他們才放心地同我們一起上了山。”

1948年3月，“四大隊”跟隨黨中央在吳堡縣東渡黃河，告別了陜北這片工作和戰(zhàn)斗了13年的黃土地，帶著在此地孕育出的革命傳統(tǒng)和工作作風，與新華總社在河北西柏坡勝利會師，邁向新的勝利。

位于延安市子長市好坪溝村的陜北新華廣播電臺舊址（6月16日攝）。

一段不朽的傳奇：

紅色電波化作千軍萬馬

轉戰(zhàn)陜北期間，新華社承擔了中共中央機關報、通訊社和廣播電臺的任務。在這期間，新華社的許多重要新聞和著名的社論、評論，都是由“四大隊”電臺發(fā)到太行總社，再轉發(fā)全國，讓黨中央的聲音隨著紅色電波傳遍全國各地。

在撤離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戰(zhàn)軍取得青化砭大捷。經(jīng)周恩來指示，一封電頭為“新華社陜北25日電”、末尾為“祝賀你們取得了首戰(zhàn)的偉大勝利”的稿件，經(jīng)新華廣播電臺播出，鼓舞了我方斗志，打擊了敵人氣焰。

榆林市靖邊縣小河村，是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的重要一站。1947年6月16日起，黨中央在這里駐留46個晝夜，并于7月21日至23日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著名的“小河會議”），研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對于解放戰(zhàn)爭由戰(zhàn)略防御轉向戰(zhàn)略進攻，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高潮，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在黨中央指揮下，“四大隊”用“筆桿子”配合“槍桿子”，吹響戰(zhàn)略進攻的號角。

位于榆林市靖邊縣的小河會議舊址（資料照片）。

記者在小河會議舊址看到，依山勢坐落的窯洞雖歷經(jīng)風雨，卻依然保持著當年的質樸模樣。勝利廣場周圍綠樹掩映，草木蔥蘢，中央矗立著十五尊當年參加小河會議的領導人的雕像。一間懸掛“新華社小分隊”紅底金字的窯洞，還原當年“四大隊”在此工作的場景。

靖邊縣革命舊址管護中心主任王飛龍介紹，194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了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二十六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困難，我們一定要正視這些困難，寧可做長期打算，不要有速勝論，有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也一定能克服。同志們、同胞們，勇敢前進，努力奮斗，迎接勝利。”新華社就此發(fā)表了題為《努力奮斗，迎接勝利——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二十六周年》的社論。小河會議前夕，毛澤東還專門為新華社修改社論《總動員與總崩潰》。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轉戰(zhàn)陜北期間，“四大隊”作為黨中央的喉舌耳目，成為毛澤東指揮全國革命斗爭的一把利劍。

西北野戰(zhàn)軍取得三戰(zhàn)三捷后，1947年5月14日，陜北軍民在延安附近真武洞舉行祝捷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自從放棄延安后一直留在陜北，與邊區(qū)全體軍民共同奮斗。”消息由“四大隊”發(fā)到新華總社轉播全國，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關于“中共首腦已逃離陜北”等謠言。廣大軍民知道黨中央、毛主席還在陜北，備受鼓舞，堅定了必勝的信心……

萬京華說，在轉戰(zhàn)陜北的艱險歲月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為新華社撰寫、修改各類文稿70余篇，不少由“四大隊”經(jīng)手、新華社太行總社播發(fā)。這種領袖直接指揮并參與新聞工作的模式，確保了新華社報道與黨中央戰(zhàn)略意圖高度統(tǒng)一。

延安大學副校長、教授譚虎娃表示，這些從陜北窯洞里發(fā)出的紅色電波，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英明預見和決策，深入分析了戰(zhàn)局的發(fā)展，及時報道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喜訊，揭露了敵人的丑態(tài)，指明了勝利的前途，堅定了全國人民的必勝信念。

“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這是范長江緬懷魯迅先生的詩句，又何嘗不是他帶領的“四大隊”的真實寫照！

延安新聞紀念館展出的新華社工作人員在延安時期的多件工作、生活用品（6月16日攝）。

一種精神的洗禮：

讓黨中央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

為什么黨中央如此信任“四大隊”？因為這是一支對黨忠誠、能打硬仗、極端負責的隊伍。

為保證向太行總社的發(fā)電不譯錯，“四大隊”摸索出一套嚴謹?shù)墓ぷ鞣椒ǎ何恼伦g好后，包括標點符號，由譯電員讀電報稿，責任編輯對著原稿聽，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淆的字，譯電員要重復讀一遍，保證譯碼無誤，然后才交電臺發(fā)給總社。一次，范長江在“四大隊”發(fā)完給總社關于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一年戰(zhàn)績公報后，發(fā)現(xiàn)兩處有錯，馬上給總社發(fā)去了更正電。

“我要把工作的責任心提高到一字一點的絕對負責的高度，一個字也不能錯，一個標點也不能錯！”“發(fā)現(xiàn)一個錯字就像發(fā)現(xiàn)一個敵人似的，立刻用紅筆把它‘消滅’！”曾在“四大隊”從事文書、校對工作的東生在日記中寫道。

1947年9月，范長江在寫給新華社社長廖承志及社委會的一封信中，報告了半年來“四大隊”在陜北轉戰(zhàn)中的工作情況和自己的體會，稱這是“一生難得的向中央同志學習的極端可貴的機會”。

這種體會，他歸結為五條：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終壓倒敵人的氣概；其次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是科學的工作方法；第五是動人的工作作風。

在關于工作作風這一條中，范長江寫道：“在寫文章的過程中，這種認真與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十幾年來所認為的最高的‘認真’的標準。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條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任弼時）、周（周恩來）、陸（陸定一）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茍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實在可怕。”

在嚴格要求之外，毛澤東十分關心“四大隊”的工作生活。轉戰(zhàn)途中，當他得知“四大隊”收訊臺的同志行軍時還要背負沉重機器，運輸很困難后，將自己騎用的騾子送給了“四大隊”。

一路尋訪，一路感動，一路致敬。

我們站在“四大隊”曾經(jīng)工作的窯洞里遐想，當年這里也曾是人來人往的熱鬧場景。窯洞里，有人在收聽訊息、評議稿件；院子里，有人在調試機器、架設天線。一篇篇評論、社論、新聞，就從黃土高原山溝里一座座不起眼的窯洞中發(fā)出，傳向遠方。

透過“四大隊”的一篇篇文稿，黨中央轉戰(zhàn)陜北的艱難歷程與戰(zhàn)略決斷清晰可辨。那些電文底稿和戰(zhàn)況簡報，不僅是文字的留存，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極端艱險環(huán)境中信念如磐的歷史見證。

“緊緊跟隨黨中央，始終是黨中央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喉舌耳目”——這不僅是“四大隊”的歷史寫照，更是新華社永恒的精神底色。

如今，陜北高原早已換了人間，但“四大隊”對黨的無限忠誠、對新聞事業(yè)的極端負責、在艱苦條件下毅然堅守的職業(yè)精神，早已融入新華人的血脈，成為一代代新華社記者薪火相傳的紅色基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新聞工作者不斷前行。

歷史，在回望中給人啟迪。血脈，在傳承中不斷延續(xù)。

在新華社建社95年的征途中，“四大隊”作為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凝結著新華人的精神品格。人們不會忘記，這在新華社史冊乃至中國新聞史上極不平凡的一頁。

今天，“四大隊”的精神依然閃耀著時代的光芒！（記者馮冰 張京品 參與記者：劉彤 趙英博 張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