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著，《中國哲學的特色》，

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11月。

在中西對比的視野下彰顯中國哲學自身的特色，以及透過古今之辨闡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當代意義，可說是中國哲學史學科自成立以來始終面臨的根本問題，回應上述問題的種種努力和嘗試則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如何在中西古今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是合理、成功回應上述問題的關鍵， 因而也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健康發展并不斷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 這必然要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對中西之爭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辨證關系有深刻的理論反省，一定意義上，這些理論反省即體現為中國哲學史研究者的方法論自覺。 作為當代著名的哲學史家，郭齊勇先生對上述議題有獨到而系統的思考，郭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哲學的特色》一書精選他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深具參考價值。

西方哲學自始即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所無法回避的參照系。作為他者的西方哲學是中國哲學自我認識的必要前提，不過，若不能在這兩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我們很可能因為參照系的存在而對中國哲學形成錯誤的認識。以西釋中或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否定中國哲學，即是上述問題的突出表現。郭先生對此有高度自覺，更加強調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客觀揭示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如郭先生不像有些論者那樣因中西哲學之異而否認中國有形而上學，但其在肯定中國有形而上學的同時也充分意識到中西之別。郭先生以內在超越、整體動態、價值中心、生命本體諸觀念闡釋中國古典形上學的基本特征，正是為了突出中國古典形上學與重外在超越、以機械的眼光看待宇宙秩序以及以自然為中心之西方傳統形上學之間的差別，彰顯中國哲學的特色所在。郭先生進一步以儒家的仁之本體論、宇宙觀以及老莊的道論為例，對上述中國古典形上學的基本特征，做了具體闡釋。此外，郭先生以創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體和諧，事實與價值的聯結、語言與超語言的貫通等觀念揭示中國哲學的一般特性，亦是相當精準且深具啟發性的論斷。

習慣于西方近代以來具體與普遍、情感與理性等二元對立觀點的學者，在解釋與定位儒家倫理時，往往因為其中缺乏抽象普遍的道德理性觀念，而將儒家倫理視為僅重視特殊性之“血親情理”。

郭先生則通過細致梳理孔、孟、荀以及宋明理學等相關文獻，有力地說明了儒家倫理所追求的是普遍的道德心性與具體的人倫、情感的內在統一，換言之，儒家倫理學有其普遍性的追求，但卻是不同于西方的具體的普遍，而這正是儒家倫理的特色所在。郭先生對“儒墨之是非”的深度分析，亦很好地展示了儒家倫理的上述基本性格。

當然，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并非純粹史學性質的研究，其不只探求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本來面目”，更希望提取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內容以回應當下時代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終目的在于后者。這也是郭齊勇先生近年來學術研究的重心所在，《中國哲學的特色》一書對先秦儒家有關社會公正、正義之論述與訴求的哲學思考，即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郭先生通過對《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周禮》等早期儒家文獻的細致梳理清楚展示了，先秦儒家十分重視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和私利，強調最不利者應得到最大的關懷，重視教育公平和政治參與的公平。這些理念以及相應的制度設計不只與今天的正義理論毫不沖突，甚至可以為我們今天思考相關問題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郭先生這里所提倡的可說是一種“即哲學史以言哲學”的研究取向。此外，郭先生通過對儒家文本中“親親互隱”觀念的深入考察，揭示其真實意涵，很好地說明了該觀念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與價值。

一定意義上，這些研究都是作者在高度的方法論自覺下開展的，由《中國哲學的特色》一書所收數篇專門討論方法論問題的文字即可見出這一點。這部分內容強調得最多的一點是中國哲學的自主性或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試圖救正中國哲學學科長期依傍西方所導致的弊病：以西釋中因而抹殺中國哲學自身的特性，以及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否定中國哲學。因此郭先生強調中國哲學史研究應著力發掘與中國哲學特性相契合的、中國古已有之的治學方法，并予以創造性的轉化。強調中國哲學在內容和方法上的特殊性，絕不意味著中國哲學研究應走向自我封閉，因此郭先生亦強調中西哲學的對話性，重視中西哲學之間多方面的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對話與溝通。同時，強調中國哲學的特殊性也并非盲目地以特殊為普遍，否定其他民族之精神文化的意義與價值，相反，郭先生強調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對話各方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強調應充分挖掘不同民族文化中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郭先生提出“繼承性的創新”的說法，重視發掘傳統中國哲學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資源，以回應當下的問題，而當下及未來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更應以傳統中國哲學中的這部分內容為基礎。相較于對中國哲學一味否定的西化派或全然肯定的保守派而言，郭齊勇先生所堅持的研究中國哲學的態度和方法顯然更為理性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