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史學更是燦爛輝煌，人們都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二十四史雖然博大精深，著名學者梁啟超卻認為中國無史，“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中國史敘論》）

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梁啟超指斥中國舊史是“帝王家譜”、“相斫書”,痛詆傳統史學“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梁啟超指出舊史學存在“四弊”‘“二病”、“三惡果”。“四弊”，知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鋪敘而不能別載、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三惡果”，難讀、難別擇、無感觸。

中國無史，這不是梁啟超一個人的看法，這是當時學術界的共識。1902年，鄧實發表《史學通論》直言：“嗚呼，中國無史矣，非無史，無史家也；非無史家，無史實也”。王國維為《東洋史要》該書作序稱：“中國之所謂歷史，殆無有系統者，不過集合社會中散見之事實，單可稱史料而已，不得云歷史”。意思是說，舊史學不配稱為史學，因為它缺乏科學的系統性。

對于數千年來的浩瀚史書，梁啟超認為有創造性的只有六家—司馬遷的《史記》、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司馬光的《通鑒》、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其他的都是“碌碌，因人成事”,沒有什么價值。

梁啟超認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中國史學雖盛，而國人對其卻很冷淡，梁啟超發現，“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因此梁啟超參照西方理論和日本史學著作，提出新史學發動史界革命。

1901年至1902年，梁啟超先后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高舉“史界革命”大旗，開新史學之先河。梁啟超疾呼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梁啟超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歷史，“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梁啟超說：“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梁啟超“打破史外無學”的舊觀念，"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系“。梁啟超還提出“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明確史家的義務“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而繼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于后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也”。

梁啟超的“新史學”，是以“進化論”和民族主義為基礎，其目的在于新民德、開民智、鼓民力，以改良中國，御侮圖強，激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以促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為目的。梁啟超提倡史界革命，要發揮史學在喚醒國民愛國心方面的作用，”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當時被稱為“中國西學第一流”的人物嚴復稱贊梁啟超，“其論史學尤為石破天驚之作，為近世治此學者所不可不知”。（嚴復：《與張元濟書》）

梁啟超的新史學，對傳統史學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對20世紀史學的巨大發展具有開創之功，這是肯定的。但是梁啟超過于偏激，完全否定傳統史學，批評舊史滿紙均是“貍貓生子”之類無用之事實，沉醉于西方理論。梁啟超的史學思想有進化論地理環境論等等，基本來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日本史學家的著作。

海外學者余英時曾指出：“‘五四’之后中國史學思想日益疏遠本身的傳統，轉而越來越崇尚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此時，中國史學研究和著作的素質開始顯著滑落”，“20世紀的中國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論的俘虜”（《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實際上，梁啟超從開始就是西方理論的俘虜，因為當時的理念就是這樣”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將歷史的基本單元看成是人種，所謂歷史即“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在他看來，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有歷史的，一種是沒有歷史的。有歷史的人種，只有白種人和黃種人兩種，最適合競爭。梁啟超斷定，“于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民族危亡之際，梁啟超相信，中國人種不可能喪失已有的歷史舞臺，它雖有挫敗、苦難，終將振興，“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論中國之將強》）。梁啟超預言，“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于宇內，無可疑也。”（《南海康先生傳》）

歷史證明，梁啟超的預言是正確的。但是梁啟超的理論依據卻是西方的種族優劣論，說什么“五色人相較白人最優”，在《新史學》中，梁啟超把白種阿利安人種的條頓人稱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看作是世界文明史的正統。梁啟超有時也有民族虛無主義情緒面對白人缺乏自信，“中國人不及西人者多端”。(《新大陸游記》)

梁啟超承認思想來源是“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于中國”，“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馀唾，寄他人之腦之舌于我筆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獎借之，謬以廁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慚，抑亦一國之恥也。”（《飲冰室文集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