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教材”：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校訂重版

由郭齊勇教授編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哲學史》，近期由商務印書館重新校訂再版。這部《中國哲學史》被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數十家高校指定為“中國哲學史”課程教材。自出版以來，本書引領了一批批學子走入“中國哲學”的殿堂，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我們的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數十次印刷

此次商務印書館重校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凝聚了郭齊勇教授三十多年教學與研究的心得，反映了中國哲學學科創設百多年來數代學者的共業與積累。全書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尤其注重闡釋具有代表性的哲學經典和哲學家的思想，充分揭示了中國哲學智慧之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特點及其現代價值。

商務印書館，2021年

本書對中國哲學史提出了四階段的分期說； 刪去了繁瑣考證與時代背景的部分，直奔哲學性的主題，以此來選擇思潮與代表人物，突出其哲學思想的要點與重點，抓大放小，準確把握有關范疇與命題，客觀地評述各家各派的貢獻與局限，講一個問題就力求講透，不東抓一個問題西抓一個問題，以致都談不清楚； 集中加強了對最有代表性的原著經典與人物思想的平情的理解與相應的詮釋，努力分析中國哲學自身的內涵與特點，特別是與西方哲字的差別，避免了穿靴戴帽、削足適履。

郭齊勇教授在修訂版書中再次強調：我們不僅一般地肯定“中國哲學”或“中國有哲學”，而且肯定“中國哲學”有其特性與優長。盡管因為百多年來強勢歐美文化的影響和學科專業訓練的關系，人們一談起“哲學”，潛臺詞或背景即是西方近代的哲學，話語方式基本上是近代西方的方式，但中國哲學的存在卻是不可否認的，其光輝是掩不住的。在中國哲學學科形成的過程中，我們的先驅們以“格義”的方式或相互詮釋的方式，把他們各自所熟悉的某一種西方哲學，例如胡適以實驗主義，馮友蘭以新實在論，賀麟用新黑格爾主義，方東美用生命哲學，侯外廬、任繼愈用馬克思主義，牟宗三用康德，唐君毅用黑格爾哲學等作為參考系來治理中國哲學，都有新發現并取得不同的成就。這是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形成過程中之不可免的途轍。我們尊重并珍視前輩們的經驗，他們為中國哲學學科奠定了基礎，使西方學界逐漸關注中國哲學，逐步改變所謂中國無哲學的偏見。

全書內容豐富，重點突出，邏輯清晰，文字流暢，深入淺出，適合大學哲學專業的教學和社會讀者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