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一書中，對于外婆賀子珍在蘇聯的一段異國生活，孔東梅只用了兩個字進行概括：

煎熬！

去到蘇聯之后不久，她與毛澤東的第6個孩子出生。

可這孩子僅僅幾個月大的時候，就因感染肺炎而夭折。

為了安慰她，毛澤東拜托朱德之女朱敏，將4歲的李敏送往蘇聯，讓她們母女一起也好有個伴。

然而，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蘇聯物資驟然匱乏，李敏因此大病一場，險些喪命。

為了照顧李敏的身體，賀子珍與她們所在的伊萬諾沃市國際兒童院發生了沖突，竟因此被強行送到了精神病院，長達數年之久。

直到1947年，在王稼祥夫婦與羅榮桓夫婦的幫助下，賀子珍才擺脫了這樣的異國煎熬，回到祖國。

作為井岡山上的第一位女黨員、傳奇的“雙槍女將”，曾經與毛澤東相濡以沫10年，賀子珍為何突然遠走蘇聯？她與毛澤東的婚姻，又是怎樣的緣起緣滅？

1909年，賀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原名“桂圓”，又名“自珍”。

17歲時，賀子珍從永新女子學校畢業。

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兄妹三人被人稱為“永新三賀”，賀子珍更因才貌出眾，被當地百姓譽為“永新一枝花”。

1927年秋，年僅18歲的賀子珍參與組織“永新暴動”，之后與哥哥賀敏學一起，跟著部隊上了井岡山。

就在這一年的10月，賀子珍見到了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的毛澤東。

二人的初次相識，是一場“英雄識英雄”的會面。

當時，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茅坪，威震湘贛邊界的袁文才領著一批得力干將前來迎接，其中就包括了賀子珍。

對于毛澤東，賀子珍早有耳聞。

她曾讀過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政治周報》，對毛澤東的才華極為敬仰，也對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深感佩服。

當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時，毛澤東也是訝嘆不已。

他沒有想到，這個能在井岡山上叫得出名的人物，原來竟是一個年輕姑娘。

毛澤東穿著一身破舊的灰布中山服，頭發自然向兩邊分開，雖因長途行軍引得腳疾發作，走路略顯不便，但這絲毫掩蓋不住他臉上洋溢著的自信從容。

賀子珍秀美清麗，身材勻稱，微蹙的兩道彎眉下，透出勃勃英氣，亦是一個落落大方、熱情果敢的女中豪杰。

初次見面，毛澤東與賀子珍都為對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進駐井岡山之后，袁文才安排毛澤東住進了茅坪袁家附近的八角樓。

當時，賀子珍因患瘧疾，也留在了茅坪養病，她與袁文才之妻謝梅香關系融洽，時常會去袁家串門。

因此，毛澤東與賀子珍偶爾也會在袁家附近相遇，見面次數也逐漸多了起來。

不忙的時候，毛澤東會與賀子珍聊聊天，向她請教湘贛邊界各縣的歷史人文、風土人情，了解當地群眾的生活現狀與革命形勢。

后來，賀子珍被選為前委秘書，搬進了前委機關駐地茅坪攀龍書院居住，幫助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協助他在永新、寧岡等地進行社會調查。

1928年2月，為了整理永新、寧岡兩縣的調查，毛澤東與賀子珍于象山庵開展工作，一個負責整理，一個負責謄寫，忙活了好幾天，用毛邊紙整理出了一寸多厚的調查報告，此即為毛澤東最為珍惜的《井岡山調查》。

一段時間相處下來，毛澤東對賀子珍又多了幾分看重。

賀子珍能力很強，也寫得一手端正娟秀的好字，工作的時候風風火火、潑辣干練，閑暇的時候談吐優雅、不失溫柔，有一種典型的“剛柔并濟”女性氣質。

賀子珍對毛澤東的了解，也是加深了許多。

毛澤東的身上，除了廣博的知識、剛毅的性格，還有超凡的膽略與遠大的抱負。

緊張工作之余，彼此都有好感的兩人，也開始了更多交流，他們談斗爭，談革命，談生活，談家庭。

在后來回憶往事的時候，賀子珍說道：“那時候，他并沒有騙我，他把楊開慧及幾個孩子的情況，都告訴了我。”

有時候毛澤東出門遠行，也會到賀子珍的窗外，敲著她的窗戶說：“我要走了。”

每當這時候，賀子珍就會將窗戶拉開一條縫，回道：“你走就走吧，為什么要對我說？”

兩人的感情雖是日益升溫，卻未涉及到談婚論嫁，因為兩人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毛澤東與楊開慧感情甚篤，并且已經育有3個兒子。

賀子珍雖未婚配，但芳心暗許歐陽洛，他是永新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也是賀子珍的入黨介紹人。

然而，世事總有陰差陽錯。

毛澤東托人潛回長沙探聽消息，卻收到了“楊開慧已經犧牲”的假情報，這對于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次極大打擊。

因此，袁文才與王佐極力促成毛澤東與賀子珍。

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茅坪之后，王佐就對他保持著不冷不熱的態度。

王佐的戒心頗重，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并不相信毛澤東，不相信毛澤東能夠率領工農革命軍堅持長期斗爭，所以他一直都在觀察。

幾個月下來，袁文才與王佐發現毛澤東確實是一個雄才，故而極力撮合他與賀子珍。

一方面，毛澤東與賀子珍彼此之間有好感，撮合他們，是順水推舟成全美事。

另一方面，袁文才與王佐覺得應該與毛澤東“聯姻”，賀子珍是袁文才的義妹，如果她嫁給了毛澤東，就意味著毛澤東將成為“井岡山女婿”，這樣對于大家都有好處。

毛澤東亦深知團結袁、王二人的重要性，這將大大有利于開展湘贛邊界的革命武裝割據。

看到二人共同保媒，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如果拒絕這樁婚事，或將刺激到袁、王二人，或會使他們對建立羅霄山脈政權、堅持長期斗爭的戰略規劃產生懷疑，不利于開展今后的工作。

考慮了許久，加上他與賀子珍相互也有好感，毛澤東同意了這樁婚事。

1928年5月，毛澤東與賀子珍在象山庵舉行婚禮，沒有什么儀式，只是袁文才張羅了幾道好菜、兩壺酒與一些花生糖果，與朱德、陳毅等人一起熱鬧一下，就算是喝過了喜酒。

就這樣，毛澤東與賀子珍走到了一起，開始了他們相濡以沫的10年革命伴侶生涯。

在井岡山的歲月，是極其艱苦的，但對他們二人來說，也是人生中難以忘懷的浪漫時刻。

晚年的時候，賀子珍曾回憶道：“物質生活貧窮，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富有。他博覽群書，每到夜深人靜，他寫得累了，就會給我講他讀過的書，講他的詩文，他的話將我帶入了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一個講，一個聽，不知不覺就迎來新的一天。”

從1928年至1937年，毛澤東經歷了起起落落，在他最艱難的時期，賀子珍也始終陪伴著他，不離不棄。

對于外公外婆的感情，孔東梅曾說：“外公講過一句話，說賀子珍跟了他那么多年，受了許多的苦，但卻是對他最好的一個女人。”

與毛澤東相濡以沫的10年間，賀子珍誕下3子3女，在極端險惡的戰爭環境中，努力盡到了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

但也就是在這10年間，在精神與肉體上，賀子珍都承受了太多傷痛。

10年間，她經歷了數次至親骨肉的生離死別，一次次的沉重打擊，即便是最為鐵石心腸之人，也都難以承受。

長征的時候，賀子珍為了掩護戰友，遭敵機轟炸而身受重傷，至1984年離開人世時，她的體內仍留有十余塊大小不一的彈片。

而艱苦條件下的頻繁生育，也對賀子珍的身體造成了極大傷害。

1937年，延安已經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圣地。

毛澤東肩上的責任愈加重大，在日漸忙碌中，與賀子珍的交流也減少了許多。

而賀子珍身體滿是傷病，即便想要多做一些工作，也總覺得力不從心，這也使得她的內心極為失落。

隨著大批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紛紛涌入延安，賀子珍感覺到自己已然落伍，一向要強干練的她，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危機感。

在這樣的情況下，她與毛澤東之間的夫妻矛盾不由變多，感情漸漸出現了裂縫。

在性情上，毛澤東與賀子珍頗有相似之處，他曾和賀子珍說：“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起響叮當。”

毛澤東平時比較溫和，可若火氣一上來，那也是大得很。

賀子珍更不必說，這可是一個18歲就出來干革命、手持雙槍滿山追敵的巾幗英雄，性子自然是急躁的。

這樣的兩個人如果火氣都上來了，免不了要大吵一架。

這一次兩人吵架的導火索，來自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與她的翻譯吳麗麗。

關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曾志在回憶錄中也有一些記載。

毛澤東與曾志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后到蘇聯治病。”

1937年8月，一氣之下的賀子珍離開了延安，“去治病”，“去學習”，“去休息”。

毛澤東希望賀子珍能夠回來，一路托人勸阻挽留，并寫了封信讓勤務兵送到西安，想將賀子珍接回來。

賀子珍不肯回，又讓勤務兵捎回了一方白手絹，上邊寫著信：“從此訣別！”

原本賀子珍準備先去上海，然“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是去不了了，賀子珍轉道蘭州、迪化，頭也不回地去了蘇聯。

到達蘇聯不久，賀子珍生下了幼子，取名為“柳瓦”，可這孩子很快夭折。

孩子的離去，使得賀子珍極為痛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賀子珍傷心至極，每天都去柳瓦的墳上哭，她非常苦惱，毛主席很少寫信給她，收到過一封也只有三言兩語，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動給毛主席寫信。我從蘇聯回國，說可以幫她帶信給毛主席，她說不帶。”

1939年9月，在賀子珍30歲的這一年，她收到了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轉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提出了要終止婚姻關系：“以后，我們就是同志了。”

當時，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蘇聯東方大學八部學習，賀子珍悉心地照顧他們的生活，但并沒有點破自己的身份，她每個月都從自己70盧布的津貼中擠出一部分，給兄弟倆買東西。

1941年底，毛澤東將李敏送到了蘇聯，賀子珍與三個孩子相依為命，在異國他鄉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家。

孔東梅回憶，她曾經讀過外婆在晚年時寫給外公的信：“那封信很長，看得人心酸，外婆說她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苦，為了養活我媽媽、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徹夜編織毛襪子、洗衣服，周末的時候還要去伐木，家里有時連吃的都沒有......”

蘇德戰爭爆發之后，物資更為匱乏，賀子珍的情緒愈加苦悶。

孔東梅說，每當提起這段往事，外婆就會淚流滿面，如果問起為何被送往精神病院，外婆總是痛苦地說一句：“我不愿意回憶這些。”

1947年8月，賀子珍帶著毛岸青、李敏回到祖國，并于次年在哈爾濱參加全國勞動大會。

1950年，經組織安排，賀子珍離開東北，前往上海，她在哥哥賀敏學家借住。

后來，陳毅元帥離開上海赴京上任，安排賀子珍住進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號。

而這期間，只有彭德懷與陳毅前去看望過她。

賀子珍也曾考慮過開始新的生活，她與一位老戰友說，自己有兩個心愿：“不要因為我曾經做過‘第一夫人’，你們就覺得我與別人不一樣；希望能夠見一見毛主席，說句話握個手就行。”

但最終，賀子珍還是選擇了孑然終老。

而見面的心愿，一直到了1959年在廬山才得以實現。

這是賀子珍與毛澤東分別22年之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面。

這一次見面之后，賀子珍對廬山顯得格外眷戀，在1962年、1965年、1975年的夏天，她又數次前往廬山休養。

平日里，女兒李敏成為賀子珍與毛澤東之間的溝通橋梁，李敏往返于北京與上海之間，傳遞消息與禮物。

這些禮物之中，有一方男用真絲舊手絹。

這是當年賀子珍離開延安時，讓勤務兵捎回帶給毛澤東的那條白手絹，毛澤東又將它交給了賀子珍。

直到賀子珍逝世，在她留下的箱子里面，還保存著這條舊手絹。

賀子珍的晚年，身體一直都不好。

1954年9月，收聽毛澤東在一屆人大閉幕式上的講話錄音之后，賀子珍突然暈厥，被緊急送到了上海華東醫院。

孔東梅說：“小時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病’，很久以后才明白，外婆是因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發表講話，外婆就會暈過去。外公聽到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淚。聽說外婆總是生病，外公就寫信給媽媽說‘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

1976年9月，在毛澤東彌留之際，李敏趕到了他的身邊。

此時毛澤東已經沒法講話，他只是向李敏做了一個手勢，以指尖畫了一個圓，為此李敏還曾揣摩了很長時間，她猜想這應該是“桂圓”的意思。

而賀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圓”。

但一直到毛澤東逝世，賀子珍都未能去到北京。

1979年6月，在動蕩停歇之后，賀子珍被增補為政協委員。

當年的9月3日，距離毛澤東逝世三周年紀念日還有6天，賀子珍乘坐專機抵達北京，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去到北京。

9月8日，賀子珍坐在輪椅上，手中緊緊握著一方白色手絹，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前往毛主席紀念堂。

在北大廳，賀子珍獻上了一個心形花圈，上邊寫著：“永遠繼承您的革命遺志，戰友賀子珍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

她在毛澤東白玉坐像旁的一張照片，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張“合照”。

1984年4月19日，毛澤東逝世之后的第8年，賀子珍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骨灰最終安放在了八寶山。

賀子珍的遺物之中，除了一張《革命軍人殘疾證》，還有十余塊嵌在體內50年的彈片，這些沉甸甸的物事，也是賀子珍傳奇、坎坷人生的一份見證。

賀子珍與毛澤東的十年相濡以沫，留下太多撼人心魄的愛情故事。

賀子珍與毛澤東幾十年的悲歡離合，也有著太多的傷痛與遺憾。

斯人已逝，但他們的史跡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