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行將過半的時候，中國互聯網終于感受到一點暖意了。

好消息包括但不限于兩批游戲版號的釋放，騰訊股價一度重新站上400，多家上市進程停滯的公司收到了好消息。連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新東方，似乎也在俞敏洪的帶領下找到了一張咸魚翻身的船票：雙語直播。

與疫情同行的這三年里，投資者和行業內人士，對中國互聯網未來的認知，從極度樂觀到極度悲觀。2020年的時候，無論是扎克伯格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時的只言片語，還是螞蟻即將IPO時沸騰的杭州樓市，都確認了中國互聯網成為了全球競爭中僅有的兩個玩家。

而今年年初，在兩張中美獨角獸公司對比圖傳播的氣氛里，很多人開始認為中概股的景氣周期已經徹底結束，造富神話一去不復返，接下來的只有裁員，停滯，轉型，“35歲的大廠中年人，都自求多福吧”。

這兩個極端的觀點都是不準確的。

在經濟困難，地緣政治緊張與國內嚴監管的三重沖擊之下，中國互聯網已經把所有的紅利吐出，泡沫擠破，想象空間全部關閉，留下的市值，就是堅若磐石的底部。

過去的半年里，這個底部已經被300港幣的騰訊，106港幣的美團，55港幣的快手，72美元的阿里，17美元的B站所標識出來。但是這個底部背后，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韌性，該如何理解。

我們以B站Q1的財報為例，這個季度，B站的用戶大盤和收入雙雙實現了30%左右的增長：日活用戶接近8000萬，月活用戶接近3億，平均用戶時長接近95分鐘，收入超過50億人民幣。

更重要的是，這50億收入，非常均衡地被分為20.5億元的增值服務，10.4億元的廣告收入，13.6億元的游戲業務收入以及6億元的電商收入。受經濟環境影響，很多互聯網公司本財季廣告收入腰斬式下滑。但是B站的廣告業務，經過了幾個季度的蒙眼狂奔之后，仍然維持了一個不錯的成績，錄得了46%的同比增長。

圖上的四種收入，分別代表幾種完全不同的用戶消費場景：增值服務是直接為優質內容付費，無論是購買大會員還是向直播間打賞；廣告和游戲是用戶在內容頁長時間停留的獎勵；電商業務把觸角伸到線下，直接向用戶交付商品和服務。

跟這個收入結構非常類似的是騰訊的收入結構：社交網絡收入291億元，游戲收入336億元，企業服務428億元，可以說三足鼎立，再加上一個在線廣告收入180億元，這是一個長年利潤率不高甚至虧損，業務風險大，而且極容易受到經濟大環境影響的業務。

騰訊這季度的財報里有一句話，“社交網絡收入增長 1%至人民幣 291 億元，反映我們的視頻號直播服務的收入增加，但大部分被音樂直播及游戲直播收入下降所抵銷”。反過來講就是，雖然音樂與游戲直播受經濟和監管環境影響下降，但是視頻號的增長抵消了這部分下降，穩定了直播服務收入的增長。

這就是第一類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韌性。

用戶在他們的平臺上獲得的不只是某一種特定的服務，用戶和創作者的連接，用戶之間的連接都保證了新業務的可能性。這樣，單一業務就不再是公司的護城河，而是整個用戶的生態。只要用戶時長和規模在，單一業務市場狀況或者監管挑戰就不是不可克服的問題。

B站的反義詞就是愛奇藝和Netflix奈飛，單一的直接為內容付費模式一旦遇到不可控的風險，就會進入用戶流失→投入減少→內容質量下降→用戶繼續流失的死亡螺旋。

當然不是說，B站站在自制內容的對立面。B站本身就把自制內容和大會員收入作為重要的業務支撐，今年Q1之后，B站的大會員總數已經超過了2000萬，同比增長15%。B站在紀錄片上的投入，對優秀創作者的獎勵，以及版權內容的引進，一直在避免像短視頻平臺那樣，用二創無限制侵蝕專業創作者的用戶基礎，最終導致優秀創作者消失，二創也失去優質的內容養分。

在B站的內容生態，每一個品類的內容都自帶自己的社區傳播圈層。一個大IP的成功，都會形成自制節目，Up主PGC，用戶爆梗三次接力傳播，這種漣漪效能是其他平臺難以復制的。

舉個例子，優愛騰都把自己的營銷主陣地放在社交媒體，重金投入之下雖不乏亮點，但是價值觀爭議還是難以避免。而B站僅僅依靠用戶圈地自萌，就能保證一個節目長期運營。《說唱新世代》在B站熱播之后，站內的說唱UGC內容就迅速增加。B站的晚會、廣告片，爆款不斷，已經成為出圈利器。

優質的生態和用戶口碑，是社區型產品的生命線。只要這個生命線還在，收入的模型可以隨著產品的創新調整。這一季廣告收入的增長，就跟豎屏的Story Mode推出關系很大。另外，只要業務和用戶基本盤表現出了穩定性，通過運營成本和營銷費用的降本增效實現開源節流，也很容易提升公司的財務健康水平。

第二類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韌性是與實體經濟的聯系。

這一類公司可以以京東和美團為例。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前，美團，京東，拼多多，甚至于滴滴等企業大手筆押注社區團購，爭奪最后一公里物流。這種態勢不僅讓普通用戶覺得商業資源被大量浪費，擔心夫妻店被搶了生意。還引來官方媒體直接下場，批評平臺經濟要面向星辰大海，而不是計較“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

然而疫情之后，尤其是這次上海疫情，中國基礎設施最完善，線下業態最豐富的上海受到沖擊。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外賣平臺是一種重要的基礎設施，不僅僅是“送盒飯的”。而圍繞最后一公里配送展開的倉儲，物流，算法系統，也成為了保供應，保民生的重要“硬科技”。

京東和美團這一類的企業，不僅有遍布全國的物流倉儲網絡，還雇傭了大量了基層勞動者。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年輕人就業困難，而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這類“低門檻，中等收入的工作”就成了一張社會安全網。有數據顯示，一線城市的外賣員，一半以上的工資位于6000到10000區間。這樣一份工作，交得起偏遠地段的房租，滿足一日三餐所需，節約一點的話可能還有結余，甚至成為家鄉縣城的購房主力。

因此在制定監管政策時，平臺企業對就業的貢獻一定會被視為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當然并不是說，如果沒有第一類公司的用戶生態，也沒有第二類公司和實體經濟的強關聯，其他的中國互聯網企業就沒有韌性了。

新東方的老師們在直播間翻紅之后，這家公司的股價在兩個交易日里就翻了一番。俞敏洪，過去因為女性和教育議題，多次站上輿論的審判臺，這次他贏得了人們一致的好感。

給中國互聯網公司最終兜底的，叫企業家精神。說到底，中國互聯網公司白手起家，基本上都沒有壟斷性的資源，必須建立組織管理和業務效率上的雙重優勢。所以危機來襲，最壞的結果無非就是現金流歸零。只要回歸初心，聚攏起團隊，重新找到屬于自己的業務只是時間問題。

因此我相信，中國互聯網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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