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后，曹操揮師關中，在南線戰場所給予孫劉聯盟的壓力減小。

終于緩了一口氣之后，孫劉聯盟的內部矛盾卻又逐漸浮出水面，劉備用長沙、桂陽換取南郡，孫、劉兩家以湘水為界，分割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一方面是關羽北伐勢如破竹，而孫權受挫合肥，另一方面則是極力倡導孫劉聯盟的魯肅已經去世，因而接任的呂蒙選擇了背刺盟友，孫劉聯盟破裂。

魏黃初二年、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劉備稱帝之后，便準備傾盡全力討伐孫權，既是復仇，也為重奪荊州。

夷陵之戰，劉備梭哈了一把，輸了個精光。

事實上，劉備輸得并不冤，因為他不僅犯了三個致命錯誤，還遇上了一個能將兩棲登陸作戰玩得飛起的陸遜，最終只能靠著諸葛亮罵罵咧咧地收拾殘局。

劉備的第一個錯誤，是時機

劉備發動夷陵之戰的時機，并非是一個正確選擇。

劉備在四月稱帝，五月就想伐吳雪恨，這樣的時間節點實在是過于緊迫。

從實際情況出發，擺在劉備面前的首要問題，應該是國之內政，以穩定民心、發展經濟為主，故而包括諸葛亮、趙云在內的一眾朝臣，都極力勸阻他不可東征。

孰料，劉備不僅不聽群臣忠諫，甚至還囚禁了秦宓等部分反對東征的官員。

劉備一意孤行，令張飛率軍自閬中出而相會于江州，可張飛又于出征前夕遇害。

如此變故對于剛剛建立的蜀漢政權來說，無疑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在荊州剛折了軍方頭號人物，又損失了實際上的軍方二號人物，將士的士氣遭到沉重打擊，這仗還能打么？

然而，此時的劉備不但沒有冷靜下來，反倒是不顧一切，仍堅持于七月御駕東征。

《孫子兵法》有云：“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

這句話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不管是君主還是將帥，都不應該意氣用事，不應該在氣頭上盲目發動戰爭。

秦宓反對伐吳，劉備就將他丟進大牢。

趙云反對伐吳，劉備就不讓他隨征。

由此可見，此時的劉備已經完全被東征的事情沖昏了頭腦，喪失了理智。

事實上，就連曹魏的許多文臣武將，也都不敢相信劉備會真的伐吳。

得知劉備即將東征，曹丕還曾召集群臣討論。

曹魏的群臣們都說：“蜀小國耳，名將唯（關）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

他們也都覺得，劉備聲稱伐吳，興許只是放了個巨型煙霧彈罷了。

相信劉備真敢這么干的，就只有侍中劉曄，他如此說道：“蜀雖狹弱，而劉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余。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于始終之分不足。”

劉曄的這一番分析，或許也是真正地猜透了劉備的心理：一方面是“欲以威武自強”，想要通過一場伐吳戰爭來表明自己夠牛，借之以立威；一方面是給關羽報仇，以成全二人之間的義氣。

諸葛亮不敢強力諫阻，原因或許也在于此，非要攔著他不讓東征，那就是不讓他立威，不讓他成全義氣。

這樣的責任，諸葛亮擔當得起么？看到秦宓的下場了么？那就干脆不作過多的明確表態了。

但不管怎么說，劉備在這樣的時間點伐吳，的確不是正確選擇。

從天下大勢來看，孫、劉兩家只有聯合起來，才會擁有與曹魏抗衡的可能，如果是兩家互毆，那無異于是方便曹魏摘桃。

從蜀漢政權來看，劉備剛剛稱帝三個月就大興兵戈，這將會很大程度動搖到軍心民心，甚至是動搖到國本根基。

冷靜了再想，想好了再做決定，比什么都重要。

劉備的第二個錯誤，是決策

從地理來說，成都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多是崇山峻嶺，極不利于行軍。

雖是有著長江順流而下的便利，但在奔騰的江面上，又是易進難退。

劉備親率4萬大軍東征時，先遣吳班、馮習等將攻破吳軍巫縣（今重慶巫山），繼而占領秭歸（今屬湖北），取得了開門紅。

一路之上，劉備得到五溪蠻夷首領沙摩柯的助戰，兵力增至5萬余人，并迅速進兵至夷陵西界，與率兵到此的陸遜對峙。

此時，黃權甘做前鋒先行試探吳軍斤兩，他向劉備建議道：“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后鎮。”

事實上，黃權的這個建議極為穩健。

一是因為蜀軍順流，不好控制，未明敵情之前不可冒進。

二是因為皇帝太過靠前風險極大，到后方呆著要安全些。

劉備不僅不聽，反而大發雷霆，他認為黃權這是在干涉他的指揮方略，故而將黃權從前軍調離，改任鎮北將軍，駐守當陽都督江北諸軍。

黃權走后，劉備“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駐扎于夷陵猇亭一帶。

之后便是長達半年的相持，劉備決意速戰，陸遜堅守不出，故而蜀軍士氣開始逐漸下降。

到了酷暑時分，劉備將水軍也移到陸地之上，在深山中安營扎寨，打算等到秋后天氣涼爽了再發起進攻。

而這，就給陸遜提供了絕佳的反擊機會。

事實上，當得知劉備以樹柵連營700余里的時候，遠在洛陽的曹丕就跟滿朝文武說道：“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乎！”

蜀軍遠離后方，屯兵于吳國境內的山道上，后勤無法保障，加之百里連營分散了兵力，這本就是兵家大忌。

劉備如此決策，終于被陸遜搞了個“火燒連營七百里”，損兵上萬人，馮習、張南、沙摩柯、傅肜、程畿等將領戰死于陣，杜路、劉寧等將領投降東吳，黃權被迫投魏。

兵敗如山倒，劉備雖是及時集結了中軍與部分前軍，在涿鄉（今湖北宜昌西）與陸遜主力展開決戰，卻始終沒能扭轉形勢，只能一路西撤，退至夷陵西北的馬鞍山一帶。

陸遜窮追不舍，命人四面圍山猛攻不止，幸虧此時跟在劉備身邊的都是中軍精銳，以戰死上萬人的代價，終于為劉備贏得了突圍時機。

劉備連夜跑路，又燒毀了大量鎧甲，棄于當道抵擋追兵，這才堪堪逃回秭歸，再舍棄了所有船只，通過陸路退往白帝城。

此一役，蜀軍幾乎全軍覆沒，幸得趙云及時率兵來援，使得陸遜喪失了再攻白帝城的絕佳良機。

此后，劉備一病不起，于次年三月托孤諸葛亮，四月駕崩于白帝城。

決策上的錯誤，讓劉備賠掉了蜀國之根基，全軍精銳損失殆盡。

劉備戎馬半生，以他的軍事才能來說，實不該有這樣的戰場錯誤決策，或者也可以說，依舊是盲目伐吳的決定蒙蔽了他的雙眼與心智，仍是那一句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仇恨，讓他喪失了理智思考的耐心。

劉備的第三個錯誤，是戰術

當然，這與他的第二點錯誤也有重合之處，決策的失誤亦屬戰術錯誤。

而劉備在戰術上的最大錯誤，就是棄舟登陸。

雖是易進難退，但既已決定東征，就該利用身處上游的巨大優勢，5萬大軍水陸并進、窮追猛打。

事實上，劉備的這一戰術錯誤，在陸遜給孫權的上疏中也有體現。

陸遜向孫權道：“臣初嫌之水路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伏愿至尊（孫權）高枕不以為念也。”

對于傾巢而出的蜀軍，陸遜說不憂心是假的，他最怕的就是劉備采取水陸并進的方式。

以上游攻打下游，本身就有著巨大的地形優勢，如果劉備再能借助水勢之力，就足以讓陸遜吃不了兜著走。

后世的唐朝名將李靖，亦是在長江之中，亦是上游攻下游，短短時間之內，就將蕭銑號稱“四十萬”的大軍直接打趴。

劉備棄舟登陸，選擇了與以逸待勞的陸遜長久對峙，這是夷陵之戰的最大戰術錯誤。

當然，這其中或許也有著客觀原因，大概是因為蜀軍缺乏水上作戰的基礎與經驗。

在關羽沒死之前，他手底是有荊州水軍，也很具備水上作戰能力，然而這批水軍在呂蒙偷襲荊州的時候就已損失殆盡，而劉備所帶出來的益州兵，想必是無法在水上占到東吳水軍的便宜。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劉備這樣的戰術安排，也可算是一種無奈之舉吧。

然而，通過《黃權傳》的記載，我們不難發現這么一句話：“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

劉備的主攻方向，實際上是在江南，他的目的顯然是要占領宜都、公安等據點，而后聯同江北的黃權，共同夾擊江陵。

而從劉備大軍所駐扎的江南猇亭一帶，至夷陵城約有百里之遙，棄舟登陸也就意味著，這一段遙遠的沿江地帶，蜀軍陣地是沒有水軍進行側翼保護的。

如此，劉備的江南駐軍，就將面臨著極大風險：陸遜以東吳的強大水軍進行后排切入，將東吳陸軍迅速地運抵劉備駐軍后方，快速登陸作戰，從而形成對蜀軍的前后夾擊。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陸遜在“火燒連營七百里”的同時，秀出了一手兩棲登陸作戰。

陸遜兩棲登陸，給予劉備致命一擊

正史不同于演義，夷陵之戰中的蜀軍浩浩蕩蕩號稱“七十萬”，這是不存在的。

根據諸多史書記載與相互印證，劉備伐吳的部隊加上沙摩柯等蠻夷首領的兵力，也就是5萬余人，對陣陸遜手底的5萬余人，而這其中并未算上東吳的后援兵力。

雙方的兵力，事實上沒有數量上的懸殊差距，其中的關鍵只是在于，劉備的兵力由于連營的緣故極為分散。

陸遜在進行大規模進攻之前，曾試探性地進攻了其中的一營蜀軍，失利而歸，然而陸遜卻說道：“吾已曉破之之術。”

這一次佯攻，陸遜發現了蜀軍營地是由木柵欄所圍成的，便決定使用火攻，他令士兵帶足茅草趁夜突襲，隔一營燒一營，使得火勢迅速蔓延，蜀軍因此陣腳大亂。

正如《黃權傳》中所記載：“及吳將軍陸遜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陸遜又令吳軍自水路出擊，迅速封鎖江面并深入敵后，將夷陵道死死扼住，切斷了蜀軍退路，這更使得蜀軍損失慘重、物資盡毀。

在《朱然傳》中也有這么一則記載：“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后道，備遂破走。”

“乘流斷圍”，“斷其后道”，陸遜一手漂亮的兩棲登陸作戰手法，已是躍然紙上。

事實上，在冷兵器時代，也只有斷掉敵人退路，才有可能獲取到擊殺敵方諸多高級將領的大勝，而這也是陸遜給予劉備的最致命一擊。

類似的戰法，或許也可以用“仁川登陸”與之作為對比。

蜀國元氣大傷，諸葛亮無奈收局

一場大戰，一次豪賭，劉備的一手梭哈，輸了個精光。

先有呂蒙背刺，后有夷陵之戰，孫劉聯盟已被破壞到無以復加，這對于諸葛亮的《隆中對》戰略部署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打擊。

打也打了，干也干了，是時候好好靜下心來想想未來了。

畢竟，陸遜剛剛攆著劉備到了白帝城，魏國大軍就已迫不及待南下，想撿點現成便宜了。

夷陵之戰過后，孫權曾派使者前往白帝城，向劉備求和。

事已至此，劉備只能允和，因為想要再干人家一場，也已經干不動了。

但這一次的允和，也只是停戰罷了，并沒有回到“聯盟”這樣的高度，一是因為蜀伐吳，吳已對蜀失去信心，二是因為吳已向魏稱臣，蜀亦不屑于再修盟約。

劉備駕崩之后，諸葛亮受遺詔輔政，全面掌管軍國大事，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著“聯吳抗曹”的大政方略。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十月，在劉備駕崩半年之后，諸葛亮以鄧芝為中郎將，派遣他入吳修好。

鄧芝向孫權痛陳利害，終于使得孫權下定決心與曹魏斷絕關系，從此專心一致地與蜀國聯合，每有一國與魏征戰，另一國必搖旗吶喊、呼應支援。

得益于此，蜀國在諸葛亮的治理之下，得以安心發展，繼而南征、北伐，吳國也在開發江南、處理山越的問題上頗為獲益。

而這一場名垂千古的夷陵之戰，也成為劉備人生中的最后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