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政府再給錢，日本人為什么也不愿生娃？

婚后生活不再以生殖為大而以快樂為大。這種將生殖的性與快樂的性相分離，也是日本年輕人不愿生娃的一個視點。

文/姜建強

據日本政府估算，去年日本年出生人口首次降至80萬以下。這表明少子化還在持續。有鑒于此，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今年的新年致辭中說：“我們不能再拖延了，東京將帶頭制定具體措施。”為此，東京都政府計劃為東京都內年齡在18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每人每月約5000日元（約合280元人民幣）的補助金，不問每個家庭的收入情況，以作為解決日本出生率持續低下的舉措之一。目前，對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日本政府已經每月給予1萬日元或1.5萬日元的補助金，直到孩子初中畢業。如果再加上這次決定發放的5000日元，有的家庭一個小孩就能每月拿到2萬日元（約合1100元人民幣）。此外，日本政府的這次大手筆是提升生育補助金，從現在的42萬日元增加至50萬日元（約合28000元人民幣）。

不過，問題的深刻性在于，即便政府再如何鼓勵生育，再如何采取措施，日本人也不愿生孩子。其中的原因歸納起來有兩大原因。

第一，還是一個字：難。這個難，首先是錢少的難。這主要是孩子的教育費用。雖然日本的義務教育是免費，但從幼兒園3歲到高中三年級的15年間，如果全部上私立學校的話，學習經費大約是1830萬日元（約110萬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大學的教育費用。如果孩子一直就讀公立學校，學習經費為541萬日元（約31萬人民幣）。這其中，如果只有幼兒園選擇私立學校，中小學選擇公立學校，其學習經費大約為635萬円（約36萬人民幣）。如果幼兒園與高中選擇就讀私立學校，小學與初中選擇公立學校，其學習經費大約為788萬円（約43萬人民幣）。值得說明的是，上述日本文科省所調查的學習經費，包含了學校教育經費、學校提供的午餐費、校外活動費和校外活動費（包括課外輔導班的費用）。

這樣看，不上私立上公立的話，學習經費并不是很貴，一般家庭都能承受。不過問題在于如果不讓孩子在某一階段上私立學校或不讓孩子上私塾補習，是很難考上好大學的。這樣看，如果一家同時有幾個孩子上私立，普通家庭是難以承受的。所以日本人說：“如果生一個孩子，政府給予1000萬日元（約58萬人民幣）教育經費的話，就生。”要知道日本上班族的年薪平均只有500萬日元（約28萬人民幣），吃喝開銷后所剩無幾，哪里還能存下孩子的教育費用。在這個狀況下如何敢多生孩子呢？

這個難，其次是怕失去工作的難。為了生孩子而丟掉飯碗，是現在許多日本職業女性不希望看到的結果。許多女性認為，與其葬送自己的職業前景，不如把“生子”這顆定時炸彈扼殺在搖籃中，以免后患。如有日本女性說：“丈夫讓我再生一個。我回復說你請保姆嗎？他一年不到500萬日元的收入，養一家三口都還要節省。哪有錢請保姆啊？”

這個難，再次是帶小孩的難。由于文化的不同，在日本老人年，即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是不會幫忙帶孩子的。年輕媽媽自個兒帶孩子，經驗不足，耐心不足，會很容易感覺育兒心累身累從而產生厭煩最后得憂郁癥。日本多發年輕媽媽虐待孩子至死的案件，其原因就是育兒心累身累造成的。對此有日本女性說：很希望國家弘揚或鼓勵長輩們幫忙看孩子的文化。不然靠一個人，生一個就累了。很難想象一個媽媽同時帶3個孩子生活。這樣看，日本的少子化問題，將是長期的不可逆轉的問題。因為上述的“三難”，在日本基本上是無解的。

第二，與日本年輕人婚姻觀發生變化有關。婚后生活不再以生殖為大而以快樂為大。這種將生殖的性與快樂的性相分離，也是日本年輕人不愿生娃的一個視點。日本女權學家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有中譯本）一書中，就將性分為兩種——為生殖的/為快樂的。由此，男性視角的女性也分為兩種：成為母親的女人和成為性歡愉對象的女人。即“圣女”和“歡女”的分野。現在的情勢是：男人非但不為圣女感動，甚而有蔑視之嫌。女人非但不為自己是圣女而自豪，反而產生厭女癥——自我嫌棄。于是，男人期待著自己的交往對象或婚姻對象是一個“歡女”。女人期待著自己的交往對象或婚姻對象是一個“歡男”。這就如同日本小說家本谷有希子（著有暢銷小說《異類婚姻譚》）所說，夫妻之間的婚姻狀態，就是一種“低溫狀態”。這種“低溫狀態”的本質，就是原本井井有條的生活，不應被打破。也即所謂的“后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