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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還是延續上一篇聊盧沙野大使的內容，想要再深度挖掘一下我們外交技巧的進化之路。

看過上一篇文章的小伙伴應該還記得，在外交場合，其實從來都沒有什么“個人觀點”，外交官們專業能力絕對不低，不可能對外表達“逆國家戰略”的信息。

所以所謂的“個人觀點”、“言論自由”、“個人行為”等等，其實都算作外交技巧上的一種，普遍用來釋放某些不能直白表達的信息和情緒。

為的就是不落口舌，而且有回旋余地，這種行為在國際外交事務上，其實非常常見，比如歐美就特別喜歡用這個技巧。

我們經常聽到他們那邊傳來什么“瘋言瘋語”，一般都會用“言論自由”給擋回來。

更有甚者，比如美國官員竄訪臺灣，包括之前佩洛西，也都是用什么“個人行為”，不代表政府的態度，等等說辭。

那為什么這些東西如此常見，當我們運用的時候，還是有相當多的民眾看不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思考。

想來想去，還是源于我們此前對外交事務、國際形象的宣傳導致的。

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君子。

我們常常說，外交無小事，其實本質上就是在說，外交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當然我們確實一直是這樣做的，包括我們外交的流程、語言規范，還有對外形象等等，都在表達我們在進行一件很嚴肅的事。

用上面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君子風范”。

重點要求就是我們對外，要顯示出友好、靠譜、有信譽、一言九鼎的外在形象。

不得不說，這個思路肯定是沒問題的。

你看美國就是一個極大的反差，我們現在為啥很不喜歡和美國談事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這個國家出爾反爾太多了。

可能前腳聊妥了一件什么事，后腳執行起來別人就不認，別問，問就是我們“三權分立”，問就是我們“兩黨制衡”。

所以跟這樣的國家打交道就很累。

但跟我們就不一樣，只要是我們外交釋放的信息，普遍都是已經定好了的，而且經過了深思熟慮，話只要說出去了，那基本就確定了，不會存在出爾反爾的情況。

所以其它國家就很喜歡跟我們打交道，就沖著我們“有信譽”這一點，其實能節省很多效率。

但這樣的自我定位，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如果我們面對的是同樣嚴肅的國家，那我們都很輕松；而一旦對面就是那種“偷奸耍滑”，老想占便宜的國家，我們其實就很被動。

因為有“言論自由”、“個人行為”這些“魔法武器”，我們經常是吃了啞巴虧，但有苦說不出。

那你說我們能不能轉變成美國那樣呢？咱們也別搞這么嚴肅行不行？

我個人覺得是不行的，還是在于收益和損失的問題，你別看像美國這種外交事務上各種“偷奸耍滑”，看上去我們吃虧了。

但長期來看，這對他們國家形象一定是負面的，對其他國家也缺乏了尊重，而這，恰恰是我們用來團結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重要武器。

那你說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嗎？其實我們國家另辟蹊徑，轉了個彎還是用上了相同的技巧。

于是我們就要聊到一個已經退休的老同志——胡錫進。

胡錫進在互聯網上的形象其實很有趣，之前有人總結過，他是唯一一個左派右派都不喜歡的人。

原因就在于他太喜歡“騎墻”了，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客觀”、“中立”。

但互聯網上哪里有可能真正保持中立立場，你忠誠不絕對，那就是絕對不忠誠。

你一會向著“左”，一會向著“右”，那就是你這個人有問題，所以就容易挨罵。

但實際上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思考一下，老胡這種騎墻的做法，本身缺乏目的性。

假如他是一個自媒體博主，搞所謂的“客觀中立”，我們還能認為可能是為了湊熱點、賺流量。

但他既然做到了主編這個位置上，肯定是看不上這點三瓜兩棗的小利益的。

所以拋開這點，要么他就是這么一個喜歡跟大眾唱反調的人，要么就是他的工作內容需要他保持住“客觀中立”的立場。

結合我上面說的外交技巧，其實你就會發現，老胡其實就是我們用來外交場上“偷奸耍滑”的那個人。

你看啊，首先他的履歷可以說是“根正苗紅”，不然也不可能最終做到《環球時報》總編輯這個位置上。

但是，他又不是政府官員，雖然是黨員，但名義上并不能代表國家進行外交活動。

所以這個兩個身份一疊加，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很讓外國人難受的中間態。

你說老胡要是說了什么吧，我還必須聽著，因為以他的位置來說，講的內容很有可能帶有政府想要傳達的信息。

但如果你想要借著他的話，想要向我國政府發難，那又不行，因為他又不是政府官員，僅僅是一個媒體的主編，也就是你們常說的“第四權”，難道媒體人就不能“言論自由”嗎？

這里我舉兩個老胡行使這種特殊外交能力的例子。

第一個是關于老胡一直呼吁快速增加核武器到千枚以上。

這個觀點其實早在20年5月就有了，當時也是被好多人罵得狗血淋頭，覺得他是個戰爭販子。

而這個呼吁的邏輯當時很多人沒有看懂，核心就在于那個時間點美國在疫情中所展現的抗擊打能力——能承受極高的傷亡數字，有一個說法這叫做“低人權優勢”。

這真的不是在挖苦和嘲笑美國，這確確實實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一個問題。

包括美國自己的教授泰勒·科文就曾發布過題為《新冠擴大美國對華優勢》的文章，就是在闡述這個情況。

而這件事最核心的問題就在于——我們的最低核威懾是否已經失效？

以前我們總覺得我們保持最低核威懾就行了，如果和美國進行到核戰爭的階段，我們只要有少量核彈落在了美國的大城市，他們就接受不了，所以不會選擇與我們進行核交換。

但新冠疫情表現出另一個狀態：美國對死個幾十、上百萬人完全沒有感覺，整個國家并沒有出現什么大亂子。

那這個時候只有少量的核武器能打到美國本土，是否還能震懾美國政府，讓他們投鼠忌器，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所以面對現在這個狀態下的美國，我們必須要料敵從寬，不能以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衡量這個國家。

所以才有后續老胡呼吁在我們解決臺灣問題前，一定要盡快擴大我們的核武庫。

一旦我們核彈頭數量級與美國持平了，就意味著我們能打到美國本土的核彈數量也會上升一個數量級，那這時候美國可能遭受的傷亡就不一定能夠承受了，最低核威懾也將繼續保持著它的作用。

了解了最上面關于特殊外交技巧的內容后，你就會發現，為什么增加核武器這件事一定要老胡來講。

首先核武器在國際外交中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東西，特別是我們作為大力推行“核不擴散”、呼吁“降低核戰爭風險”的國家來說，我們更應該要以身作則。

所以真要讓我們從外交渠道來傳達這個信息，反而是給歐美輿論落下口實。

老胡來講就不一樣了，首先他并不代表政府，作為媒體人，更多的是呼吁。

但由于他本身背景如此“硬核”，又很難不讓人懷疑他的這個呼吁是否代表了國家的意志。

一方面可以當成提前宣告，告訴全世界特別是國內民眾，我們要提高核武器水平的重要性，可以提前看看大家反應，那后續真要這么做其實就有心理基礎。

另一方面，這本身就是一種威脅，我說我們要提升核武器到千枚，你怎么知道我們現在沒有在做這件事？很有可能我們其實已經有千枚了，只不過用這種方式“委婉”地表達出來。

你看，就這么一件事，就能讓老外思考好久，不管我們是不是真要增加核武器，又或者已經增加，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威懾力。

這就是輿論場上外交技巧的妙用。

另一個例子則是佩洛西竄訪臺灣。

事前就屬老胡喊得最大聲，甚至很明顯有要使用軍事手段的意味，結果最終我們沒有這樣做。

導致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憤怒群眾指責胡錫進，認為就是他這樣的人在裹挾民意，最后被打臉了，現在反而讓中國在世界上丟了臉。

但是，那個事件之后我是專門寫了復盤文章的，很明確地說明了，其實我們進行環臺封鎖演習，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反制手段。

原因就在于這個“項目”本身就是需要我們去演練，可是在和平時期我們其實沒有機會這么做。

反而是借了這個機會我們不僅實行了封鎖演習，還完全抹除了“海峽中線”這種說辭，甚至最終將演習常態化。

這一步走扎實了，對我們未來真正進行統一更有幫助，這遠比用軍事措施和佩洛西較勁重要得多。

我在文章里面也說了，讓美國最終不敢阻止我們進行這么重要的行動，最關鍵的就是我們民眾自發的——怒。

這樣滔天的憤怒，讓美國不敢有進一步的刺激，就怕民意裹挾政府真做出什么過激的事出來。

而這種怒是如何被勾出來的，就是靠胡錫進這樣的角色，一步步勾出來的。

其實換個思路來想就很容易明白，如果老胡真是逆著國家意志在出聲，不管事前事后，其實早就應該會被禁言了。

最終沒有，那不正是因為他說的，其實是國家希望他說的嘛。

說了這么多，你就會發現，至少在老胡退休前，我們運用外交技巧其實還是轉了一個彎的。

但隨著老胡退休，同時最近世界局勢發展迅速并且激烈，基本上所有國家都繃著一根弦，生怕相互之間有誤判，進而發生其他一發不可收拾的事。

所以去掉媒體這道彎，直接用大使級別的身份來釋放我們想要表達的信息和態度，自然就成了當下我們外交技巧上，急需的轉變。

當然，我們正面外交上肯定還是會延續“君子風范”，這點毋庸置疑，但在更多非正式場合，我們時不時發出一些“友邦驚詫”，肯定也會越來越多。

我是Marx乖巧，為您送上時政熱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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