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豬變種記（中）轉折

本文系“變化的川味原料”系列之川豬篇

1911年9月7日，川督趙爾豐誘捕四川保路要員，槍殺請愿民眾，制造成都血案。是夜，起事水電報自勸業道農場發出，各地軍民揭竿而起。11月22日重慶建蜀軍政府，27日成都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東西對峙，劍拔弩張。

翌年1月27日成渝兩府代表張治祥、朱之洪在重慶商定草約，2月2日簽訂正式合同，遂于3月11日在成都合并，成立中華民國四川都督府，川省始統一入民。

民國初年，四川主要農事機構及川豬概況。

清末新政時，四川農政總局、勸業道所擬“先蠶桑樹藝，后農田畜牧”之農業改良計劃，及初具雛形之農改系統，民初漸次恢復。

四川都督府成立后，設實業司承原勸業道事，統管農工商漁林礦各業，司長王國輔（伯涵），內設農務等五科，農務科分農政、農業兩課。1914年6月，實業司改組實業科，隸于四川政務廳，執掌仍舊，地方設實業局所。川豬事宜概歸各級實業部門管理。

原成都總府街之四川農務總會，遷至南打金街續辦。原各屬農務分會、分所，由地方知事續辦，并令各農校畢業生入會參職，致其職員大半為有農學知識者。原各屬農校、農事試驗場、墾牧場社、模范工場等多復舊業。

原成都漿洗街之四川勸業道農事試驗場，反正時慘遭兵燹，次年籌款重建，新購農林種子，聘請日本技師，增修農產陳列室，更名四川省地方農事試驗場，設園藝、樹藝、畜牧、測候、森林五部，近地重建女子蠶桑師范傳習所，增設林業試驗場、制絲工場，又于汶川白龍池設林業分場，由是生氣漸復。省農場早期場長有陶嗣侃、袁蔭棠、溫良等。

原成都白塔寺之四川通省中等農業學堂，更名四川高等農業學校，設大中專兩部，以江書祥為校長，擴建校屬農場并新置灌縣靈巖山林場及養蠶制絲室。1914年更名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以凌春鴻為校長，設農學、林學、獸醫學本科，為全省培養高級農林獸醫人才。

民初，四川養豬業受反正之役影響，產量有所下降。據北洋政府統計局統計，1914年全國養豬約7682萬頭，四川養豬約983萬頭，占12.8%，居全國第一。但較本省1910年的1189萬頭少206萬頭，降幅逾17%。

防區時代，為滿足省內需求的川豬改良及洋豬入川。

自1915年冬護國軍興，全川陷入近二十年空前內耗，兵禍連年，政不入軌，苛捐雜稅，層層抽剝，加天災頻來，水旱交乘，致農業衰敗，農村破產。農家豬只，歷兵匪劫掠，經獸疫侵襲，持續減產，至二十年代初降至800余萬頭，較民初又少100余萬頭。

四川養豬，原以采肥為首要，不以營利為目的，自豬鬃等副產被外商大肆采購，其經濟性才逐漸增強。川豬減產對經濟直接影響有三，一為肉品交易，二為屠宰稅及附加，三為豬鬃等副產對外貿易。另如農家肥料、民眾營養問題，則間接影響生產。綜合損失上千萬元之巨。

川鬃質優，久負盛名，各國軍事、工業用鬃日增，對川鬃需求日盛，遂促成一奇觀：豬只總量遞減，豬鬃出口量卻遞增。此實四川豬業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之故。面對如此變化，官民盲目生產保量，非常屠宰取鬃，致川豬生態受損，生產效率降低。

舊俗，川豬有壩子豬和山豬兩種。盆地內所產皆壩子豬，依毛色又分黑毛豬和白毛豬。黑毛豬最普遍，川諺“黑毛豬兒家家有”即為寫照。白毛豬量少，榮昌、隆昌兩縣為主產區，故稱榮隆豬、隆昌豬或榮昌豬。川南山區各縣所產統稱山豬，黑色為主，間有棕色。

其中，榮隆白鬃是公認之世界名品，量雖少而價值極高，利潤頗豐。傳統黑豬區，本以白豬不祥或肉腥而多抵觸。然為厚利，周邊數十縣一面自榮隆采購仔豬飼養以取白鬃，一面將其與當地黑豬雜交繁殖以求增效，竟催生出不如父代之花豬，加之恣意交配，品種混雜，飼養不佳，黑白豬種均呈退化趨勢。

鑒于上述諸端，四川各界從二十年代起，即籌劃以提升產量，增加出口，滿足本省本區需要為主旨的川豬改良運動，多地興起養豬試驗，紛紛引進洋豬與土豬雜交，成為川豬變種的重要轉折。

四川省地方農事試驗場雖早設畜牧部，但向無養豬記錄。至1921年初，始飼有一批豬只以求改良，是為全川官辦養豬試驗之始。惜其數量、品種皆不可考。后因人財不濟，試驗難繼，復以出售農林種苗勉強維持。

1922年6月，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呈請省府批準，組成農業考察團，赴國內及日本多地調查農林狀況與農業教育，期間涉及多個畜牧教研機構，返程后將報告編制成冊，在省內廣為傳播，反響較大。

1924年8月，原四川民政廳實業科，獨立為四川實業廳，直隸于農商部，廳長謝培筠，業務分四科，其中第二科掌理農林漁牧，科長徐埏（孝恢）。該廳發布各縣農場辦法提綱，系統闡述農事試驗細則，集中介紹外來品種試驗、經濟試驗、本地特產試驗等三種農場辦法，后各地川豬改良試驗多加參照。

1930年5月，四川實業廳正式改組為四川省建設廳，掌理本省農礦工商事務，廳長初由向傳義兼任，在原實業廳四科基礎上，增設第五科主管交通等事，農林畜漁仍由第二科掌理。自此，川豬事宜改由各級建設部門管理，直至民末。

1931年春，二十軍駐防廣安，軍長楊森（子惠）鑒于戍區農村破產，副業待振，遂籌款于桂花場創辦集中畜牧試驗場，以楊占云督建，譚萬烈任場長，汪敷昇任技師。該場自北平、上海購入美國波支豬、沙諾乳羊，在川內采購一批豬牛飼養，為四川最早引進洋豬記錄。

是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農事試驗場在江北東陽成立，院農林所劉雨若兼農場主任，面積116畝，設畜牧部，分豬、雞兩業，引進波支豬飼養。該院由盧作孚上年秋創于巴縣北碚，為全國有名的綜合科研機構，盧氏及董事會劉湘、甘績鏞、劉航琛等人，后皆成川豬改良重要人士。

1933年2月，二十一軍在巴縣磁器口主辦四川中心農事試驗場，軍部政務處長甘績鏞（典夔）親任場長，邀陳讓卿回川任副場長。該場面積達1500畝，初設農藝、園藝、畜產三科，建有豬房2座，豬舍14間，可容豬200余頭，號稱華西第一完美豬舍。

畜產科主任陳萬驄（希恒），技士李治鵬，分別自中央大學、定縣平教會購入英國盤克縣豬3頭、美國波支豬6頭，另購入榮昌豬18頭，著重開展洋豬純種繁殖、土洋雜交育種及榮昌豬改良試驗。

中心農場成立五個月后，即并入四川鄉村建設學院，遂成四川首個集養豬教育、調查、試驗、推廣為一體的綜合教研機構。鄉建學院后改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為西南大學前身。

1933年初，江津縣長高泳修（顯鑒）創辦四川平教會，4月在該縣白沙驢溪設實驗區，邀吳太仁主理。同年秋成立農事試驗場，以任百鵬主畜牧，自定縣引進波支豬2頭，另購榮昌豬10頭，江津本地豬24頭，開展豬種改良試驗，任氏后赴玉森農場。

重慶化龍橋之四川玉森農場，為民辦養豬翹楚。該場由二十一軍炮兵司令藍田玉創辦，資中、內江、巴縣皆設分場，規模宏大。1934年秋聘任百鵬建畜產部，自定縣、上海購得兩批波支豬，自宜昌購得美國漢普縣豬8頭，另購榮昌豬300頭，實行商業化運作。

當時各區所引洋豬，特別是波支豬，多來自河北定縣平教會，實因川人晏陽初之故。晏氏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要創始人，長年致力平民教育，二十年代在定縣設實驗區，自國外引進洋種改良土種，頗具成效，遂受各界矚目。

此階段，川省防區未除，政令未統，各地川豬改良試驗雖有成績，但并不顯著，部分結論仍待進一步論證，至于推廣更為有限，洋豬及雜交豬多存于試驗場，民間所養仍是土種天下。

抗戰時期，為支撐國家需要的川豬改良及審視檢討。

1933年9月，二劉大戰結束，四川近二十年之混亂告終。同時，四川充當民族復興根據地之形勢愈明。翌年5月，四川善后督辦劉湘（甫澄）組織全川建設、教育及各界要員八百余人，在成都青羊宮召開生產建設大會，倡導捐稅減負、土貨改良、職業教育、金融濟農等促產要舉。

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組，劉湘任省主席，川政統一，防區解體。郭昌明、盧作孚先后任建設廳長。此后，由中央、省府、建廳統一籌劃實施的，以支撐國家需要為核心的川豬改良全面展開。

當年10月，四川省農村合作委員會成立，劉航琛、湯允夫、許昌齡、鳳純德任委員，其中劉航琛為委員長，湯允夫為總干事。該會旨在辦理四川農村金融緊急救濟及合作事宜，后協同各銀行保險機構，在農民貸款養豬方面著力較多。

1936年3月，由建設廳直轄的四川省家畜保育所在成都成立，為全省有計劃地實施川豬改良之始。所址由漿洗街原省農場改建，占地75畝，設畜牧科、獸醫科、事務科及編委會，著力解決豬鬃、豬種、飼料、防疫、畜病、標本等緊要問題。是年8月，該所建立成華、榮隆、犍樂、江巴四個實驗區，除犍樂區著眼牛疫防治外，其余三區皆側重川豬改良。

該所匯集一批高水平人才，所長程紹迥，副所長汪國輿，畜牧科主任吳年吉，技士余得仁、梁正國，技佐繆炎生、焦龍華、任百鵬等，獸醫科主任熊大仕，技士吳賡榮、楊興業、彭忠信、錢樹培，技佐陳志平、潘新權等，多畢業于美國艾奧瓦大學、普渡大學、日本東京農大及國內燕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獸醫學校，技術力量雄厚。

該所先后引進各地名豬，至次年6月計有英國盤克縣豬28頭，約克縣豬36頭，國內金華豬3頭、如皋豬1頭、云南豬17頭，省內榮昌豬37頭、內江豬16頭、彭山豬5頭、宜賓豬1頭、樂山豬4頭、華陽豬3頭、榮縣豬1頭、南溪豬2頭、筠連豬8頭，另育有土洋一代雜種77頭。洋豬自美國艾奧瓦大學采購，以保純正。

1938年9月，為節省經費，增進效率，省府合并家畜保育所、蠶絲改良場、稻麥改進所、棉作試驗場、甘蔗試驗場、第一林場、農林植物病蟲害防治所、園藝試驗場、林業試驗場等九農事機關，成立四川省農業改進所，址設外東凈居寺，所長趙連芳。次年9月，于所內成立四川省農業推廣委員會，從而形成一個包括九組、二室、一委員會、十三附屬場所、七附屬單位在內的全省農業改良系統。

家畜保育所并入川農所畜牧組，主任熊大仕，原址改建成都畜牧總場，另建內江種豬場、三臺白豬繁殖場。至1939年12月，三場加三峽實驗區畜牧場（原江巴實驗區），計有英國約克縣豬、盤克縣豬，美國漢普縣豬、波支豬、白徹斯特豬百余頭，省內外土種豬近千頭。

抗戰爆發后，國內畜牧獸醫單位遷川，如農產促進委員會、農林部四川推廣繁殖站、農林部南川更牛繁殖場、農林部獸疫防治站、中央畜牧實驗所、中國畜牧學會、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銘賢學院、邊疆學校等（其種院校為涉畜牧獸醫教學者）。隨之而來的還有大批畜牧獸醫專家，如蔡無忌、許振英、朱宣人、戈福江、戈福鼎、汪蔭元、彭文如等。

內遷單位入川后，即與省內相關機構協作，創辦農業推廣試驗區、各縣農業推廣所、家畜促進委員會，深入農村調研推廣，培訓人員，組織國外專家來川講學。短短數年便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于四川于全國養豬業貢獻極大。期間，專家們試選出幾個川豬優良土種，即內江豬、榮昌豬、成華豬、彭山豬、宜賓豬，尤以前三者最佳。

1943年9月，為改進全國畜牧事業，農林部召集中美專家，在榮昌中央畜牧實驗所，舉行全國畜牧檢討會議。會議由農林部漁牧司司長程紹迥主持（原保育所所長），就當時各地畜牧問題及戰后畜牧問題詳細探討。與會者有蔡無忌、張范村、沈同、吳仲賢、許振英、湯逸人、蔣宗三、呂高輝、梁之軍、馬聞天、張松蔭…及美國農業部家畜育種專家費理樸。

費理樸時任農林部美籍畜牧顧問，曾赴國內各地考察，與國內專家探討，交換意見，擬具《中國畜牧改良計劃》（許振英譯）供當局采納。費氏后又與另一美籍赴華專家蔣森共撰《中國之畜牧》（湯逸人譯）為國內參考。書中涉及養豬內容，多引國內專家在川之研究成果，頗能反映當時川豬改良實際，部分觀點至今仍值得細究。

戰時，四川匯聚全國一流畜牧機構及人才，內外需求拉動，工商配套完善，養豬及副產品制造得以快速發展。川豬改良歷經專業冷靜的審視后，對土洋雜交繁育更趨理性，業務重心漸移至土種改良推廣及防疫治療。

并參中農所、省建廳、保育所等統計數據，四川養豬數除抗戰頭兩年低于1000萬頭以外，其余年份約在1100至1200萬頭之間，川鬃出口總值逐年增長，初不足千萬元，1940年已達三四千萬元，考慮貿易及人口因素，此成績頗為可觀。

民國晚期，四川養豬業概況及轉折綜述。

抗戰結束，內遷機構復員。四川農牧機構部分延續，部分或并或銷，養豬試驗多停滯，收效甚微。民眾養豬受物價等因素影響，豬價漲幅抵不過糧價飛漲，養豬者減少。偶有利好消息——如1946年初貴州自隆昌采購仔豬4000頭——仍難改變整體疲軟局面，至1949年，四川養豬一千萬出頭，與清末持平。

上世紀初，近代畜牧學傳至四川，闖進來的洋教授們，跨出去的豬學士們，不斷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土豬，反復以西方科學、經濟標準，來評定其優劣。于是乎，土豬身體背陷、腹垂、腿短、臂斜，這些本以為常的原生特征，紛紛被指責為先天缺陷，即便其產仔量與洋豬不相上下，也被認是繁殖能力弱。

多少年來，川人于川豬，縱其貌丑陋，其性遲笨，終因其肥料是那樣利農，其肉脂是那樣香醇，總能順其自然。但經教授學士開導，白銀大洋誘惑，一些有識之士再也不能與其和睦相處了，巴不得它少吃、多長、快長，長得瘦，長得美。于是乎，各國洋豬被接駕入川，住漂亮豬舍，吃高貴飼料，坐等土豬朝圣。然幾經折騰，洋豬水土不服，病的病死的死，少數幸存亦留農場供好奇者參觀。

民國時期，四川養豬業出現了劇烈變化，有官辦養豬之變，有民間養豬之變，有養豬政策之變，有養豬環境之變，有養豬觀念之變，有養豬目的之變。這些變化的集中體現，便是洋豬入川及土洋雜交大幕的開啟，是為川豬變種之轉折。

文/泡海椒（川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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