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洋”啟示錄

01

“溢出”的邏輯還成立嗎？

2018年夏天中美之間開始貿易戰，之后的五年多來，世界進入急劇變化期。從疫情到戰爭，疊加上各種觀念沖突，一系列之前難以想象的黑天鵝騰空而起，世界已是肉眼可見地回不到原來的樣子了。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會是何種走向？中國經濟此前在世界上的重要影響力來自于其世界工廠的地位，它銜接起上游的資源國（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與下游的消費國（主要是西方國家）。在這一系列黑天鵝的沖擊之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否已岌岌可危？如果這一地位即將不保，可能會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全球秩序因此可能會向何種方向演化？這些都是與當下中國人息息相關的問題。

2019年，我與幾位朋友一同到越南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研，這里號稱可能會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調研后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的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并非“轉移”，而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之后我也出版了題為《溢出》的著作，詳細解釋了背后的政治經濟學機理。然而，2019年各國間的沖突仍停留在淺層的利益沖突上，之后的各種黑天鵝，已經讓沖突進入到更復雜更深層，人們的考慮肯定已經不僅是利益問題了，這種情況下，“溢出”的說法是否還成立？或者，是否會有一些更復雜的國際政治學機理演化出來？這是我非常想要搞清楚的問題。

兩個多月前（2023年秋），我去印尼調研，重點調研內容之一是印尼市場上的OPPO，它進入印尼市場十年，目前的市場占有率達20%，排名第一，值得認真關注。這次調研與此前一年來我在國內做的一些調研相結合，差不多驗證了我的一些假想，并且還提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的方向。

圖 | OPPO印尼工廠

簡單來說，我對可預見未來的判斷是，制造業企業最近一兩年來從中國向海外的轉移越來越多，但這種轉移是有著結構性特征的，除非是生產流程很短、環節簡單、對供應鏈網絡的需求相對低的行業，否則轉移出去的基本上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前端環節在可預見未來仍然很難遷走；而最終環節的轉移，對中國未必是壞事，甚至會給當下步履蹣跚的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機會。同時，這種轉移很可能還意味著一個在未來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那就是，“中國”的影響力與“中國人”的影響力，可能會走上兩種不同的節奏，這是我們觀察未來秩序的一個關鍵角度。

02

制造業的后臺、中臺與前臺

要解釋制造業轉移的這種結構特征，首先得看一下制造業的組織形態在21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有一組數據有助于解釋這種變化，上世紀90年代，全球的商品貿易中，超過70%是制成品貿易，只有不到30%是中間品貿易，這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而到貿易戰打起來之前的2018年，數據正好反過來，超過70%是中間品貿易，只有不到30%是制成品貿易，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產品是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企業主導的生產流程所發生的經濟空間，與國家所主導的政治空間，已經高度不一致了。

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的分離，是以制造業企業組織形態的變化為前提的。在中低端制造業于21世紀初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演化出龐大復雜的供應鏈網絡，過去生產企業內部復雜的組織結構發生裂解。打個比方就是，要生產一種復雜產品，需要一百道工序，在過去有可能有七十道工序是在一個工廠內部完成的，分布在七十個車間，彼此間進行企業內部的合作；現在這七十個車間獨立成了七十個工廠，彼此間從企業的內部合作變成了外部合作。原來的一百個工廠，由此可能變成了七千個工廠，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形成一個龐大的、可以不斷動態重組相互配套關系的供應鏈網絡。網絡中每個工廠都高度專業化，效率極高；因為它們相互間不斷動態重組的配套關系，以整個網絡為單位，生產過程的彈性又極大。

圖 | OPPO印尼工廠車間女工

這種組織形態的變化，使得我們可以用當下互聯網的邏輯對制造業做某種類比。

互聯網發展了這么多年，如今逐漸演化出后臺、中臺、前臺三個環節，制造業也可以類似的模型進行分析。互聯網上的后臺是各種數據，中臺是各種技術能力的總成，前臺則是跟用戶直接交互的界面（APP）；前臺可以做得非常輕，需要什么技術能力，開個接口從中臺調取即可。制造業的類比，后臺是龐大的基礎設施網絡與龐大規模的熟練工人群體，中臺是可以高效率、高彈性生產各種中間品的龐大供應鏈網絡，前臺則是向客戶交付成品的最終組裝工廠。只要中臺網絡足夠強大，前臺工廠可以做得很輕，就是很簡單的生產組裝環節，需要的各種中間品直接從中臺采購。

基于一年多以來在國內外的一系列調研，我差不多形成如下初步判斷，那就是，企業近年從中國向海外的轉移，除了生產流程很短、環節簡單的某些行業之外，其他行業所轉出的主要是前臺，中臺本身則很難轉移出去。

可以從理論層面先簡單分析一下。假設中國的中臺也能轉出去，海外目前沒有哪個地方具有如此龐大的體量能夠承接這么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只能承接若干個片段，但這就意味著規模效應的喪失，整體效率會下降；同時，中國這邊會出現大規模失業和破產，相應地會導致中國的要素價格（勞動、土地、資本的價格）大幅下跌，而轉入地的要素價格則會飛漲。海外相對中國現有的成本優勢一下子就逆轉過來了，這個逆轉本身就會抑制進一步的轉移。現實的案例就是，隨著制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其首都河內周邊工業區的土地租金價格，已經和深圳差不多；印尼現在也面臨著要素價格在大幅上漲的處境。

更具體的案例就是，OPPO在印尼的工廠已經投產八年，產量相當不小，今年有望獲評印尼“燈塔工廠”。但其工廠主要是完成組裝，進行本地銷售；至于上游的大量一級供應商，只帶過來印尼非常有限的幾家，其余的部件仍然要到中國國內來采購，為一級供應商供貨的二級供應商，則一家也沒有跟來印尼。此外，我在國內也調研過其他一些企業，明確有出海設廠的規劃，但也明確告訴我，其上游供應商很少會跟著出去，海外工廠主要還是會在國內采購零部件。上游的供應商便是屬于前面所說的中臺，直接面向終端渠道的組裝廠則是屬于前臺。由于各種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原因，前臺可能會有必要轉出來，但中臺則很難轉出來了。

03

前臺轉移出來的現實效應

但無論如何，前臺畢竟還是從中國轉移出來了。這對于中國的經濟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又得看當下中國的經濟形勢。雖然這幾年國內經濟形勢并不理想，但中國制造業的存量仍然是很強的，目前主要是增量部分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造成增量困境的原因很多，并不全是經濟方面的；但麻煩的是，存量的活力是需要靠增量拉動的，如果增量沒有了，則存量就處在半植物人狀態了。這是當下中國經濟步履蹣跚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遷出的前臺，反倒在海外提供了增量，讓仍然留在國內的存量中臺有了一點呼吸的空間。目前出海的前臺所帶來的增量規模，遠遠不足以彌補國內目前虧欠掉的增量，但肯定是要好過沒有的；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應當鼓勵企業更多出海。畢竟，當下就生產角度而言，能夠出海的基本上都是屬于前臺，它們出海越多，對于國內存量中臺的拉動力就越大，于是國內經濟就越有呼吸的空間。

我在與另一朋友討論此事，提到中臺很難遷走時，他說，“所以你認為中國的制造業優勢仍然能夠保持？”我回答說，這種評價可能過于簡單化了，因為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何謂“優勢”。

在制造業的中臺（從而是制造業的主體）仍然還保留在中國這個意義上，我確實認為“優勢”還是能保持的。但在“利潤究竟發生在哪”這個意義上，就不一樣了。因為具體的經濟運行中，通常是前臺比中臺的利潤空間更大，前臺的轉移可能會將相對大的利潤空間帶走，這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規律，不可能通過行政命令來改變的；如果因此阻止前臺轉移，則被阻止的前臺部分可能也就死掉了，剩余的中臺部分則會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因為能拉動它的經濟增量部分變得更少了。前臺的順暢轉移會給中臺以拉動力，但中臺很可能必須承受利潤微薄的現實。于是會出現一種看似矛盾的狀況，一方面，全球制造業的中臺（從而是中心）仍然留在中國這邊，另一方面，這邊的日子還是會過得非常艱難。這兩個事情是互不排斥的。

至于出海的前臺部分，在海外亟需要打造出品牌形象，向更高端領域拓展，從而才能夠持續地給國內的中臺提供拉動力。

OPPO在這方面是個很不錯的案例。它目前在印尼的市場占有率已超過了三星，但是品牌影響力的積累仍然不如三星，所以近年著力在這個方面進行打造。一方面，OPPO廣告的覆蓋力度相當大，幾乎隨處可見其廣告，并且在產品差異化競爭上發力，包括重點推折疊屏產品等，頗見成效；另一方面，OPPO也在雅加達的核心商務區的購物中心里精心打造了兩個旗艦店。旗艦店的店面規模巨大，氣質也頗為不俗，兩家定位各有差異，其中一家看上去不像是個手機店，而像是個藝術展廳，另一家則是設計感、科技感十足。這樣的品牌形象可以帶來更多的品牌溢價，從而形成對中臺更大的拉動力。

圖 | OPPO印尼Gallery門店

04

新南洋：“中國”與“中國人”

近年來的地緣沖突驅動著很多前臺企業外遷，尤其是有些國外客戶會明確提出要求，要求中國這邊長期合作的前臺企業必須在海外設廠，否則就不再給訂單，于是它們被迫出海。如果沒有這種來自海外的壓力，則這些企業未必會愿意離開舒適區，也就未必會有多大的出海動力。

但這一過程可能會帶來一個很有趣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影響力與“中國人”的影響力可能會開始走上兩種不同的節奏。具體說來，就是地緣沖突可能會讓“中國”的影響力面對更多挑戰，但是過程中被迫出海的企業，卻可能會讓“中國人”的影響力更多地傳導出去。

出海的企業（前臺）與國內的中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于是我們看到的“全球化退潮”，更多地是在政治層面上；經濟層面上則全球化正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深化展開。這也是前文所說的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日益不重合的又一種表現。

這一前景，帶來一系列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下面姑且列出兩個。

第一個問題。出海的中國企業，目前其規模仍然很有限，但是假以時日，其規模可能就不能小覷了。中國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因此可能會遠大于其GDP（國內生產總值）。

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升值，日本便在海外大量購買資產及投資，其GNP逐漸變得遠大于其GDP，這讓今天的日本在應對國內的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時，回旋余地大了很多。中國的GNP大于GDP的過程機理與日本大不相同，但這在未來也可能會讓中國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只不過今天我們必須思考，這種回旋余地要想能夠成立，國內方面所需要的一系列條件是什么。

第二個問題。出海的中國企業，背后實際上是大量出海的中國企業家。這些新一波“下南洋”的企業家，不同于一個多世紀以前下南洋的華人。后者多半是窮苦無著而到南洋搏生活，前者則是帶著資本、技術、管理經驗等等一系列資源“下南洋”，同時還可以依托國內的龐大中臺，調動起各種方向的比較優勢；他們所下的“新南洋”也不再僅僅是東南亞，還可能包括中東、拉美乃至東歐等等地區。這群出海企業家會給所在國帶來經濟收益，但也可能會面臨所在國的一系列挑戰，尤其是規模擴大之后，可能會有更多的挑戰出現。他們未來需要怎樣的一種規則演化，以便讓自己能夠更加順暢、安全地經商，也能讓相關各國都免除不必要的擔心，實現多方共贏的效果？他們在推動規則演化的過程中，與西方資本、東亞資本、在地資本等等可以有怎樣的合作關系？為了推動那些規則的出現，這些出海企業家需要怎樣的一種秩序想象？那些新的秩序想象力，背后又需要何種知識來支撐、補足？這些都是值得不斷深入下去追問并回答的問題。

無論對前述問題會如何回答，對出海的企業家來說，都有個現實的需求，就是演化出新的人際網絡，這是能夠推動前述演化的基本前提。

OPPO的出海在這方面又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案例。大約十年前OPPO出海到印尼時，帶隊去開拓的人叫李杰。李杰能力非常強，披荊斬棘打開了印尼的市場，但過程中發現印尼的物流能力跟不上，導致交貨吃力，于是開始嘗試自建物流系統。做了幾年之后，李杰發現在印尼做物流是個有前途的事情，于是在OPPO的印尼局面初步打開后，他就辭職創業專門做物流公司。后來這個公司做得很大，甚至又從印尼返回到中國大陸拓展業務，成為目前大陸內部順豐和“三通一達”之外最大的物流商，這就是極兔公司。

由于李杰的示范效應，于是OPPO在印尼的多位員工陸續出來創業，如今已經有做母嬰產品的、做美妝的、做咖啡的等若干個公司，都已經做到了印尼本土的行業前三的地位，其他還在繼續發展中的公司就更多了。由此一來，在印尼就形成了一個“中國人”的創業集群，他們做的事情很多已經與OPPO沒有什么關系了，但是源于OPPO的人脈網絡卻無疑帶來了相互支撐的關系。

這里形成了中國出海企業所構建的未來秩序的一個雛形。這個雛形仍然很初級，離我們前面所說的“新下南洋”所呼喚的新秩序仍然很遙遠，但無疑給我們打開了一種新的想象力空間。